新聞現場的寂靜之聲

本文轉自：半徑Radius

「隱毒沙下」2015年10月

“新聞攝影給了我一個抵達現場的機會，抵達之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說這番話的陳杰正坐在永安村一幢小洋樓的客廳裡，推開窗滿目綠油油的小麥和金燦燦的油菜花。正值清明時節，暖風燻人，萬物生長……這個階段的陳杰，感受到了一種“自如感”。

攝影藝術家、著名記者陳杰眼下生活在離杭州城西十幾分鍾車程的永安村，村子緊鄰苕溪北堤，遇到漲大水有可能變成一片澤國，稱它“杭州的黃泛區”也算比較貼切。從 4月蛙鳴，5月收麥、種水稻，到11月播麥，冬天看霜打麥苗——他不再按照日曆生活，而是跟著作物的生長週期走。

陳杰工作照

“這種節奏讓時間變得更加具體、可感。在城市裡，時間反而是抽象的；而在田野裡，時間是一種實體的、不斷變化的生命現象。”

陳杰攝影作品展「無有慰藉」將於4月13日-5月22日在天目裡目裡空間舉行。一週前，想象力學實驗室的郭熙發給我陳杰攝影作品的PDF，震撼和觸動之餘我分明看到了一個誠實的社會觀察者和記錄者，在二十年的職業生涯裡，無論是《懸崖村系列報道》、《沙漠汙染》，還是《天津大爆炸》不經意間呈現的寂靜力量，他用鏡頭見證了大時代下人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困境，而影像的力量最終也帶來積極的改變。

上：「侵蝕」2019年10月

下：「開膛的高山草甸」2017年8月

當我們坐下對談時，陳杰說過去這些年自己就像個戰地記者到處跑，每次都無一例外地出現在國內外諸多重大事件的現場，比如2008年緬甸海嘯，他第一時間趕過去，拍完緬甸又立刻飛到汶川地震現場；後來日本大地震的第三天，他趕到福島，甚至跑到核電站門口拍攝。

真正的經驗是行動中產生的，一直保持創作、保持表達、保持在場的陳杰，在近幾年間發生了一些改變，對他來說，“記錄”顯然已經不能滿足他的內在感受，他開始更多用攝影去“表現”，“越是平靜的事物，越難用攝影去表達。新聞攝影講究文獻價值——它追求的是事實呈現，而現在的我更想用影像去剖開表象，找到那個‘裂縫’。”陳杰引用海德格爾的一句話：“藝術作品是物的裂縫，光從這裡湧入。”這句話太美了！

上：「視角」2015年3月

下：「石垛上的女孩」2018年6月

籌備了一年的「無有慰藉」將呈現106件作品，其中80%的作品都是之前沒發表過的“邊角料”——不是作為新聞報道去拍的，而是在延宕的過程中，身心放鬆時捕捉到的偶然瞬間。它們不像新聞照片那樣明確指向一個事件，卻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人、自然、社會的關係。

“羅蘭·巴特在其最後的著作《明室》中，透過對攝影本質的哲學反思，提出了兩個關鍵概念——‘此曾在’和 ‘刺點’。我理解的‘此曾在’，屬於那個時刻的歷史，是一種見證。但藝術的能量能延續更久。”

「移民村」2018年4月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趕赴現場拍攝對陳杰來說輕車熟路——衝過去，拍到畫面，完成任務。但現在他想突破的是事實背後的真相，以及如何用影像表達自己的內在感受。

在陳杰看來，傳統媒體裡攝影和視覺報道的功能相對比較侷限，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他選擇從主編崗位退下來，迴歸一線當記者，“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值得更深入地去表達。我希望能透過影像去真正挖掘現實，而不是像大多數傳統媒體那樣，把很多深度內容變成碎片化的浮光掠影。攝影本身的價值應該是更深刻的，它不僅僅是對事件的深度記錄，而是要成為一種表達的方式。”

8米×6米的《沙漠管道》是這次展覽中最大尺幅的作品，“按過去的習慣，我可能會直接對準排汙口，拍一個直觀的汙染場景。但那天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需要用更抽象的方式去表現。”陳杰至今記得當時他在沙漠裡走了很久，天都快黑了，光線很差，只見那個管道孤零零地橫在沙丘上，他總共就拍了兩張，“那一瞬間，我感受到的不僅是汙染本身，還有我的擔憂、疲憊、刺鼻的氣味——那種味道十幾公里外都能聞到，頭疼得厲害。這些情緒全被壓縮排畫面裡了。”

「風沙剝出的排汙管」2014年9月

沃克·埃文斯的創作就給了陳杰很大啟發，“他的偉大之處在於用藝術性的觀察方式記錄現實，既保持紀實攝影的真實性，又賦予其藝術表現力。我在《沙漠管道》系列中就嘗試延續這種創作思路——透過對環境細節的精準刻畫，讓作品既能呈現生態問題的嚴峻性，又具備獨立的美學價值。”

從拍攝《沙漠管道》開始，陳杰內心獲得了一種真正的自由感，當生機從內生長，便也開啟更豐富的生命維度。

時隔十年，陳杰再看這張照片，反而成了他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因為它記錄的不只是汙染，更是當時作為“人”的體驗。

「懸崖上的放學路」2016年5月

人間世流轉不息，晨昏更替，每個微小的潮流下，都有無數個具體的人和具體的生活。從四川的懸崖村，到沙漠裡的造紙黑液、三江源採礦帶和冷湖遺棄的小鎮，陳杰一直堅持一個理念，就是做“干預現實”的攝影報道，不過對這個詞的理解也在不斷變化。

“早年，我對‘干預現實’的理解比較直接，比如看到一個困難中的人，我會希望透過媒體的傳播幫助他改變命運。但這種方式的影響是有限的，它可能只針對某個具體的人或事件，卻沒有觸及更深層的社會問題。

後來，我意識到攝影的干預性應該有更大的延展性——它應該去關注公共領域的問題，讓更多人瞭解事實背後的原因。比如懸崖村的報道，最初它只是我們在考察金沙江流域生態和人文時發現的一個個案。如果僅僅是報道這裡的孩子們每天攀爬懸崖上學的危險，可能只能改變這一個村莊的命運。但我覺得媒體的作用不止於此。

當年，我和另一位記者劉旻一起去調查，不僅記錄了這個村莊的生存狀態，還分析了它貧困的深層原因——地理條件、家族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等等。我們找了一些地質學家和規劃專家，對這個地區做了分析，甚至探討了旅遊開發的可行性。最終的報道超過了一萬字，遠遠超出了簡單的新聞記錄。”

「懸崖上的農家」2016年6月

《懸崖上的村莊》發表後，引起了極大的社會關注，後來，政府調整了整個涼山州的扶貧政策，懸崖村的村民被搬遷到了縣城，而村莊本身也變成了一個旅遊景點。

這並不是終點，陳杰和劉旻後來又做了多次回訪，關注移民後的生活方式變化。2020年，懸崖村的村民全部搬遷到了縣城的社群裡，過上了現代化生活。在他們看來，這個改變是巨大的。不過，這種快速的城市化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傳統文化如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年輕人是否仍然保留自己的身份認同？

“懸崖村現在成了一個旅遊景點，投資了上億元開發旅遊業，每年有大量遊客去打卡，這也是當年我們報道時就提出的可能性之一。但媒體不能只滿足於問題的解決，還要關注新問題的產生。”陳杰和劉旻還在持續記錄、觀察這種社會轉型，“因為扶貧不僅僅是改變居住環境，還涉及文化和社會關係的重新適應。媒體的責任不僅僅是一次性的報道，而是持續關注整個過程。”

「玩耍」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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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陳杰

從《懸崖上的村莊》到《天津大爆炸》，你在作品中延續了什麼？又改變了什麼？你的創作理念是怎麼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的？

藝術家伊特卡在她的《森林》影像作品中寫道：“我走過的路是我回頭看見未來的路。”我被這句話所傳遞的欲說還休的意味迷住了。我時常在自己的意識裡把時間的沙漏倒轉，不斷地在過去、當下和未來穿越，似乎想探明一些事情。在我們的生命中，總有一些不能命名、形容的事情，它們就在那兒。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藝術作品除了物的因素外，還有某種別的東西。那麼，我所執拗於探明的就是“某種別的東西”。

以前拍報道攝影，我們太追求目標了——衝到現場，拍到關鍵畫面，發稿，任務完成。至於過程中的觀察、感受，常常被忽視。劉旻跟我說：“你任務之外的‘延宕’照片反而更好。” 確實，當我不帶著明確任務，只是按照自己的直覺去觀察時，拍的東西反而更接近本質。

當年去天津大爆炸現場其實還是很危險的。

爆炸發生時，我當時在吉爾吉斯斯坦做專案。看到新聞後，我立刻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就提前一天回國，當晚到北京。第三天凌晨，我去了現場。我關注這件事有兩個原因：一是事件本身就足夠重大；二是當時網上流傳了很多影像，但我發現沒有一張能真正高度概括這個災難的象徵性畫面。

那時候，我不是以一個純粹新聞報道者的身份去的，而是帶著一個問題：如何用一張照片去記錄這個事件的本質？

你當時是怎麼找到那個標誌性的“黑洞”畫面的？

凌晨到現場後，我找到了一棟18層高的在建大樓，它和爆炸核心區隔了一條高速公路，所以主體結構完好，但玻璃全碎了。我站在那兒，用無人機飛進爆炸區巡視，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坑，但當時煙霧還很濃，拍攝條件不理想。

到了下午，天氣突然轉晴，能見度變得極高。我再次起飛無人機，飛到大概300米的高度往下拍——那個視角很特殊，它不是細節堆疊，而是一個宏觀的、帶點抽象的俯瞰。然後，我看到了那個巨大的黑洞。

那一刻，我被震撼了，因為它恰恰是我想要表達的東西。這個黑洞不是直接展示災難的殘酷，而是用遮蔽的方式去揭示真相——有時遮蔽比揭示更具力量。就像爆炸後的寂靜，它的張力甚至比爆炸瞬間更強烈。

「爆炸之後」2015年8月

這種“寂靜的力量”似乎成為你面對災難題材的一種視角？

我一直認為，當兩個勢均力敵的人掰手腕靜止時，那一刻積蓄的力量才是最強大的。攝影也是這樣，平靜的畫面往往比激烈的表達更有衝擊力。

這張照片拍完後，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因為它不僅僅是事件記錄，而是提供了一個更高維度的視角，讓觀者自己去思考災難背後的含義。

那些展現環境破壞、自然災害的作品，創作過程中，如何將你的價值體系融入於攝影作品中？

早期媒體對環境問題的報道往往是“點狀”的，僅聚焦於具體事件本身，更多是為了追求熱點，而忽視了對環境損害背後根源的探究。這種碎片化的報道方式難以為公眾提供全面認知。

我起初也是單點報道，後來透過與環保律師、專家、NGO合作，逐步建立起專業視角。瞭解到1999年西部大開發後一些高汙染高能耗的企業藉機向西部遷移的背景，我開始系統性調查西部和西南地區的環境問題，如騰格裡沙漠汙染等。這些地區普遍存在法規不完善、公眾意識薄弱、地方政府監管不足等問題。我們的調查最終促成16個案例獲得國務院掛牌督辦，推動了問題解決。

環境報道在今天的社會變革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從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開始，中國的環境治理髮生了質變。媒體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推動具體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全社會環境意識的覺醒。

比如北京空氣質量的變化——從過去每年僅1/3的藍天，到現在大多數時候可見藍天，這背後是整個區域環境政策的調整和公眾環保意識的提升。因此，媒體的真正價值在於推動系統性改變，而不僅僅是曝光一個又一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