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將爺
忍了幾天，還是想說一下湖南師大和胡適這次一起捱罵的事。
前幾天，湖南師範大學在官微上引用了這樣一句名言：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胡適
就是這麼一句教育名言，因為是胡適說的，就引來了各種圍攻，帽子扣得極大，棍子打得很兇。
對胡適，攻擊者稱為“漢奸”“反動派”；對湖南師大引用行為，則上升到“意識形態責任制”層面，指責“該校有沒有黨委”。
這句名言其實是很好的，出於胡適在《學生與社會》的演講，比喻精妙，直指教育要義，在今天很有價值。
當然，攻擊者也都知道，胡適這話本身沒問題，他們要攻擊的，只是胡適這個人。
湖南師大也知道這話沒問題，面對輿情洶湧，他們還是慫了，嚇得把“胡適”二字趕緊給刪除了，只保留原句。
這個操作邏輯，細思極恐。
如此這般，難道以後“胡適”名字也不能提了？這又是怎樣的公共文化災難？
事情過去很多天了，我還是覺得有根刺，紮在心裡面，一想到文化，就生疼。
我寫過胡適有很多次，每次，哪怕只是提一下先生名字，後臺同樣是各種髒罵和恐嚇，排山倒海。
久而久言，面對這陣勢，我精神抑鬱，對現實環境漸然絕望。
胡適這個人，做過北大校長，領導了新文化運動，推動過白話文改革，也為抗戰四處奔走求援。
這些年，官方關於胡適的出版物，也無處不在。
總之，理解胡適35個博士學位背後的寬闊與深刻，懂得胡適“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有多麼理性和務實，明白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多麼仁善和自謙，感受胡適”再造文明之夢“的理想和情懷，就一定會明白，為什麼會有一種共同聲音，叫“錯過胡適一百年”。
對這麼一個真正的大師，那些人見到名字，不看內容，就開瘋狂攻擊，而且，帶著一臉文化自信。
這是文化災難，原本需要公共力量糾偏。
湖南師大，對胡適說的話顯然有文化判斷的自信，覺得沒錯。但，他們對抵抗攻擊胡適的瘋子們，已經毫無自信，認輸服軟。
刪除名字，保留句子，這不是光彩的公共文化行為。對這種示弱行為，我不能接受。
說白了，就是官方機構在文化傳播和價值傳播的時候，已經被一幫無知無理的野蠻人捆綁到連尊重基本智慧財產權的底線思維都沒了。
這是一種文化的災難，是對文明的侮辱。
那麼，這幫如此無知的群體，到底是怎樣的人群呢？
我今天狀態不好，就簡單給這幫人做個畫像吧。我認為，他們就是“司馬南和女人在美國白沙上翻滾後雜交的遺種”。
這個句子，只是我內心的一種複合意象，它象徵著一個文化、利益、人格處於極度混亂、錯亂、凌亂、雜亂、瘋亂的示醜群體。
對，可以簡稱為“司馬南遺種”。
這幫人打著“愛國”旗號，一邊搞得民營經濟灰頭土臉，一邊把文化精神搞得黯然無關。
這次湖南師大在對他們的忍讓迴避，敲響了文明的喪鍾。
請注意，我並不是說胡適不能批，不能罵。事實上，胡適的一生，是受人敬仰的一生，也是捱罵不絕的一生。
我最感佩的是，甚至就是胡適本人對待捱罵的態度。
1930年，胡適曾這樣說：“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又這樣說：“我捱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
如此對待批評的氣度，我幾乎不曾再見過。
顯然，胡適先生是希望批評能在文明和知識的軌道上。
命運殘酷，如果只是罵罵，只是停留在紙面，最多也就需要心理建設而已。
遺憾的是，這類攻擊往往會從紙上走進生活的——1957年，胡適之子胡思杜被劃為右派，自殺而亡。顯然，這與其父胡適被貼的身份標籤有關。
作為一個觀點表達者，我最感傷的是，司馬南的遺種並不只是在網上，他們更多是躲在現實的幽暗地帶，身上爬滿了蛆蟲，手中執到砍刀利斧，殺得文明逐光者節節敗退。
比起個體，湖南師大這種家211、雙一流高校，在文化、組織、人力方面，顯然更為強大。
更何況，他們還有著“仁愛精勤”這樣的校訓！
但，在腦殘攻擊面前，他們採取去掉“胡適”名字這種低階退讓措施，讓仁善對兇惡的示弱，讓文明對野蠻的服軟，這，就是是精緻利己主義對真理和文明的背叛。
這個文化導向是非常不好的。
胡適早就脫敏，其文化思想早就成為普遍共享的精神財富，國家海量出版物和無數公共論壇，都說明胡適在今天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然而，作為文科類高校，湖南師大在守護常識和文明方面，草草選擇退場，無疑會帶來“胡適”敏感這種莫須有的文化幻覺。
試想，如果每個文化教育單位都是如此，胡適的精神學養還能有存在空間嗎？在真理和文明面前，豈不是製造出更多沉默的大多數？
說白了，這樣做法，就是拱手把文明陣地交讓給野蠻人群來踩踏。
這幾天，想起湖南師大這事，我總會想起在東方學、語言學家、文學、國學、佛學、史學等等領域都極有建樹的季羨林先生。
1999年，88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訪問臺灣，到胡適墓園祭拜之後，寫下著名的《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那麼，今晚，我就把文章中這幾句話分享給各位：
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胡適去世後），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
近幾年來（上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汙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胡適文集》），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
現在我環顧陵園……站在那裡，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彷彿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
這是季羨林先生對胡適情感的半個世紀心路歷程。
從中不難看到，他對胡適的愛與尊敬，曾經是如何壓抑著，後來又是如何拿出勇氣進行正名。
終於，在上世紀末站在胡適墓前，又如何因為“歷史畢竟是動了”的進步，而對未來走向文明充滿期待。
如今，胡適先生已經離開超過半個世紀了，季羨林先生逝世也有十餘載了，如果他們在天堂相遇，季先生應該會告訴胡先生，這個世界是在變好的。
只可惜，這次季羨林可能判斷錯了，他那樣的勇敢和樂觀，現在已經越發稀薄了。
胡適先生曾為北大校長，季羨林曾為北大副校長，如今，他們的名字似乎都已經配不上見於湖南師大的官微了。
勇敢是一種稀缺的品質。這不只是針對個體，更多還是需要文化機構進行公共責任擔當。
抱歉，湖南師大，我不能接受你們在野蠻面前如此示弱。
在常識面前，在文明面前，這樣做，格局真的小了。
PS：全文完。共2788字。這事，大家有什麼看法，全在留言區交流，我想聽聽大家的真實想法。請大家掃下面二維碼，加好友以保能及時找到我，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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