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可能是在這段時間才第一次聽到「Grooming」這個陌生的詞彙。
這個詞，英文裡原本意為「修剪」、「梳理」，聽起來柔軟、親暱，彷彿是飼主溫柔地為寵物理順毛髮時的動作。現代中文裡目前沒有普遍使用的可以對應「Grooming」的專有詞彙，一些人將它直觀地翻譯為「性誘拐」、「性掠奪」。
前段時間，東亞娛樂圈接連曝出的事件讓這個詞頻繁進入公眾視野。
韓國女演員金賽綸的驟然離世，以及隨後其家人對男星金秀賢的控訴，迅速掀起輿論漩渦。一時間，有人將金秀賢指責為戀童癖，也有人認為這是場愛情悲劇。
還有些輿論質疑：「你怎麼不早點離開？」就像許多被 Grooming 的受害者一樣，她們陷入了難以訴說的困境，甚至在求救之前，就已經被判定為「不完美受害者」，被道德與社會所拋棄。
因此，我們今天談談 Grooming，談談那些被冠以「愛」的關係，究竟如何一步步蛻變成傷害與剝削。
01
Grooming ≠ 「戀童癖」
當人們第一次接觸到「Grooming」這個概念時，很容易將它與「戀童癖」混淆。然而，兩者之間並非完全等同。
在心理學研究中，戀童癖（Pedophilia）指對青春期之前的兒童（通常為 13 歲以下）持續產生強烈的性慾望和性幻想，這種慾望存在嚴格的臨床標準，例如持續半年以上並導致社會功能損害。[3] 這是一個與性高度掛鉤的概念，被指控收藏多部兒童色情片的黃子佼無疑符合這個定義。
相對而言，Grooming 雖然也可能涉及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害，但更核心的特徵，是操控與權力濫用。美國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柏林指出：「Grooming 的本質，並非簡單的性慾驅動，更常見的動機是權力的控制感與掌控欲。」[4]
也就是說，Grooming 的本質不單純只是「戀童」，更準確地說，它是一種系統性的心理控制與權力操控。在權力不對等關係中，權勢方透過精心安排和操控，逐步侵蝕弱勢方的心理防線，最終將對方置於徹底掌控之下。
瓦內莎·斯普林格拉在回憶錄《同意》中曾描述：「他們說我不是受害者，而是同謀。」
這正是 Grooming 最典型的現象之一：將受害者塑造成共謀者，從而讓真實的操控關係被誤解為雙方自願。性誘拐者尤其擅長操縱這種「同意」的幻覺。
《 同意 》
02
Grooming 的溫床：
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有時候，Grooming 從一束「溫柔的光」開始。直到多年以後，你才意識到，那並不是愛，而是一場「精心謀劃的侵佔」。
在社會學家 Allan G. Johnson 看來，角色定義了一個人在結構中的位置，而角色之間的本質性不平等，決定了所謂的「同意」是否成立。他在《見樹又見林》一書中寫道：「在權力懸殊的關係中，不存在真正的自由選擇。‘同意’只是系統賦予權力者的遮羞布。」[7]
在師生、老闆與實習生、成名歌手與圈內新人之間，這種「誰掌控資源」的問題往往是顯性的。
當資源掌控權進入親密關係，就變得不再好說——它不再是工資卡這麼簡單，而是「ta 的讚賞就是我對自己的全部評價」，「ta 說我是特別的，我才感覺自己不是一無是處。」
心理學家 Aaron T. Beck 提出過一個經典觀點：人類的自我認知建立於外界的回饋之中。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人對「自己是誰」的認知，很大一部分來自親密他人的肯定或否定。[8]
這正是 Grooming 者的操控起點。他們用「喜歡你」「懂你」「看好你」讓你感到自己是被選中的，是獨特的。接著，用輕描淡寫的語言侵入你的人格建構：
「你不是小孩了。」
表面是讚美，實則是一種框定——你要符合 ta 眼中的「特別」，你才值得被繼續看見、被繼續喜歡。而這時的你，早已不再為自己而活，而是在扮演 ta 寫給你的劇本。
瓦內莎·斯普林格拉在《同意》一書中寫道：「他們說我掌握了主動權，其實是他給了我一套劇本，然後讓我誤以為那是我自己的對白。」
《 她和她的她 》
03
Grooming 如何
誘導人們步入陷阱
在心理學與社會學領域，Grooming 被廣泛研究，並被視為一種漸進式操控過程：
1. 建立信任與情感聯結
最初，操控者會透過關心、關注甚至禮物給予，建立對方的信任與依賴心理。這種初步的「饋贈」讓受害者感到溫暖，甚至產生了感激和情感聯結。
《性權利》的作者埃米婭·斯里尼瓦桑對此指出：「當相對無權的一方同意與有權的一方發生性關係時，這是名副其實的同意嗎？在這種關係中，權力差距往往會扭曲受害者的感知，讓他們相信是自己掌握了主動權。」[2]
2. 邊界模糊
緊接著，操控者會逐漸模糊私人界限。從公開場合的關心、幫助逐步推進到私人空間，比如逐漸私下見面、個性化關懷，甚至逐漸進入身體接觸的領域。
社會學家戴維·芬克霍提出，操控者的目標是透過逐步推進使受害者適應「越界」行為，讓受害者難以明確拒絕。[5]
就像斯普林格拉回憶自己 14 歲時被操控的經歷：「每一步都看似自願，直到我意識到，界限早已被悄然抹去了。」[1]
3. 建立共謀感
在關係推進中，操控者經常給予所謂的「好處」或「恩惠」，例如禮物、金錢，甚至是權力和資源。這樣做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心理債務，讓受害者認為自己有所虧欠，難以抗拒後續的要求。
正如《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李國華送給房思琪禮物，並堅稱這是「愛的禮物」，實際上卻是為後續侵犯創造了心理障礙，使得房思琪難以抗拒甚至自責。
4. 全面控制
最終，操控者會實現對受害者生活的全面掌控，包括情緒、行為決策甚至對自身價值的認知。受害者的自我意識逐漸被吞噬，難以意識到自身的處境。
社會心理學者 Craven 等人在 2006 年的研究中指出，「Grooming 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性接觸的手段，更是一種更全面的心理操控過程。它的核心目標在於隔離受害者、製造依賴，並最終掌控其行為與對現實的認知。」[6]
Grooming 表面上的溫柔與善意，掩蓋了對個人心理和人格的逐步侵蝕。
《 同意 》
04
一場「社會性失明」：
受害者為什麼不拒絕？
我們對於施害者的想象，時常偏向極端。
Ta 應該是個陰沉猥瑣、令人厭惡的怪物。但很多時候，施害者的面具恰恰是「溫柔」。他們有耐心，有知識，願意聽你傾訴，願意教你成長。甚至從不逼迫你。
他們會在每一次對話中巧妙地植入「我懂你、我比你更清楚你自己」的訊號。社會心理學研究者 Craven、Brown 和 Gilchrist 在關於性掠奪行為的研究中指出：「施害者往往具備高社交能力、極強的情感操控技巧，並透過建立信任逐步取得受害者心理控制權。」[6]
很多時候，grooming 的受害者並不會一開始就感到痛苦。甚至，她們覺得自己是幸福的、特別的、主動的——心理學中被稱為「適應性認知扭曲」（adaptive cognitive distortion）：當無法逃脫，就說服自己這就是我想要的。
創傷心理學家 Judith Herman 指出，面對不對等權力帶來的侵害，人類天然有三種本能反應：逃跑、反抗、凍結。而最常見的，便是凍結與順從 [9]。因為當你覺得自己無法拒絕，就只能裝作這是一場「愛的冒險」。
而這種反應，往往在外界眼中變成了「享受」。於是有人說是受害者心機，有人說是配合，有人說她後來怎麼還聯絡他、還給他發訊息。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一個更殘忍的事實：
那些受害者所能保有的選擇權，只剩「讓這一切沒那麼糟糕」。
《 信任 》
05
如何看清、拆解、抵禦 Grooming
這幾年來，性騷擾、權力濫用、grooming 的事件一波接一波地湧現，我們以為自己越來越能分辨出傷害的形狀，可每一次，輿論的走向總是令人心驚。
以下一些建議，希望能夠讓你更好地保護自己：
1. 守住你與權力擁有者的邊界
親密不是問題，問題是模糊的邊界。對那些與你存在權力差的人（老師、上司、指導者等），儘量保持公共空間見面、溝通內容留痕、拒絕非必要的私下互動。不要怕「顯得不近人情」，你的界限就是你對自己的尊重。
2. 識別「善意」的操控
如果某人總在你疲憊、低落、失敗時出現；如果 ta 經常在你面前貶低他人又高估你；如果 ta 說「只有我懂你」「你不像他們那樣庸俗」……請記得這些常是操控者建立依賴的套路，別把操控誤當深情。
3. 問問自己：這段關係中我是否有同等的選擇權？
真正的「自由同意」，意味著即使說「不」，我也不會因此失去基本的尊重、機會與人身安全。如果你感覺你無法拒絕某人的「好意」，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選擇。
4. 不羞於求助
你可能覺得「事情還沒發生，不好說出口」「對方太有權力，說出來沒人信」，但及時的求助和記錄能極大降低你陷入 grooming 陷阱的機率。可以求助於心理諮詢中心，或向信任的親人朋友傾訴——你不需要獨自承擔全部不安。
在識別與防範 grooming 行為時，法律層面的規定也提供了關鍵的保護機制。
在我國，《刑法》明確指出：即使未滿 16 週歲的未成年人「同意」，只要對方是其教育、照護等職責身份人員，與其發生性關係也構成強姦罪（《刑法》第236條）。法律承認此類「同意」因權力不對等而無效。[10]
寫在最後
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加索曾在 42 歲，已婚並處於事業巔峰時說，「自己在人生巔峰時遇見了一個 17 歲的女孩，而她，也正好在'她的巔峰'。」
脫口秀演員漢娜·蓋茨比在 2018 年的專場《娜娜》中提到這句話時，她說：
「畢加索錯在他傲慢，他以為自己能代表所有視角。而我們錯在我們無視了一個 17 歲女性的視角，我們相信她的潛力永遠無法超越畢加索。」在那場演出中，40 歲的她說，「17 歲絕對，絕對，絕對，絕對不是一個女性的人生巔峰。我才在我的人生巔峰！有本事來挑戰我啊！我打賭沒有人敢來挑戰我，因為你們都知道，沒有什麼比一個曾經破碎卻又重建自我的女性更強大。」
《 漢納·蓋茨比告別秀：娜娜 》
作者 四月
責編 羅文
封面 《同意》
📄 參考文獻
[1] 《同意》（2023），瓦內莎·斯普林格拉，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
[2] 《性權利：21世紀的女性主義》（2024），埃米婭·斯里尼瓦桑，楊曉瓊譯
[3]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4] Berlin, F. S. (2014). Pedophilia and DSM-5: The importance of clearly defining the nature of a pedophilic disorder.
[5] Finkelhor, D. (1984). Child sexual abuse. New York, 101-15.
[6] Craven, S., Brown, S., & Gilchrist, E. (2006). Sexual grooming of childre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 12(3), 287–299.
[7] Johnson, A. G. (1997).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8] Beck, A. T. (1979).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Penguin.
[9] Herman, J. L. (2015).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Hachette uK.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2020). 《刑法修正案（九）》（主席令第61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1] American Law Institute. (2017). Model Penal Code: Sexual Assault and Related Offenses (Tentative Draft No. 5). American Law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