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右翼“最佳化”社會的危險論調，可能顛覆美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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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亨利·法雷爾、保羅·沃爾德曼

【導讀】近年來，矽谷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似乎與其道德滑坡同步發生——如今主導矽谷的不僅是保守派，更是一股尤其有害的右翼財閥勢力。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為探討這一問題，美國自由派專欄作家保羅·沃爾德曼（Paul Waldman）採訪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他長期研究推動科技行業發展的各類人物、思想和力量。

本文轉自“Nov”，原題為“當矽谷“變壞”：右翼勢力崛起背後的真相”，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保羅·沃爾德曼：好的，我想從幾個月前寫過的一件事開始談起，這件事源於我對矽谷的看法在不斷演變。大約二十年前，當我們觀察那些填充美國這一新興經濟引擎的科技領袖時，我們中的一些人或許會認為，他們有可能比早期的寡頭更具進步性。那些早年的寡頭——叼著雪茄的鐵路大亨、石油巨頭——長期以來主導經濟，並隨心所欲地操縱政府。而這些“書呆子霸主”似乎無疑聰明且富有遠見，他們持有自由派的社會價值觀，穿著隨意，營造出一種關懷員工的工作環境——至少當時我們是這麼認為的。如果資本家必須統治我們，那麼由他們來掌權或許比其他選擇要好得多。

然而，今天的情況卻大不相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正撕裂聯邦政府，其他科技領袖紛紛向唐納德·特朗普獻媚，科技行業日益成為監控體系和極右翼政治的助推器，產品品質日益低劣。矽谷似乎已徹底墮落。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探討這個問題，我今天採訪的是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他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的教授，也是當下對科技、政治與商業交匯點觀察最敏銳的學者之一。他的最新著作是《地下帝國：美國如何將全球經濟武器化》（Underground Empire: How America Weaponized the World Economy，與亞伯拉罕·紐曼 [Abraham Newman] 合著）。

那麼，亨利，我想從這個問題開始。你最近在 彭博社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Silicon Valley’s Reading List Reveals Its Political Ambitions），討論所謂的“矽谷經典”（Silicon Valley Canon），即科技巨頭們正在閱讀、相互推薦或擺在書架上的一系列書籍。這套書籍具體指什麼？它反映了這些人——而且他們幾乎清一色是男性——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看待政府，尤其是在他們如今的關注點逐漸轉向政治的情況下？

亨利·法雷爾：我認為，首先需要理解這套書籍所扮演的角色。去年年中，矽谷的一位頗具思想深度的研究者賈思敏·孫（Jasmine Sun）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著的《像國家一樣思考》（Seeing Like a State）會成為矽谷人士感興趣的書籍之一？這本書相當獨特，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探討了技術和工程思維方式可能帶來的詛咒，而非祝福。孫想知道，為什麼這本書會出現在那麼多矽谷人的書架上。

隨後，保守派思想家和作家塔納·格里爾（Tanner Greer）接過這個話題，他提出：我們是否可以討論一個模糊的“科技經典”概念？之後，Stripe 聯合創始人兼 CEO 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站出來說：“在我看來，這就是矽谷經典。”他列出了 43 本他認為影響矽谷思維方式的書籍。科利森明確表示，他並不認同所有這些書籍的觀點，它們未必是他個人會選擇閱讀的書，但在他看來，它們確實塑造並表達了矽谷人的世界觀。這套“經典”大致包括幾個網站，以及大量書籍。其中既有科幻作品，更充斥著各類人物傳記與團隊傳奇。它們傳達的核心資訊是：世界是一個充滿奮鬥者的舞臺，而這些奮鬥者通常是小型團隊中的英雄。書中的主角——幾乎清一色是男性，雖然不是全部——懷揣宏偉抱負，也有顯著缺陷，他們試圖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重塑世界。

所以，在我那篇彭博社文章中提出的觀點是，這種書單塑造了一種特定的心態，讓矽谷人士認為自己是精英，是在追隨過往偉大人物的腳步，例如塑造了現代紐約的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或者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因此，在這些傳記並列的敘事框架下，埃隆·馬斯克的傳記就像是在暗示，他不過是新一代“橫跨世界的巨人”中的最新一位——那些懷揣宏偉志向的偉人，他們憑藉自己的野心重塑世界。

我的觀點是，如果不瞭解這種自我認知，就無法真正理解DOGE，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馬斯克及許多其他矽谷人士如此熱衷於重塑世界。他們認為自己是那些願意打破無效體系、創造更美好世界的人，即便在這個過程中會“打碎無數雞蛋”，甚至損害他人的生計，但這只是成為“改變世界的偉大天才”的代價之一。

保羅·沃爾德曼：這似乎與我們曾經理解的矽谷精神背道而馳，或者至少與它曾經的形象不符。Whole Earth Catalog（《全球概覽》）最早於 1968 年在門洛帕克出版；對於不瞭解的人來說，它是一本極具影響力的雜誌兼工具目錄，旨在提供人們建立自己公社所需的資源。這種集體主義的理念曾被史蒂夫·喬布斯等人推崇，作為矽谷精神的一部分——最初，這裡是創造新型機器，後來又是軟體的誕生地。矽谷曾經的形象是一個開放、富有創意的工作場所，人們騎著滑板車穿梭其間，甚至可以帶著狗上班。它當時的理念並非“無論全人類是否願意，我們都要按照自己的形象來重塑世界”，而更像是“如果我們能創造出這些酷炫的工具，讓人們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不是很棒嗎？”那麼，我的問題是，矽谷是否從未真正具有這種左翼的集體主義精神？還是說，隨著財富的積累，科技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展出一種更為宏大的願景，並最終將自己視為站在社會頂端、俯瞰眾生的巨人？

亨利·法雷爾：我認為這種敘事存在部分真實性，但僅僅是部分。正如你所說，矽谷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確實源於 Whole Earth Catalog 這樣的思想體系。關於這一點，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有一本精彩的著作（《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討論了“賽博文化”（cyber culture）如何從反主流文化中孕育並演變成今天的形態。然而，與這種文化並存的，還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矽谷精神——它一直以來都同樣重要。必須記住，矽谷最初的起源本質上是一種軍事承包業務。它的根源是半導體產業，正如瑪格麗特·奧馬拉（Margaret O'Mara）在她的著作（《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中所描述的那樣。半導體的最早客戶是美國政府，特別是國防部，他們需要用於導彈制導系統的晶片。

因此，最初的矽谷實際上與美國的軍事工業體系有著深厚而緊密的聯絡。到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確實出現了一些反主流文化的元素，但與此同時，一種重要的右翼文化也在同一時期發展壯大，並且在塑造矽谷政治觀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的學生貝卡·劉易斯（Becca Lewis）撰寫了一篇非常有價值的論文，挑戰了特納的某些觀點。她指出，1980-1990年代活躍著一批意識形態活動家，“他們將矽谷創業理想與傳統核心家庭中的男性養家角色捆綁，宣揚個人計算機為創業者開闢了某種準精神領域，並藉此傳播保守理念”。（they tethered the ideal of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ship to masculinity and the male breadwinner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nuclear family and suggested that personal computers opened up a quasi-spiritual world specifically for entrepreneurs and used this to spread conservative ideas.）這實質上構成了"反主流文化中的逆向文化"，在矽谷的思想和政治討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此外，布魯克曼（Broockman）和馬爾霍特拉（Malhotra）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可能是唯一真正調查了矽谷高階人士（如風險投資家和企業家）價值觀的學者。這項調查表明，矽谷精英在社會價值觀上極其自由派，但在經濟觀念上，尤其是對經濟權力的看法上，他們與共和黨人非常接近。事實上，即便是在過去幾年馬斯克等人向特朗普陣營靠攏之前，這種經濟上的保守傾向就已經存在了。

可以說，矽谷一直以來都存在某種“自由意志主義”（liberaltarian）文化，這種文化在社會議題上高度寬容，但在經濟問題上卻傾向於反對工會。因此，當拜登政府執政後，許多科技精英開始重新審視自身的經濟利益，轉向右派，甚至投向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人所代表的勢力也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蒂爾這樣的右翼思潮一直是矽谷文化中的一股潛流。

保羅·沃爾德曼：這正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你還記得 2016 年，彼得·蒂爾——也就是 Palantir（這是一家充滿反烏托邦色彩的監控公司）的掌門人，同時也是埃隆·馬斯克的老朋友，兩人共同創辦了 PayPal——在 2016 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演講。當時，這被視為一個奇怪的異類現象。彼時，我們仍然認為矽谷與奧巴馬政府關係密切，不僅在財政上支援奧巴馬，還在他執政的八年間與華盛頓保持著頻繁的互動。而蒂爾則被視為一個“怪人”，甚至不太能被稱作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人，而更像是一個極端的自由意志主義者。

他在 2009 年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著名的話：“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相容的。” （I no longer believe that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compatible.）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作為他極端右翼立場的證據。但諷刺的是，如今這或許已成為矽谷 CEO 們的主流觀點。或許，我們應該反思：我們真的應該驚訝於這些身家千億美元的富豪敵視工會、主張低稅收和低監管嗎？早在當時，矽谷內部是否就已經存在這樣一個右翼群體，只是我們沒有注意到，而蒂爾只是那個最顯眼的人物？還是說，他在當時確實是個異類，而這場意識形態的轉變只是近八年來發生的？當時的情況究竟如何？這一變化到底有多大？

亨利·法雷爾：我認為，這種意識形態暗流其實遠比公眾認知的更深遠。斯坦福大學的政治理論家羅布·賴希（Rob Reich）曾在一本合著的書中提到，他曾受邀為一群矽谷的重量級人物演講。他沒有透露這些人的名字，但考慮到斯坦福大學與矽谷的緊密聯絡，我懷疑這些人確實是最頂層的精英。他們討論的主題是如何打造理想社會，而當賴希提到民主應該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時，竟當場遭到眾人嗤笑。也就是說，即便在幾年前，民主就已經被視為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矽谷內部一直存在著對民主的懷疑，對東海岸政治文化的懷疑，對所有那些根深蒂固的治理方式的懷疑。這種思維模式深植於矽谷文化之中，並體現在其商業模式上。例如，“快速行動，打破常規”（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這種口號不僅僅是科技創新的象徵，它還意味著對法律規則的有意挑戰。以 Uber 為例，這家公司基本上是以“先違法，再讓規則適應自己”的方式運作的。他們的戰略就是公然違反現行法律，迫使政府不得不妥協，以此打破計程車行業的壟斷。這種模式在許多科技企業中都是顯而易見的。

但有兩點發生了變化。第一，過去那些可能還比較羞於表達這些觀點的人，現在明顯變得更加直言不諱了。第二，除了這種表達的轉變，還伴隨著一場真正的激進化。雖然矽谷的大多數人仍然傾向於支援民主黨，捐款資料顯示，來自矽谷的政治捐贈仍然主要流向民主黨，但在矽谷內部，一些原本只是對民主持懷疑態度、對科幻式的另類社會模式感興趣的人，現在開始認為，自己的經濟利益和理想都促使他們採取更加激進的反民主立場，並支援更加激進的反民主政策。

而特朗普的上臺更是加速了這一程序。以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為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他曾推動《華盛頓郵報》採用“民主在黑暗中死去”（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作為其口號。然而，如今，他的立場似乎發生了巨大變化。據我所知，如今《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或意見領袖若要寫作，他們被鼓勵談論自由市場和個人自由，但民主卻不再是一個值得強調的核心價值。無論是出於商業利益還是意識形態轉變，貝索斯似乎已經將民主視為一個可有可無的話題，甚至刻意避開這個話題。我認為，他可能是矽谷中一個非常強大的小集團的左派，我認為，他們現在在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轉向反民主的方向。

保羅·沃爾德曼：這種轉變的根源或許深植於矽谷意識形態的核心——"顛覆性創新"（idea of disruption）。平心而論，這種理念本有其合理性：初創企業確曾以技術革命重塑行業格局與生活方式。但當"顛覆"淪為陳詞濫調（就連週五夜晚開發啤酒外賣應用的大學生都宣稱要"顛覆整個釀酒業"），當"徹底改造一切"成為所有創業專案的標配敘事時，其內在邏輯便開始異化——既然我們自詡為掃蕩陳舊體系的革命者，既然我們的願景如此恢弘卓絕，那麼為何不將矛頭指向政府體系？從技術顛覆到制度顛覆，不過咫尺之遙。

這種顛覆邏輯的終極形態，在埃隆·馬斯克摧毀既有秩序的狂飆中顯露無遺。民主體制確實存在諸多頑疾——制度僵化、效率低下、冗餘設計叢生。這些缺陷中，有些確需改革，但另一些實為制衡所需。馬斯克入主推特後的"休克療法"（即大規模裁員後選擇性回聘部分員工）常被引為正規化。需知社交平臺宕機數日乃至數週，尚屬可承受之痛；但若社保支票發放系統遭遇同等破壞，則將引發社會災難。

所以我在想，從這種觀念——即認為顛覆性創新是很好的，我們應該質疑現有的做事方式，打造能夠改變現狀、提高效率、改善工作效果併為人們創造前所未有機會的新工具，而那些被這種創新浪潮淘汰的舊產業，本就不值得存在——到認為我們應該徹底推翻已經存在了250年的整個民主制度，這中間的邏輯是怎麼來的呢？

亨利·法雷爾：所以我認為這又回到了你在一開始提到的一點，即我們確實需要承認矽谷所做的事情是有相當價值的。有些技術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我大概是那些記得谷歌搜尋引擎出現之前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人之一，我想你也是。因此，我認為很容易低估這種對世界具有顛覆性態度在過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未來仍具有的價值。然而，這裡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顛覆性創新是一種商業策略，但它並不適用於政治哲學，也不能作為世界執行的普遍理論。

正如你所說，許多現存的制度確實是混亂、複雜的，它們可能看起來低效，似乎應該被最佳化。但事實是，這些制度中很多部分實際上是“承重結構”（load-bearing structures），它們看似冗餘，實則維繫著整個系統的穩定運轉。問題在於，那些希望“最佳化”這些系統的人往往並不真正理解它們的功能。如果你以矽谷的思維模式來看待世界，這種思維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最佳化”思維。矽谷的顛覆性策略通常基於這樣一種方法：你看到一個複雜、不太高效的系統，然後作為工程師，你找到一種最佳化它的方法，將它拆解成一個簡化的結構，並設定一個所謂的“目標函式”（objective function）。在數學上，這個目標函式由向量（vectors）組成，你可以透過最大化或最小化這些變數，來逼近你想要實現的結果。一旦找到這個“最佳解決方案”，你就獲得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它能夠將原本笨重、低效的系統轉化為更加簡潔、高效、成本更低的系統。而這種模式往往還意味著更少的人工參與——因為它更依賴演算法，而不是人力。

當你開始涉及社會基礎設施，尤其是那些維繫我們團結在一起的社會與政治契約時，這種最佳化思維就不再奏效了。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些契約確實顯得極其低效，因為如果你從一個工程師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即便是像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它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函式”（objective function）。它們沒有一個可以最小化或最大化的價值集，而是由各種“膠水”和“補丁”拼湊在一起的混亂結構。之所以能夠維繫，是因為這些結構能讓持有不同價值觀、不同目標的人共存，並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和平。

因此，當你開始拆解這些系統，認為它們可以被最佳化、甚至可以被完全拋棄時，問題就會變得極其嚴重（這還是委婉的說法）。你可能會突然發現，那些在你的世界觀中被忽視的背景條件——比如社會的和平與經濟穩定——實際上是支撐你所做一切工作的前提。而一旦這些背景條件發生劇變，後果將不堪設想。我非常擔心，如果這種思維方式繼續下去，我們最終可能會面對的情況不僅僅是幾筆社保支付被延遲，而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因為社會不是一個可以被“最佳化”的系統。而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極端思潮氾濫的時期——有人真的相信，他們可以像改造 Twitter 一樣，把社會撕碎，再從中找出“真正需要”的部分重新搭建。但問題是，在社會或政府層面進行這樣的實驗，你會發現，很多你原本以為可以隨時取回、重新整合的要素，實際上已經徹底消失，無法再度拼接回原來的系統。

保羅·沃爾德曼：我想問問你關於科幻小說的看法。回到這次討論的開頭——這正是讓我曾經對矽谷充滿希望的原因之一。小時候，我是個喜歡讀科幻的書呆子，而如今那些即將掌控世界的人，很多也是曾經的科幻迷。對許多科幻讀者來說，這個型別的文學是關於想象力的，關於思考科技如何塑造更美好或更糟糕的未來。然而，現在這些科技大佬們似乎從他們童年時期閱讀的科幻作品中得出了完全錯誤的結論。這個問題的經典表達來自一條 2021 年的病毒式推文。當時，馬克·扎克伯格宣佈 Facebook 更名為 Meta，並推出了元宇宙（Metaverse）的首個版本——儘管幾年過去，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它仍然是個令人失望的產品。有一位名叫亞歷克斯·布利赫曼（Alex Blechman）的作家兼遊戲設計師發了這樣一條推文，第一行是：“科幻小說作者：在我的書中，我虛構了‘折磨樞紐’，這是一個警示故事。”（Sci-fi author: in my book I invented the Torment Nexus as a cautionary tale.）第二行是：“科技公司：終於，我們根據經典科幻小說《不要創造折磨樞紐》創造了‘折磨樞紐’。”（Tech company: at long last we have created the Torment Nexus from the classic sci-fi novel Don't Create the Torment Nexus.）

這條推文引發了廣泛共鳴，不僅因為矽谷常常創造出一些糟糕甚至危險的事物，還因為無論他們的產品是可怕的、有用的，還是純粹無聊的，他們總是用一種極端誇張的姿態來宣傳，說它們將把人類帶入烏托邦式的未來，而這個未來一定是美好的。偶爾，像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這樣的人會提醒大家：“我們得確保 AI 不會殺死所有人。”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自信地宣稱：“一切都會變得更好，我知道這點，因為我小時候讀過一些科幻小說。”所以，我的問題是：這些科技領袖們當初是讀錯了科幻小說嗎？還是他們誤解了自己讀過的內容？或者說，他們從這些書裡學到了本不該學的東西？在你看來，科幻文學對我們今天所處的狀況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亨利·法雷爾：我認為，科幻小說確實在塑造人們對世界的想象方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許多領域都可以看到。以人工智慧（AI）為例，關於通用人工智慧（AGI）的許多觀念實際上來源於科幻作家的構想，比如 1990 年代弗諾·文奇（Vernor Vinge）的作品。然而，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矽谷如何看待世界，那麼最關鍵的科幻作家恐怕是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斯蒂芬森的作品中，有兩本書尤其重要。其中一本是《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這是科林森（Patrick Collison）等人常常引用的作品。而另一部《雪崩》（Snow Crash），則描繪了一個更加反烏托邦的未來——一個相當可怕的未來。

但斯蒂芬森在書中不僅展現了他的某些政治觀點，同時也帶有一定的幽默和諷刺意味。他所塑造的未來既令人恐懼，又有幾分荒誕。然而，許多讀者似乎完全嚴肅地接受了這些設想，並將其視為某種商業計劃或對未來的準確預測。例如，《雪崩》出版於 1992 年，而 1997 年，兩位作者戴維森（James Dale Davidson）和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出版了一本書《主權個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值得一提的是，威廉·里斯-莫格是英國保守派政治家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他是英國脫歐的支持者）的父親。《主權個人》預測，技術的進步將使個人，特別是有權勢的金融家、創新者和企業家，從民族國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技術變革將使他們能夠擺脫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書中被描述為被一群“無用的寄生蟲”所控制——並構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輝煌未來。

儘管《主權個人》這本書的讀者寥寥無幾，但其中一位重要的讀者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當這本書在幾年前再版時，蒂爾親自為其撰寫了序言，明確表示：“如果你想理解這個世界，這本書是必讀之作。”因此，蒂爾的世界觀，甚至包括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曾在 Andreessen Horowitz 工作）等人的思想，都受到這本書的深遠影響。而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某些觀點，也可以在這一思想體系中找到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思潮都可以追溯到科幻小說——尤其是《雪崩》——並透過《主權個人》等作品，塑造了矽谷精英對世界的理解方式。

除了《主權個人》這類書籍，另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是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他在 1990 年代早期曾是英國華威大學“賽博文化研究小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 CCRU）的成員，廣泛閱讀科幻小說，並將其融入自己的哲學體系。然而，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酗酒、吸毒和精神崩潰之後，蘭德重塑了自己的思想，並轉向一種激進的反民主立場。蘭德的理論與《主權個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主張世界應該更加分裂，摒棄傳統的權力結構。

然後開始重新審視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的思想。雅文曾在部落格時代初期撰寫了一些極端觀點的部落格，影響力很小。然而，蘭德為雅文的觀點賦予了更復雜的哲學包裝，並在彼得·蒂爾的知識圈層中推廣了他的思想。隨著時間推移，雅文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甚至影響到了 J.D. 萬斯（JD Vance）。萬斯公開表示，雅文的反民主理論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所設想的世界，是一個由“主權企業”取代傳統政府的體系。這是一條非常曲折的思想傳播路徑：從尼爾·斯蒂芬森的《雪崩》出發，這本原本帶有諷刺意味的小說，經過《主權個人》的改編，再經由尼克·蘭德的理論包裝，最終被柯蒂斯·雅文發展成極端反民主的政治哲學，並影響到了美國現任副總統（即 J.D. 萬斯）。而這一切，不得不說，實在是令人不寒而慄。

保羅·沃爾德曼：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你也能聽到安·蘭德（Ayn Rand）的迴響——偉大的人，不應被制度的束縛所阻礙，而其他人不過是腳下的螻蟻。我認為，這或許是對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世界觀的一個準確描述：我們這些普通人，本質上只是 NPC（非玩家角色），毫無意義。只有他，才擁有引領人類跨越星辰大海的遠見。因此，法律、規則和民主制度，在他看來都不過是一堆無法容忍、必須清除的障礙。

但也許，我們可以用一個稍微樂觀一點的視角來結束這場討論。你曾寫過一些關於舊金山灣區的有趣人物，他們正在努力重新想象矽谷可能的樣子。你能談談他們的主張嗎？以及，那些試圖創造新事物的富有創造力的人，真的有可能與那些握有鉅額資金的大佬們競爭嗎？

亨利·法雷爾：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的路徑可以實現這一點。第一種路徑在我為彭博社撰寫的文章中並未深入討論，因為這些人並不完全屬於矽谷的正統派。他們更像是一群技術體系的批判者——無論是在 AI 領域，還是在其他技術話題上——他們試圖反擊當前技術世界裡一些可能有害的基本假設。然而，我在文章中選擇關注的是另一群人——他們的政治立場更加多元。我懷疑他們未必像我一樣是左派，其中一些人明顯屬於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陣營。但總體來說，他們主要關心兩個核心問題。

首先，他們希望恢復矽谷曾經的多樣性和思想開放性。如今，從外界看來，矽谷似乎已成為一個封閉的單一文化圈——由一群白人男性及其親信所主導，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極其單一。然而，矽谷和舊金山灣區曾是一個奇特而充滿反文化（counterculture）色彩的地方。因此，這些人希望復興這種精神，讓不同背景、不同觀點的人重新匯聚於此，即便他們既無法融入外部世界，也未必能簡單地彼此契合。他們希望創造一種文化氛圍，讓這些不同的人能夠碰撞出新的思想，探索新的共存方式。我認為，這個目標本身值得期待。

其次，他們關注的問題是，在矽谷的一部分更偏右派的人群中，也存在一些具有價值的思想傳統。例如，像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這樣的思想家，對這些人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son）為例，波普爾對他的思想塑造極為深遠。這些思想家共同的特點是：對宏大計劃持更加懷疑的態度，尤其是對那種試圖進行全面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壯舉持謹慎立場。波普爾曾提出“漸進式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概念，與其像埃隆·馬斯克那樣妄圖透過某種歷史性的激進變革來重塑政府，不如採取漸進改良的方式，一步步調整和創新社會結構。

而且這一點，我認為，實際上也體現在埃隆·馬斯克主導的那項服務中——他就像一個外星異形的“面罩吸附者”，已經將其“殖民”，並試圖從中“破腹而出”。抱歉，這個比喻可能有點太過噁心了，但就這樣吧——你知道，當一個愛爾蘭人開始高談闊論時，可能就是這樣的效果。不過，埃隆·馬斯克為了創造 DOGE，他實際上接管了一個叫做“美國數字服務”（US Digital Service）的早期專案。這個專案由一群曾被邀請進入政府的技術專家組成，他們被吸引到政府工作，薪水遠遠低於他們以往的收入，但卻獲得了真正改善政府的機會——不是透過所謂的宏大藍圖，而是透過解決零零碎碎的實際問題，將政府與人們的生活以更切實的方式連線起來，打造更優的介面，以及其他類似的舉措。

因此，如果我要抱有一線希望，那就是希望矽谷能夠迴歸那種初衷：真正理解作為一名工程師，你擁有豐富的技能和巨大的價值可以貢獻，但同時也必須尊重問題本身。你需要瞭解你所試圖改變的系統，並且在進行變革時極為謹慎，因為其中可能隱藏著你根本看不見的各種依賴關係，一旦介入便會暴露出來。所以，我希望看到一個世界，在那裡矽谷能真正發揮極為寶貴的作用，而不是依賴那種“偉人理論”，而是更加關注細節、具體的干預措施，切實努力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而不是預設這些人應該以某種特定方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