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春節紅包
臨近年關，給小輩準備壓歲錢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廣西百色一份關於“遏制攀比壓歲錢 移風易俗過大年”倡議活動方案引發共鳴，“早就該這樣了，否則過個年一個月工資都沒了”，甚至有的網友表示過年掏空年終獎。有政府以官方形式發出這樣的倡議，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一下攀比之風。
其實不僅僅是壓歲錢，人們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能遇到的隨禮，以及關係人們終身大事的彩禮，近些年來都在逐年走高，成為大多數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地方無休止無限度的攀比之風、攀比心理導致壓歲錢、禮金超出人們承受範圍，也讓這些從古傳到今的壓歲錢、隨禮和彩禮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確實到了應該反思和治理的時候了。
現代人都知道給小孩壓歲錢，朋友、同事、親戚鄰里家裡有了事情要隨禮，訂婚要彩禮，但是可能很少有人關注這壓歲錢、隨禮和彩禮是怎麼來的，它們原來的樣子應該是怎樣的，梳理一下這些“禮”的由來，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種傳統文化，也能更清晰地知道應該怎樣正確、合適地傳承這些文化。
先說壓歲錢。壓歲錢的習俗最早與驅邪避災有關，主要源於古人對鬼怪和疾病的恐懼。
古人認為，兒童身體虛弱，容易受到邪祟的侵害，因此需要透過一些儀式和物品來保護他們。而這個“祟”就是一種小妖的名稱，傳說每年的年三十夜裡，它會趁人們熟睡時出來活動。“祟”會用手去觸控熟睡孩子的頭，孩子被摸過後就會生病。
為了保護孩子免受“祟”的侵害，每到年三十晚上，家長們都不睡覺，會點亮燈火，一直守在孩子身邊，這就是“守祟”，後來逐漸演變為“守歲”。後來有人在守歲時拿出銅錢給孩子把玩，人們認為銅錢的金光可以嚇退“祟”，也因此過年給孩子壓歲錢的習俗就這樣傳開了。
最早的“壓歲錢”並不是真正的錢幣，而是一種象徵性的物品。例如，漢代有一種叫“厭勝錢”或“壓勝錢”的飾物，上面刻有吉祥圖案或文字，用於驅邪避災。唐代的“壓歲錢”則更多是作為一種象徵性的護身符，也並非真錢。
真正有記載的壓歲習俗出現在宋代文獻《夢粱錄》中，“至除夕，士庶家不論大小家，俱灑掃門閭，去塵穢，淨庭戶，換門神，掛鐘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則備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歲之安。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小民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小兒女終夜博戲不寐，謂之‘壓歲’。”而這裡提到的“壓歲”主要是指除夕夜孩子們通宵玩耍、不睡覺的習俗。
一直到了清代富察敦崇所著的《燕京歲時記》中，才明確記載了北京地區的壓歲錢：“以彩繩穿錢，編作龍形，置於床腳，謂之‘壓歲錢’。尊長賜小兒者，亦謂之‘壓歲錢’。”
由此可見，壓歲錢最初只是一種象徵性的飾物，至少到近古時期才開始用真正的貨幣銅錢。
隨著民間習俗的演變，現在的壓歲錢已經更多地變成了給小孩的一種經濟資助或者補償，直接給紙幣甚至直接用微信發個紅包，傳統中的壓制邪祟的寓意反而不被關注了。
再說隨禮，現在也是人們一種似乎不好逃避的負擔。尤其是人們開始工作進入社會之後少不了人情往來，除了傳統的親戚鄉鄰，又多了同事、同學的關係，不加控制的隨禮讓很多人覺得有苦難言。
其實，作為禮儀之邦，我國自古以“禮”為核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禮儀規範。隨禮作為一種禮儀行為，體現的是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懷。
隨禮其實就是發源於彩禮。周朝將婚姻納入禮制範疇，形成了“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的婚姻禮儀。其中，“納徵”是正式下聘禮的環節，可以看作是隨禮的早期形式。可見，最早的隨禮，其實就是針對的婚姻，古代的納徵也只是六禮中的一個，男方送聘禮給女方，標誌婚姻關係的確立，聘禮一般為玄纁（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象徵著天地之色，代表著對天地神靈的敬畏）、束帛（五匹帛）、儷皮（成對的鹿皮），後兩者是財富和吉祥的象徵，這也就是最早的彩禮。
後來的朝代中，彩禮形式開始多樣化，品類也越加豐富。漢代有布匹、糧食、牲畜，唐代常見的有金銀、綢緞、首飾等，唐代法律對隨禮的奢侈化現象也有所限制。宋代商品經濟發達，隨禮中貨幣的比重增加。隨禮的習俗逐漸從貴族階層普及到平民百姓，成為社會交往的重要方式。明清開始，隨禮習俗進一步發展且複雜化，攀比之風開始普遍，即便明初朱元璋推行節儉政策，也未能抑制。
關於普通的隨禮，一般認為還是與朱元璋有關。他曾經下發過一個《教民榜文》，其中有這樣的話：“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民間婚娶，並依《朱子家禮》，毋得僭用錦繡、金珠、首飾、財禮。喪事不得用金銀為殉葬，及設宴樂、戲舞、雜劇，違者治罪。”他認為，鄉里百姓貧富不均，但婚喪嫁娶、生死吉凶等事是每家每戶都會遇到的。他希望透過規範這些禮儀，減輕百姓負擔，避免因攀比和奢侈而導致的經濟困境。
朱元璋透過《教民榜文》規範婚喪禮儀，旨在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避免因婚喪禮儀而導致的貧困，減少因攀比和奢侈引發的社會矛盾，透過儒家禮制鞏固統治基礎。
但是後來也不知道是哪裡的地方或者民間，把榜文中的這段話的後面兩句演化成了：“今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貧窘，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每裡百戶，便是百貫，每戶五貫，便是五百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周給。”這是明確地對隨禮金額做出了規定。本意可能也是好的，是為了避免家中有大事要辦的人家出現貧困，明代一貫相當於銅錢一千文或者白銀一兩，換算成現在的購買力大概相當於幾百元。考慮到明朝時期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這一貫銅錢其實相比之下也不少了。
總體說來，古人彩禮的負擔輕重因時代、地域和社會階層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大多數情況下，彩禮的數額和形式受到禮制、法律和社會習俗的約束，不會過度加重人們的負擔。只是在某些時期和地區，彩禮的奢侈化和攀比現象可能導致家庭經濟負擔加重。
現在，隨禮和彩禮之所以發展成為人們的沉重負擔，一方面和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和人們的觀念有關。越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這種隨禮和彩禮，甚至包括壓歲錢反而不會那麼多。聽說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壓歲錢也只給一兩百，禮金也不離譜，這樣其實既能夠表達對孩子的愛撫之意，又不會讓人覺得影響了什麼，誰也不會靠收親戚朋友的禮金來致富。
也有報道一些地區熱衷請客，專門為了收受禮金，升學宴、喬遷宴不一而足，結果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人們一方面反感這樣的習俗，另一方面又因為自己可能被裹挾付出了很多禮金又不得不再找個由頭設宴請客收回來。走樣變形的隨禮不但不能增進感情，反而造成了感情功利化，給所有人都帶來了經濟壓力。
其實，出手推動移風易俗，整治陋俗劣習的地方也不止一處。
筆者的家鄉在山東西部，當地早在多年前就跟隨新農村建設的大政方針開始推動移風易俗，在有些習俗的推動上甚至採用了準強制的手段。在推動移風易俗的那些年，當地除了禁止非重要事項的宴請之外，尤其重點監控鄉村白事的辦理。一旦一些村莊有喪事或者過週年這樣的白事，當地政府會派出專門的鄉鎮幹部蹲點進行監控，對於沒有按照規定仍然大操大辦的進行勸阻，必要時強力進行制止。經過幾年治理，大家看到的結果就是，家鄉的隨禮攀比之風被有效遏制，喪事簡辦已經成為新的制度。
唯一沒能遏制住的可能就是高價彩禮這一塊了，其實這與長期以來我們積累的人口比例失調有很大關係，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去解決，不是一個移風易俗的倡議或者政策可以改變的。
要解除壓歲錢、隨禮以及彩禮的枷鎖，除了上面所說的部分情況下需要政府推動，其實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自身觀念的改變才是更加主要的。政府的手伸得太長、太多方面也不見得有效。
前面也說到，有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反而沒有讓這些成為負擔，這說明經濟的發展讓人們有更加多元地獲取收益的方式，相比落後貧窮地區，禮金的多少對人們可以忽略，所以人們反而不會看重，這種情況下，在禮金方面的攀比之風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其心理基礎。
經濟發展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其對移風易俗的影響也是漸進的，人們觀念的轉變或許會更快一點。就拿大家普遍感覺壓力大的隨禮來說，隨著城市化的程度提升，在城市生活的人數已經超過農村，這就意味著傳統的鄉土社會結構被新的城市社會結構取而代之。對門鄰居多年不相識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這一定程度上其實也就免除了一直以來的“鄉鄰”這個關係鏈上的人情往來。
另外，同事關係屬於新增加的關係，前些年，初入職場的年輕人們工作幾年一般都會結婚辦婚宴發請帖，只要是認識的同事一般都會邀請參加。近些年，也許是更多的人加入了人間清醒的佇列，參加這種婚宴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早年畢業進入職場的人們早已成家，也經歷了或多或少的跳槽，意識到同事關係其實就如同公交車上的過客，極少有離開原單位之後還保持聯絡的。所以在遇到新同事結婚邀請時，就會採取能不去就不去的策略，而新加入職場的小年輕們也許看到了這種情況，邀請了人家又沒有還禮的機會，那仍然邀請就明擺著是想靠辦婚禮掙錢了，這個名聲也不好聽。
說到這裡，或許大家可以看出，其實也不一定非要透過多大的個人意志力去改變觀念，有很多時候人們的觀念就這樣轉變過來了。
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認識更加清醒、現實一些，更加關注自身的事情，摒棄那些立足社會必須儘量多地“維護關係”的觀念，那麼可預見隨禮這個現象也會逐漸地減少。至少，也會逐漸迴歸正常，不會成為負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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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171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竹林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圖片 視覺中國/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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