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外交部常務秘書比拉哈里·考西坎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誰害怕美國優先”。
文章的主旨簡潔明瞭，那就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們早已適應了“美國優先”政策，因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家親身經歷過一輪“美國撤退”，而歐洲盟友尚未適應。
以此為引子，開啟本篇的故事。
比拉哈里·考西坎接受採訪，2024年7月。
許多歐洲國家將Trump重返白宮視為一個重大挑戰，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特別是近幾日馬斯克瘋狂批評英國工黨、干預德國議會選舉，以及Trump本人在俄烏和談上的態度、對丹麥格陵蘭島提出赤裸裸的領土要求等，進一步加深了歐洲人的擔憂。
但與此同時，許多亞洲國家對於即將到來的華盛頓換屆其實並沒有那樣跳腳，日本、韓國、印度和東南亞等大都採取一種冷靜務實的態度。
原因主要有三點：
其一，美歐關係要比美國跟亞洲盟友的關係深厚得多，兩者繫結更深，調整成本更高。
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盟友不計其數，與歐洲的關係是最重要的，牽扯到軍事、地緣、外交、經濟、科技等諸多領域。
冷戰期間為了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並實施戰略收縮，華盛頓或主動或無奈放棄了在中南半島的軍事存在，放棄了對臺灣的承認與軍事承諾，也讓美日、美韓關係一定程度受損。
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在亞洲撤退過一次了，已經打過“預防針”。
比拉哈里·考西坎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對亞洲來說，Trump迴歸不是與現有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背離，而是放大並加速了自越南時代以來一直在發生的趨勢。
美國沒有退縮，也沒有接受孤立，相反，它正在推廣冷戰期間尼克松的做法，單方面重新定義其全球參與，對何時以及如何參與國際事務變得更加謹慎。
1969 年，當尼克松試圖讓美國從無法取勝的越南戰爭中脫離出來時，他公佈了一項針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夥伴和朋友的新戰略，稱之為‘尼克松主義’——除了涉及核武器的威脅外，美國將鼓勵並期望亞洲國家自己負責軍事防禦。”
作為第一個試驗品，美國在1970年前後加速訓練南越軍隊，使南越政府儘可能承擔戰鬥責任，最終為美軍完全撤出越南做鋪墊，當然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從那之後，亞洲盟國便不再對華盛頓的無限制安全擔保抱有幻想。
尼克松用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眼神注視著南越總統阮文紹。
其二，歐美宗教、人種相近，跨大西洋聯盟帶有價值觀同盟的色彩，而美國跟亞洲盟友間更多是基於“利益關係”走到了一起。
美國人是會把英國人當作真心朋友還是會把韓國人作為真心朋友呢？真走到生死存亡那一步，美國更有可能救一個白人國家還是更有可能救一個黃種人國家呢？
這些都是明擺著的。
如果說美歐更像是兄弟或親戚關係，那美國跟亞洲盟友就是單純的利益朋友關係。
實際上，美國人將六七十年代軍事幹預越南戰爭視為一個發人深省的教訓，自此之後華盛頓再未陷入過任何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泥潭，而是專心扮演“海上平衡者”的角色。
除了擁有駐軍的韓國和日本外，恐怕沒有哪個亞太國家會指望危急時刻美國像在越南那樣直接干預。
既然沒有這種預期，那亞太國家在處理外交問題時就會變得十分小心謹慎，凡事留有餘地。
TikTok新加坡籍CEO周受資在美國國會接受質詢。儘管周受資反覆強調自己是新加坡人，但許多美國議員仍把他當成中國人。
其三，歐洲是二戰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和堅定捍衛者，對Trump偏離原有價值觀憂心忡忡，而亞洲國家對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持一種矛盾態度。
Trump具有反干預、“美國優先”、退群、拒絕承擔國際義務等一系列特徵，這些特徵會衝擊長期保護歐洲安全、維繫歐洲地位的戰後國際秩序。
與之相較，當亞洲國家談論“基於規則的秩序”時，其含義往往與西方不同。
東南亞國家和印度並不排斥對現行國際秩序做改革和調整，甚至連韓國和日本也認為自己的國際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不符。
假如俄烏戰爭、美國戰略調整能夠削弱歐洲地位，拉抬亞太地位，大家心底裡或許還會偷偷高興。
以對待俄羅斯的態度為例，亞洲各國的反應比起歐洲國家要複雜得多。
緬甸的將軍們稱特別軍事行動是“正確的做法”。
印度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中投了棄權票。
越南人親切地稱呼普京為“普京伯伯”——“伯伯”是當地人對胡志明的尊稱。
泰國對這場戰爭幾乎不置一詞，只表示支援“正在進行的尋找和平解決方案的努力”。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權威學者宣稱，這種立場“就是騎牆，而且在牆上完全不想下來”。
……
整個亞太地區，只有日本、新加坡、韓國和澳大利亞同意對莫斯科實施國際制裁，且制裁力度與援烏力度也無法同歐洲國家相提並論。
2024年10月的東盟峰會，期間中、日、韓、印、澳等與東盟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均派出總統或總理出席，而美、俄這則只派出國務卿/外長出席。美國對於東盟峰會的輕視由來已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比拉哈里·考西坎在文章中稱，
“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更容易接受Trump的外交政策，該地區已經習慣以這種方式同美國打交道。
大多數亞洲國家心理上能夠接受新一屆美國政府的一切可能，因為它們原本就沒有對美國抱無限制信心。
猶記得奧巴馬曾就美國對亞洲的承諾發表了雄辯演講，但當中國開始在南海造島時，美國表現得卻很軟弱。
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政客看來，美國對該地區的主要政策其實已經調整到位，不太可能再發生根本性轉變。
唯一令人擔憂的是貿易政策，美國很可能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順差國家徵收新關稅，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
越南近期一系列高調改革帶有向美國經濟界示好的意味，希望減輕可能帶來的貿易衝擊。
1796年，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曾警告美國不要建立永久聯盟。
此後一百多年裡，美國始終秉持“本土優先”“減少干預”的外交思路，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才跨洋出擊，登上全球舞臺中心。
拉長視角看，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91年蘇聯解體的五十年是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對外軍事幹預期，之後便開始轉向收縮。
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奉行的政策不過是美國外交傳統的自然迴歸，迴歸到海洋霸權熟悉的“離岸平衡”模式。
相對於強調“價值觀同盟”和“夥伴無上限”的歐洲盟友，亞洲國家很早便意識到“美國優先”的本質。
特朗普並非橫空出世或獨一無二，他只不過省略了那些虛偽的外交辭令，把某些話說得更加直白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