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記者｜覃思
編輯｜王珊
2024年11月7日上午，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市民羅伯·埃文斯抵達了首都堪培拉的國會大廈之外。與他同行的還有另外兩位家長。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說服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透過一條針對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的禁令。
羅伯56歲，他有兩個女兒，小女兒麗芙在和厭食症抗爭2年後，於2023年4月病重離世，當時只有15歲。羅伯認為女兒的不幸與網上的有害資訊有關。羅伯說，女兒開始節食的時候13歲，體重只有32公斤，但她總說自己太胖了，每次吃飯都會提前離開餐桌，或者告訴羅伯她不想吃米飯這類碳水。“爸爸，我每天攝入200卡路里就夠了，網上那些影片就是這麼說的。”羅伯告訴本刊，節食導致的營養不良損害了麗芙的大腦，“她變得喜怒無常，憤怒的時候，她尖叫，拿頭往牆上、地上撞。”羅伯將女兒送到了醫院，但兩年的治療都沒有挽救她的狀態。提到這段記憶時，羅伯露出疼痛的表情。
《摩登家庭》劇照
女兒去世後，羅伯從她的病友那裡得知，她們一般從社交媒體上搜索節食的方法，包括怎麼藏食物、怎麼疊穿衣服以瞞過體檢。“不是直接搜節食，而是搜一些暗號，演算法會一直給她們推同類內容，直到她們浸泡在這樣的資訊中，並找到有共同想法的小組。”“麗芙過世後，我見到過許多患有厭食症的孩子，我瞭解到一個理論，孩子們控制飲食是為了重獲掌控感——我不能控制人們是否喜歡我，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食物。”羅伯覺得，是社交媒體上瀏覽到的那些以瘦為美的觀念和過度節食的資訊害了女兒。羅伯說，在住院期間，手機女兒唯一的娛樂和消遣。“我從不檢查她的手機，就像我不看她的日記一樣。如果我當初知道這一切……可惜我不知道。”
羅伯告訴本刊，與他一起的是一對來自悉尼的夫婦：凱莉和馬特。他們的孩子夏洛特因為遭遇校園霸凌和網路霸凌而自殺。凱莉告訴媒體，她們在夏洛特的手機裡發現了一段聊天記錄，自殺那一晚，夏洛特給朋友發去了她在網上收到的侮辱性資訊，並且表現出了極度絕望的情緒。“那是一個人能讀到的最糟糕的話。”馬特說。
這些心碎的家長一致認為，是社交媒體毀掉了自己的孩子。“麗芙去世之後，我一直想為青少年保護做些什麼。”2024年5月，一個公益組織找到了羅伯，這個組織的目標是讓社交媒體的准入年齡從13歲推遲到16歲，他們聲稱多出來的這36個月將對孩子心智成熟有決定性影響。從2024年5月到11月，羅伯一直在為宣傳“36個月”的方案奔走，講述麗芙的故事。2024年8月，“36個月”將請願書遞交給了立法議會議長，他們希望促成國家立法層面的改變。
在羅伯他們焦急等待總理接見的過程中，他們還不知道，總理當時正在召開一場新聞釋出會，總理阿爾巴尼斯在會上向全國宣佈了一項內閣決定：修訂《網路安全法》，禁止澳大利亞所有16歲以下人群使用網路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正在傷害我們的孩子，我要叫停這種狀況。我和上千位父母、祖父母、阿姨和叔叔談過，他們和我一樣，非常擔心我們的孩子在網上的安全，這已經成為家長們聚在一起討論的頭號話題。我想讓澳大利亞的父母和家人知道，政府和你們站在一起。”羅伯為此感到很激動。“當我見到總理時，他說，他們已經做了決定。走出會議廳的時候，我有點不可置信，我和另外幾位家長目光相對，有人問，剛剛發生的事是真的嗎？因為我們以為透過這樣的法案至少需要好幾年。”
僅僅20天后，當地時間11月28日，隨著澳大利亞聯邦參議院投票透過《網路安全法修正案》，16歲的年齡紅線正式進入澳大利亞法律。修正案內容簡短，要求部分社交媒體公司“採取合理措施”，包括開發有效的年齡驗證系統，以確保16歲以下使用者無法建立賬號。否則將可能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2.28億元）的鉅額罰款。儘管法案並未寫明哪些平臺在約束之列，但阿爾巴尼斯和通訊部長公開提到過Meta、TikTok和Snapchat等主流社交媒體。相關條款將於2025年11月生效，為平臺留出緩衝期。
澳大利亞眾議院透過法案，禁止16歲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體（視覺中國供圖）
在澳大利亞此次修法之前，其他國家也已經開始陸續調整有關未成年人社交媒體使用的規定。2024年，美國紐約州透過的一項新法案禁止社交媒體平臺向18歲以下人群推送成癮性資訊流，限制凌晨0點到6點向未成年人推送通知。瑞典政府也從2024年開始倡議教師迴歸“紙質教育”，減少課堂電子裝置的使用，並在學校課程中增加了關於社交媒體使用的課程。但從力度上來說，澳大利亞此次提出16歲的絕對年齡紅線，以及不設定“父母同意”的豁免選項，讓新法案被外界視為迄今為止管控青少年社交媒體使用的最嚴厲禁令。
在澳大利亞，過往法案的修訂，通常要經歷數月甚至幾年才會塵埃落定。對於澳大利亞為何如此急促出臺最嚴法令，18歲的卡提亞提供了一個視角。她是參與推動法案的青少年代表，2020到2023年，她因為厭食症多次入院。她告訴本刊，2023年9月，她和議員一起向議會提交了關於提高年齡門檻的提案。“我參加了討論提案的圓桌會議，會上還有幾位部長、議員和厭食症公益組織的成員。在幾種不同的方案中，我們最終選擇了看起來最激進的禁令，因為這樣一條嚴格的禁令，可以最大程度引起家長們的重視。”資料分析公司YouGov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77%的澳大利亞人支援這條禁令。
一直以來，澳大利亞對青少年網路安全都很關注，監管也嚴格。隨著學術機構開始揭示網路欺凌帶來的心理傷害，2015年，澳大利亞政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致力於實現中小學網路安全監管和教育的機構——兒童網路安全專員辦公室，向學生和家長提供網路安全指南；2020年，澳大利亞各州陸續出臺了禁止公立中小學校學生帶手機進課堂的法令；2021年，澳大利亞推出《網路安全法》，對於沒有及時刪除有害內容的平臺，每次最高可處罰100萬澳元。但這些已有的法案並沒有減輕家長們的擔憂。而且，雖然大部分社交平臺有13歲的註冊門檻，但青少年都會透過填寫虛假資訊繞開。
維多利亞州的一位中學老師安妮告訴本刊，在澳大利亞，中小學校園在10年前就電子化了，學校一般會為學生分配教學專用的平板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用於學習和完成作業。但他們近來發現，電子產品已經干擾到了教學。學校網路會對瀏覽網頁、下載軟體設定限制，也會要求學生把個人手機鎖在櫃子裡，禁止在上課時使用。“學生走神的情況挺多的。看到學生的手指在鍵盤上莫名其妙地動得飛快，我就知道他大概是在玩遊戲。自習課上，偶爾會有音樂外放出來。要時刻了解學生在看什麼網頁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老師在想對策，能手寫的部分就不用電腦。”
《Glee》劇照
疫情的暴發讓這一情況惡化了。卡提亞12歲時有了自己的手機，“我在學校的所有朋友都用社交媒體，我也必須這樣，才能和大家保持聯絡。”起初她一週只用手機2個小時。但從2020年到2021年的兩年中，因為疫情，卡提亞所在的維多利亞州長期陷入封鎖和社交隔離，“按照規定，學校轉成網課，我每天只能出去鍛鍊一個小時左右，而且不能離開我家方圓5公里的地方。我失去了見到朋友的機會。這是一種非常孤立的狀態。”除了上課之外，卡提亞的許多空閒時間都消磨在網路上，晚上經常看手機到深夜凌晨。
除了時間和精力的佔用外，更讓家長和老師擔心的是虛擬世界潛在的風險以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澳大利亞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HILDA）顯示，2011 年至 2021 年期間，15 至 24 歲人群存在心理困擾的比例上升了 120%。澳大利亞網路安全部2020年9月對12-17歲青少年的研究顯示，超過四成的青少年在網上有過不舒服的體驗，包括被陌生人搭話、收到有害的資訊、被排擠、被造謠等等。
接受本刊影片採訪時，卡提亞扎著金色的高馬尾，穿著寬鬆的運動服，臉色紅潤，看上去已經恢復健康，但在這種平靜背後依然有傷痕，卡提亞無法重提病中的一些細節，包括體重數字。“我花了三年才逐漸走出來，關於身材、減肥的想法仍然時不時地回到我腦海裡。”卡提亞說自己用手機大部分時間在看Tik Tok和X，她被一些“居家瘦身”的影片吸引了注意。“它們會告訴你如果居家期間鍛鍊身體和控制飲食，隔離結束時你會以一個完美身材走出家門，變得受歡迎。”她還在一個節食小組的群裡，大家會拍下自己的食物照片然後發到群裡，比誰吃得更少。在那個年齡，我缺少安全感，腦子裡被種下了一個念頭，就是減肥，我開始跟著網上的健身影片拼命鍛鍊。”
卡提亞的母親米歇爾半年後注意到女兒的異常。“卡提亞情緒忽冷忽熱，而且開始藏食物，最初我以為這只是因為疫情或者學業上的原因。直到我看見她越來越瘦，還用刀劃傷自己的手臂，才意識到事情有多嚴重。”米歇爾強行把卡提亞帶去看病，卡提亞確診了厭食症。“那兩年非常糟糕。”卡提亞的母親米歇爾是一個單身母親，既要工作，又要獨自照顧病中的女兒卡提亞和遭遇校園和網路霸凌、患有焦慮症和多動症的兒子尼克。
米歇爾認為，尼克的遭遇也和社交媒體有關。“尼克天生和別人不太一樣，他有些大腦功能異常，性格敏感。2018年，14歲的他進了一所很大的初中，同學對他很刻薄、疏遠他。他不願去上學，轉而到網上交朋友，米歇爾回憶，那時如果走進兒子的房間，他會馬上把電腦合上。但他在線上再次受到欺負和騷擾。”有一次，尼克出門見網友的時候報了警，對方騙他自己是未成年人，而且試圖抓走他。他告訴母親他把家裡的地址告訴了別人，對方威脅說，會找到他家裡來。尼克還提到，他說的一些“愚蠢的話”，被網上的朋友截圖和散播……這些經歷給尼克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心跳漏一拍》劇照
“有一段時間我幾乎要失去他了。好幾次，他吞下了過量的藥片，我不得不把藥鎖進櫃子裡。還有一次，他喝了很多酒，導致癲癇發作。”讓米歇爾痛苦的是，當兩個孩子陷入泥沼，她走進不了他們的世界。對於她這一代人，童年是和兄弟姐妹一起圍坐在家裡的客廳，是在草坪上奔跑，是打一個付費電話約朋友出門見面。但孩子們的世界變成了線上。兒子只有偶爾才會告訴她一些碎片式的資訊，“直到今天，尼克究竟經歷了什麼，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黑箱。”米歇爾說，最痛苦的時候，她曾經喝到酩酊大醉。
即使有很多的支持者，很多人依然擔心和質疑新法令的可行性。西悉尼大學的教授阿曼達·施爾德研究青少年網路行為15年，她認為，政府如此倉促地頒佈社交媒體禁令，更多是出於政治和經濟動機，而非把保護青少年放在首位。“2025年是澳大利亞的大選年，執政黨和反對黨都希望趕在選前的最後時刻，用支援法案的方式爭取家長的選票，而使用社交網路是每個家長選民都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施爾德看來，這個法案是“傳統媒體機構和政府的合謀”。
施爾德所說的“合謀”，是指澳大利亞主流媒體機構和政府聯手製衡那些來自海外的大型科技公司。從2020年《新聞媒體談判準則》開始，澳大利亞政府為保護受到社交媒體衝擊的本土新聞機構，要求大型社交媒體平臺如Meta、X為平臺上展示的新聞內容向新聞機構付費，並簽訂合同，否則政府將強制收費。雖然平臺最初持反對態度，但從2021年起，仍有數十家平臺因此向新聞機構支付了共計2億澳元。而到2024年3月， Meta決定不再與新聞機構續約和付費，並表示受罰將移除平臺上所有新聞內容，這讓政府、平臺雙方陷入僵局。施爾德認為，禁令是政府用來迫使平臺讓步的籌碼。事實上，這次推動法案的社會倡議運動，有不少都是傳統媒體機構組織的。
施爾德擔心，這些考量會讓立法者對兒童在網路上面臨的真實挑戰、解決方案缺乏深入的研究。“這很不負責任，因為社交媒體的問題確實存在，家長和孩子們真的很需要幫助。”根據澳大利亞媒體報道，目前禁令會如何落實還不明確，比如如何管理青少年已經註冊的賬號，哪些技術可以準確篩選年齡，仍是未知。不過澳大利亞政府建議平臺嘗試面部掃描來判斷大致年齡，或者根據上網記錄估算。
《中產家庭》劇照
施爾德認為用禁令的方式管控網路平臺可能不僅無法保護青少年，還會把他們推向更黑暗的角落。“這個禁令意味著，現有的社交媒體平臺不再需要為兒童進行安全設計，設法進入這些平臺的孩子會面臨更大風險。況且，禁掉一個平臺，還有其他的會冒出來，孩子們將會遷移到更不受監管的平臺。”施爾德說，““不僅如此，社交媒體實際上是一些孩子的‘生命線’。我在研究中遇到過一些農村、偏遠地區的青少年，他們遭遇了家庭暴力，身邊沒人可以求助，但是社交媒體讓他們找到互助社群和心理諮詢師。停用社交媒體等於把這些途徑給剝奪了。”
“禁令根本不會起作用。我覺得大多數人都能繞開它，包括我14歲的弟弟。”17歲的里奧·普格利西 (Leo Puglisi）是維多利亞州的一名高中生，也是一家網路新聞媒體的創始人。“現在平臺要求人臉識別，你只需要讓父母進入鏡頭就行。如果平臺要求勾選年齡，你可以撒謊。”里奧覺得社交媒體帶給他很多積極影響。他的網上新聞平臺完全依靠線上協作，如今這個新聞平臺24小時播報新聞，已經在澳大利亞小有名氣。“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社交媒體，我才能把全國各地喜歡新聞的青少年召集起來。我出生於2007年，我們這一代是伴隨著社交媒體長大的，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心理諮詢師喬斯林·布魯爾（Jocelyn Brewer）十多年來一直在接觸受網路困擾的青少年和家庭。布魯爾告訴本刊，社交媒體對青少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很好地滿足了青少年在現實中未被滿足的心理需求。“心理學上有一個自我決定論,它提出人們有三個需要。一是歸屬，孩子們在網上更容易找到那些有共鳴的同輩。二是勝任，青少年可以玩轉濾鏡、遊戲道具，來表達自己和實現目標。三是自主的權力，青少年可以在虛擬世界裡定義自己是誰。這些需求很難在現實中得到滿足。他們要穿校服，要完成數學功課，他們沒有選擇。這是關鍵。”
《初來乍到》劇照
她認為，如果加強對家長、青少年的網路教育和監管平臺內容規則，會是比禁令更有效的解法。“我們不會因為車禍的存在，就禁止兒童坐車，我們會發明安全帶。”布魯爾說，“螢幕就像注射針頭，你可以接種疫苗，你可以注射胰島素，也能注射毒品。所以消費的內容很重要，我們應該要求平臺設計、公開保護兒童的演算法規則。同時我們應該告訴孩子，網上有哪些潛在風險，如何面對社交、心理上可能遇到挑戰，而不是雙手合十，祈禱他們碰不到這些風險。”
儘管新法案還沒有正式施行，但在澳大利亞的中小學，一些對手機、社交媒體的管控已經開始加強。一位來自悉尼的家長告訴本刊，孩子所在的私立小學從2024年10月開始，向所有家庭提供可以免費租用的不可上網手機，以減少孩子對網路的依賴。私立中學的教師安妮則表示，學校要求從2025年的新學期開始，禁止高二高三的學生帶手機進教室。儘管對法案如何實施也抱有憂慮，羅伯依然堅定地支援法案。“一週前，我收拾儲物架的時候，在最上面那層找到了麗芙當時藏的飯。她已經離開兩年了。”女兒的離去，對羅伯來說就像前一天發生的事，無法淡忘。“我相信如果法案早就存在，麗芙會有足夠時間長出自信，她不會受到這麼致命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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