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的博弈摻雜著地緣政治、能源經濟、宗教文化等多種因素，向來極其複雜。
過去十幾年間，美國的中東政策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東遏伊朗，西促和談；即大力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和平程序，形成所謂的“反伊朗大聯盟”。
這一過程中，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作為阿拉伯世界的一樁大事，長期佔據著道義制高點，成為阻礙“和平程序”的一道關鍵門檻。
美國深知，想讓以色列退出約旦河西岸是不現實的，在偏袒以方的心態下，其撮合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套路就變成了兩條：
1、儘可能淡化巴勒斯坦問題，將該問題暫時擱置起來——2023年10月加沙危機之後該思路已變得不現實。
2、如果一定要談巴勒斯坦問題，那就由美國和以色列共同出面提供利益補償，誘惑、迫使阿拉伯國家做出道德讓步。
2020年8月13日，以色列、阿聯酋和巴林在美國簽署《亞伯拉罕協議》，實現關係正常化。這是Trump第一任期中東外交的“重大勝利”，曾被吹噓為“改變中東格局的歷史性和平協議”。
《亞伯拉罕協議》簽署後，以色列方面一度自信滿滿，認為“收買”沙烏地阿拉伯指日可待。
儘管來自哈馬斯的襲擊驟然打斷了這一程序，但最近幾個月，隨著加沙危機進入尾聲、敘利亞變天和Trump歸來，內塔尼亞胡政府再度樂觀起來。
以色列國內的強硬派甚至認為，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軍事對抗升級，對於施壓、拉攏沙烏地阿拉伯很有利。
因為一旦戰事升級蔓延，缺乏安全感的沙特將更加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證，如此一來利雅得將別無選擇，只能倒向以色列（而不是伊朗）。
心思縝密的朋友會發現，內塔尼亞胡統戰阿拉伯國家的意味十分明顯，例如他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時，將沙特等海灣國家稱為以色列的“阿拉伯和平夥伴”，並呼籲沙特與它結盟共同對抗“邪惡計劃”。
而在今年伊朗第一次向以色列發射導彈和無人機期間，約旦等國家也曾一度與美國合作予以攔截，多少印證了上述策略正在奏效。
內塔尼亞胡聯大演講時展示的看板，其中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葉門胡塞武裝控制區被標為黑色，以色列、埃及、約旦、沙特、印度等則被標為綠色。
不過隨著事態逐步發展，以色列的假設似乎發生了些許偏差。
在以軍與伊朗及其代理人廣泛交戰的同時，沙特與伊朗關係並未走向破裂，反而有不斷靠近的跡象。
尤其在支援巴勒斯坦建國這一問題上，明爭暗鬥多年的沙伊兩國達成罕見的共識。
誠然，以色列軍事打擊的物件——胡塞武裝和黎巴嫩真主黨是沙特的敵人，但另一方面，利雅得也在積極推動巴勒斯坦建國事業，並尋求保持戰略開放性：一方面與美國保持緊密聯絡，另一方面與伊朗接觸。
實際上，由於與以色列對抗升級，且預期的安全環境十分嚴峻，使得德黑蘭向沙特釋放了強烈的緩和訊號——對於沙特來說，來自伊朗的直接保證比以色列所能提供的任何情報支援都更加重要。
伊朗第二輪報復以色列後的10月9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訪問沙特，與王儲兼首相小薩勒曼進行溝通，以尋求後者的支援。就在幾天前，海灣國家外長還與伊朗外長舉行了首次集體會晤。
《外交事務》雜誌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The Saudi Solution? How Riyadh’s Ties to America, Iran, and Israel Could Foster Stability”（沙特的解決方案？利雅得與美國、伊朗和以色列的關係如何促進穩定）。
文章認為，以色列誤解了沙特的全面戰略，沙特追求其國家利益和對獨立巴勒斯坦國的支援從來都不是相互排斥的。
在沙特領導人看來，當前形勢下海合會六國已成為地區局勢的關鍵穩定器，受到來自美以和伊朗兩邊的拉攏。
期間沙特不僅成功要求美國解禁武器出口，還透過與德黑蘭的有效對話保障沙特船隻安全透過葉門胡塞武裝控制的紅海曼德海峽，並保護境內石油設施免受伊朗代理人攻擊。
如果此時沙特完全倒向以色列一方，很難想象能夠維持當下這樣良好的安全環境，即便得到了美國的防衛承諾，也未必不會重蹈葉門內戰期間的覆轍——當時沙特境內的石油設施曾頻繁遭受襲擊。
2019年9月15日，沙特規模最大的阿布蓋格煉油廠遭到攻擊，損失慘重。
小薩勒曼清楚，美國絕不會再陷入一場針對胡塞武裝或伊朗的大規模地面戰爭，而一旦排除地面戰爭的假設，任何報復性空襲都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如紅海危機以來英美對胡塞的打擊力度一樣。
既然如此，當前這種“中立姿態”就是最好的選擇。
《外交事務》雜誌文章提到：
“自2024年9月以來，沙烏地阿拉伯開始從安靜的幕後外交轉向更有力地公開批評以色列，沙特領導人正在表明，他們不願意被束縛在與美國和以色列的排他性聯盟之中。
小薩勒曼王儲在9月份舒拉委員會的一次重要演講中公開表示，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條件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在10月初的一篇《金融時報》專欄文章中，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重申了這一資訊。
事實上，過去幾個月裡，沙烏地阿拉伯已經與其他國家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多邊聯盟，推動建立巴勒斯坦國。
巴勒斯坦建國的事業正促使海灣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協調水平。”
2024年6月10日，美國官員透露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期間，安全條約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如今半年過去了，訊息石沉大海。
以色列寄希望於透過升級局勢打破地區權力平衡，押注美國最終會被捲入這一動態，從而產生一個被削弱的伊朗和一個由“以色列+海灣阿拉伯國家聯盟”為基礎的穩定中東未來。
尤其在敘利亞變天后，以色列國內對於這一願景更加期待。
然而經歷過最近幾年的摸索後，沙特外交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它將自己定位成“地區內所有行為體都能接受的國家”，充分發揮“道德優勢”。
就在12月中旬，沙特還同伊拉克、卡達一起猛烈抨擊了以色列侵佔戈蘭高地緩衝區的舉動，稱這些舉動證實了“以色列在繼續違反國際法規則，並且決心破壞敘利亞恢復安全、穩定和領土完整的機會”。
沙特外交部公開呼籲國際社會譴責以色列的行動，強調戈蘭高地是“被佔領的阿拉伯領土”。
某種程度上講，沙特人意識到自己在當前的中東亂局裡處於“優勢生態位”，他們很享受這種獨特超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