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多個場合，作者被問及川普上任後，美國半導體政策會否調整，以及川普半導體政策的基調是什麼。這個問題當前海內外都在討論。隨著拜登即將離任，如何評價“小院高牆”（small yard&high fence）策略，以及雷蒙多主政BIS時代的出口管制政策會否出現變化，作者在本文一併加以評述並展望。
本文的基本邏輯建立在此前“晶片”和“分配問題”兩個系列之上，比較重要的文章包括《晶片戰爭及其應對（上）》、《晶片戰爭及其應對（下）——美國半導體政策的不同視角》，以及《川普關稅的底氣與中國大陸的內需》和《沉舟側畔千帆過——關於熱點經貿問題的座談發言》這四篇，有需要的讀者可以回溯參閱。
總體而言，題述問題具有敏感性，本文將會側重方向性評述，對一些細節會予以保留。
一、對拜登任期半導體政策的評價
拜登政府的半導體管制政策最初是受Eric Schmidt和Gramham Allison共同驅動，以AI和尖端半導體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尤其是國防安全）為引而產生，作者曾在《晶片戰爭及其應對（下）——美國半導體政策的不同視角》中予以詳述。
換言之，拜登政府的半導體策略最初的目標是針對AI和尖端半導體對美國國防產業的長期影響。但這個策略到後來具體執行時，逐漸摻雜了越來越多的行業利益。許多海外分析都提出，Intel是拜登政府《晶片與科學法案》半導體補貼政策的主導企業，從補貼落地情況來看，Intel獲得的補貼和貸款支援金額確實也是最多的（78.6億美元的直接補貼，外加稅收抵免）。但現實卻是，Intel在這四年中卻逐漸淪落，CEO基辛格黯然出局，甚至一度傳出Intel將被AMD收購的新聞。
此間，川普多次強烈抨擊拜登政府的半導體補貼政策，而前幾日，雷蒙多在為補貼政策辯護之餘，也非常令外界意外的主動承認，針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管制遏制策略徒勞無益。
就此而言，作者認為，拜登政府的半導體政策大致導致瞭如下結果：
1、美國透過協調歐洲、日本限制半導體制造裝置出口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功，尖端半導體制造成品出現明顯代差。但截至目前，由於尖端半導體的應用仍然存在技術過剩的情況，並且尖端半導體制成品的進口並未（也不可能完全）受限，因此就行業（而非個別企業）來看，在市場和非市場領域的影響並不明顯。同時，中國大陸在此期間對半導體制造投入巨大，尤其是非尖端半導體和部分輔件產能大幅提升，反向衝擊海外，給海外非尖端半導體制造企業帶來壓力。在去年9月《輕舟已過，前路仍艱——對Mate 60的一些簡單看法》一文中，作者即已提出，“利用現有資源大規模生產中高階製程半導體產品，可以直接衝擊海外競對的現金流和研發規劃。正如此前多次提及的，尖端製程的研發經費其實是成熟的中端和中高階製程產品來提供的，衝擊成熟競品的現金流，其實就是在抑制尖端製程的研發”。
2、拜登政府的半導體制成品出口限制策略宣告失敗。在雷蒙多公開承認這點之前，Eric Schmidt與Graham Allison在前段時間的訪談中，已經提及中國大陸與美國AI研發的代差並未拉大，而是在收窄。因此，從拜登政府半導體政策的最初策動者視角而言，依賴硬體出口管制去抑制中國大陸AI研發的策略並沒有奏效。之所以出現此種情況，是因為該策略“追求安全的成本過高，以至於危及了美國關鍵半導體企業自身的生存安全”（《繁榮、安全與成本——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破解之道》）。任何政策上的合規要求僅在一定商業成本之下才可奏效，一旦政策無視商業利益，就會出現黑市超額收益，每個鏈條都會配合滿足紙面的合規要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過去四年拜登政府能夠明顯感受到的。只要合規導致的摩擦成本可以被超額收益消化，那製成品出口管制措施最終將淪為無效。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最終是因為中國大陸對尖端半導體制成品有強大的需求。換言之，是中國大陸龐大的尖端半導體內需導致了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失效。
3、以安全作為背書，尋求最大補貼的美國半導體企業，失敗了。Intel過去四年對美國本土政策過度依賴，在商業上和技術上不思進取，完美錯過AI爆發期，不但被Nvidia超越，甚至還被AMD超越。在激烈的競爭時代，過度依賴政策而無視市場的半導體企業，多半會落入這個下場。
二、對川普半導體政策的展望
需要理解，川普第二任期，不再是Eric Schmidt和Graham Allison政策建議主導的時代，也不再是Intel主導補貼政策的時代。今天之所以海內外對川普的半導體政策難以建立起有效分析框架，主要是因為不能夠透徹理解川普希望利用美國龐大內需來實現其政策目標的基本思路。
正如作者前兩年透過分析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DSB）過往四十年研究報告建立起對拜登政府半導體政策的分析框架，川普半導體政策的分析框架也非分析半導體產業本身就能夠搭建起來。
透過《川普關稅的底氣與中國大陸的內需》和《沉舟側畔千帆過——關於熱點經貿問題的座談發言》兩篇文章，作者基本完成了對即將到來的川普第二任期貿易政策分析框架的搭建。簡言之，川普將復刻William Mckinley總統時代的美國經貿和外交政策，以貿易公平（fair trade）為旗號，在進口方面實施高關稅（high tariff），在內部經濟政策上實施去監管（deregulation）和低所得稅（low income tax），重建移民政策（migration）。透過上述政策組合，川普希望充分利用美國龐大的內需和消費實力，吸收全球資本、高技術企業和高技術人才彙集美國本土，透過資本和人才流動，實現對美國的技術擴散和產業基地重建。這正是William Mckinley時代美國所實現的，也是二戰後美國從德國企業手中獲得的，更是日美貿易戰後從日本企業那裡獲得的。
作者認為，與拜登時代的相同點是，川普的半導體政策將會繼續協調歐洲日本維持尖端半導體制造裝置的出口，只要代差還能夠維持。如果中國大陸在製造裝置上有所突破，那麼這個限制政策將會隨即改變。
而與拜登時代的不同點是，川普對美國本土的半導體補貼政策完全無感，甚至反對，這應當也是馬斯克的觀點。由於尖端製成品的出口管制事實上已經失效，即便再堅持，也是表面上的。
更重要的不同，來自於川普第二任期整個經濟政策思路的轉變。正如川普公開表示，向海外半導體企業加徵關稅，迫使其前往美國建廠，才是最有效的做法。這個策略並非針對中國大陸，而是針對所有國家和地區。很難講這種策略是“巧取豪奪”，理論上，並沒有任何人逼迫你一定要出口美國。但現實是，沒有任何一家跨國企業能夠主動放棄美國市場。需求決定供給，需求決定價格，美國龐大的內需才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武器。
所以，如果能夠深刻理解川普第二任期的經濟政策思路，也就沒有所謂“川普半導體政策”一說，因為無論是半導體政策，還是任何其他產業的政策，都將源自這一思路。這也是共和黨承繼的，源自Alexander Hamilton的Infant Industry Theory和Henry Carey的American System的美國經濟史主流思路。它也是東亞模式的淵源之一，我們不應感到陌生。
截至目前，川普的高關稅、去監管和減所得稅政策已是明牌。在移民政策轉變方面，川普首先是要清除民主黨前期大量引入非法移民的政策，改變主要引入低技術移民的策略，在此基礎上，新的移民和資本引入政策將會陸續納入美國本土政策議題，向美國本土的技術擴散和產能重建將在此基礎上展開。當然，困難在於，如何從nationalism、populism過渡到reglobalizationism，這將是川普團隊面臨的最大考驗。
三、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啟示
作者應該是中文世界首個，到目前為止應該也是中文世界唯一一個，將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G2之爭定義為“內需之爭”的人士。理解“內需之爭”，就能理解川普的政策思路。這很可能不僅僅是川普團隊的思路，或許它將逐漸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
川普的策略能否奏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奏效，最終取決於全球跨國企業以及所有外貿國家對美國內需的依賴程度。除了直接出口之外，轉口貿易、中間貿易以及全球化產業鏈導致的水平分工、拼裝元件模式，在川普第二任期都會繼續遭受挑戰。美國的錢越來越難掙，但又不得不掙，這就是川普關稅的底氣。作者反覆提示，不要只看到川普提出的high tariff，而要將high tariff+deregulation+low income tax+migration視為一個整體。
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而言，自然需要進一步思考：
1、如果川普第二任期實質性地放鬆尖端半導體制成品的出口管制，那在一個不再那麼扭曲的本土市場環境中，究竟哪些企業能夠經受得住挑戰？
2、長遠而真實的市場需求究竟是什麼，Intel的教訓是什麼？
3、中國大陸能否擁有一個像美國那樣龐大的內需，以及如何才能顯現它的“威力”？
最後，要指出，過去幾年，作者公開無償提供關於再全球化、中美經貿關係和美國半導體產業政策的深度分析和思考，各位“國師”、“專家”、“分析師”在不同場合頻繁不具名地引用，寫入各種“摺子”、“報告”中，實現個人利益，作者分文未取，亦未提出著作權要求。作者希望，再不濟，各位也應當完整陳述作者觀點，不要學藝不精，斷章取義，誤導各方。畢竟，有許多內容，作者不會公開，如果各位對史料的掌握未達作者的深度，對細節分析，還是儘量不要拍腦袋為好，否則錯得離譜，很快會被打臉。望各位慎之，誡之。
之所以“一直在分享、不怕被超越”，是因為做這些對作者而言並非工作任務，而完全是出於個人興趣。反過來我們更應當思考的是，如果我們的教育從中小學就開始不斷選拔“數學人才”、“AI人才”，而高收入的工作機會主要又在海外，那如何確保各位小天才們，未來不會去大洋彼岸尋找自己的未來呢？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