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科無用”頻頻引發討論的當下，一本新書側面揭示人文社科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美國一位歷史學者出版新書，講述二戰期間美國情報機構的成立始末，其中多位間諜曾是文科教授，他們的努力曾深刻影響了戰爭的程序。
二戰伊始，美國成立了如今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SS）。傳統情報間諜活動中的兩個重要類別是人力情報（Human Intelligence, HUMINT）和訊號情報（SIGINT）
。前者主要指從人力資源處蒐集的資訊，後者則主要指透過技術截獲的資訊。
這兩大渠道獲得的資訊後續還需要縝密複雜的情報分析工作，最後由專門人士將其整理成簡明扼要的資料傳遞出去。整個分析過程隱藏在幕後一整套間諜網路之下，它們耗時複雜，經常吃力不討好，但對現代情報系統的整體運作至關重要。
《書與匕首》講述的就是這群情報分析人員的故事。格雷厄姆將他們從歷史的故紙堆中拯救出來。透過梳理歷史資料、解密的情報局檔案，格雷厄姆發現他們中許多人並非出身專業間諜，大多是文科教授，不少人曾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藝術家乃至圖書管理員等。這些“圖書館的老鼠”在當年的間諜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戰不僅僅是一場士兵和科學家們的戰爭。”格雷厄姆認為，這也是歷史學家、藏書家與藝術家的戰爭，“是（文科）教授們的戰爭”。
格雷厄姆在書中重點講述了三個人物的故事。他們分別是芝加哥大學拉丁語博士、檔案管理員阿黛爾·基佈雷（Adele Kibre）、耶魯大學英語系教授約瑟夫·柯蒂斯（Joseph Curtiss）、以及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謝爾曼·肯特（Sherman Kent）
。
其中，柯蒂斯曾打著為耶魯大學圖書館收集藏書的旗號，在中立的伊斯坦布林收集出版資料；基佈雷則被派往瑞典收集、拍攝、印刷關於第三帝國的資料；肯特則在華盛頓擔任研究與分析處歐非分部的主管，負責將大量資訊轉化為具體的答案輸出——比如德國汽車輪胎中合成橡膠的比例、摩洛哥鐵路側線的精確長度以及飛機外殼上能承受的最多子彈數等。這些工作需要“近乎超人的耐心”。
“戰爭也許是在戰場上打響的，但卻是在圖書館贏得的。這就是盟軍情報部門的真正天才之處：僱傭大量有天賦的業餘愛好者。用丘吉爾的話說，就是‘開瓶器思想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圖書館走來，打贏了一場紙張、書籍和學術的戰爭。當戰爭結束後，他們又悄悄回到了學術界的小樹林中。”格雷厄姆在書中寫道。
這些人士在戰後回到祖國，幫助奠定了現代情報的學科基礎，並由此影響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整體面貌。圖書網站亞馬遜在該書的書籍資訊欄中也寫道，這個故事揭示了人文學科擁有改變世界的不可磨滅的力量。
參考資料：
本文為編譯內容。編譯：申璐；編輯：荷花；校對：楊利。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