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出不了之內耗式反思
最近，杭州的“六小龍”企業——遊戲科學、深度求索（DeepSeek）、宇樹科技、雲深處科技、強腦科技和群核科技——在科技創新領域脫穎而出，引發了全國各地的廣泛關注和反思。許多城市紛紛探討，為什麼自己未能孕育出類似的科技新貴，諸如“為什麼南京發展不出六小龍？”、“為什麼廣州發展不出六小龍？”、“六小龍為何沒有出現在深圳？”等討論不斷，甚至有人按頭整個山東省份去反思為什麼沒有“六小龍”。江蘇媒體曾以杭州為鏡質問南京，深圳民間熱議“杭州搶了風頭”。
反思看似積極，但考慮到每個城市的資源稟賦和發展路徑各異，盲目與杭州對比不僅無助於自身發展，還可能加劇內耗。
很多時候，追問已超越產業發展的理性探討，演變為一場關乎城市身份認同的“績效贏學”競賽。在這場以網紅企業為勳章的較量中，市民階層對自己所處城市排名的敏感度極高。這種內耗不僅表現為輿論上的焦慮，還體現在許多城市對“六小龍”式的標杆企業過度追捧，忽略了自身產業的獨特性和實際需求。
從突破性和戰略重要性來看，“六小龍”中的DeepSeek可能是國運級的，遊科是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宇樹科技在機器人領域常被拿來與波士頓動力相提並論，雲深處也極具競爭力。（而六小龍中的其他企業，有些則更像是為了營銷而湊數，例如酷家樂，在國內房地產下行期間，房屋3D和AR並不是一條好路徑。）
杭州的成功並非偶然。為MCN的發源地，杭州自帶無數網紅和強大的營銷矩陣，其營銷能力遠超許多地方。在AI領域，杭州也有獨特優勢。儘管DeepSeek註冊地在杭州，研發部門卻位於北京，產品營收大部分也流向北京總部。只要下載頁面顯示為杭州，杭州的宣傳便顯得理所當然，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杭州在宣傳能力上的強大。
反思內耗往往源於地方政府競賽對短期業績的壓力。客觀而言，在所謂杭州“六小龍”中，真正讓其他一二線城市望塵莫及的主要是DeepSeek。它能在杭州發展起來，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並非當地政府政策的單純結果，而是技術、資本、政策等因素在地理空間錯位流動的產物，是城市稟賦與時代機遇碰撞的產物。
DeepSeek在北京完成資料脫敏與核心研發，卻將註冊地和稅收留在杭州。這種現象其實反映出一個趨勢，那就是在數字經濟時代，許多公司的總部經濟和產業鏈已經不再呈現傳統的集中模式，而是透過跨地域的資源流動來實現最優的配置。城市本身的資源稟賦，企業的技術創新以及資本的支援形成了一種複雜的交織網路，決定了哪些企業能脫穎而出。
從稟賦看城市道路
杭州直播電商的爆發本質上是四季青服裝市場、義烏小商品城、長三角輕工製造帶共同構成的萬億級供應鏈網路。當我們將北上廣深等城市置於同一座標系觀察時，可以發現每座城市的產業格局都深深烙刻著其獨特的資源稟賦。這些稟賦不僅僅包括地理位置和歷史積累等物質基礎，還涵蓋了資本屬性的差異，塑造了城市經濟的基本面。
北京作為首都經濟圈的核心，其產業結構展現出明顯的權力依附特徵。中關村科技園聚集了3600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這種現象源於政治中心對政策資源、科研院所和金融資本的虹吸效應。央企總部和部委機構的集中分佈，使得北京具備天然的政策試點優勢。海淀區的每平方公里內，擁有高達25家上市公司的資本密度。
以上資源組合，促使北京形成了“政策試驗—技術轉化—資本孵化”的完整產業鏈條，從北斗導航到人工智慧，國家戰略引領的產業在這裡得到了快速發展。央企總部和部委機構的密集佈局在客觀上形成了行政壁壘，導致市場要素的流動受限。中小型科技企業往往需要依賴體制內的資源才能生存。
上海作為長三角的龍頭城市，其發展基於獨特的地理優勢和歷史積澱。作為一個海陸樞紐，上海的經濟和金融中心地位深入人心，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集中優勢。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1600餘家持牌金融機構管理著全國三分之一的公募基金資產，這一資本控制力來源於上海在19世紀開埠時形成的金融基因，以及自貿區政策的疊加效應。上海透過精準對接國家政策及區域經濟，成功建立起了一個穩固的產業基礎。
與上海緊密相鄰的蘇州，則提供了一個觀察政商關係和外資嵌入型發展的經典案例。蘇州雖無港口、也非省會城市，卻憑藉其地理位置優勢，迅速成為了外資企業投資的熱點，尤其是在90年代，蘇州成為了臺資和新興電子製造業的首選地。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透過引導產業溢位，推動了地方經濟的飛速發展。
廣州的發展軌跡則揭示了商貿基因對城市產業的深刻塑造。作為千年商都，其產業演進始終圍繞商貿流通展開，從十三行的絲綢瓷器到廣交會的萬商雲集，從白馬服裝市場的潮流更迭到唯品會的特賣模式創新，日本三大車企將精益生產模式帶到黃埔、番禺，開闢南沙港，廣州地方政府透過“零部件半徑50公里配套圈”的政策，試圖造個東京灣汽車產業叢集翻版，但在新能源革命衝擊下，這種基於傳統供應鏈思維構建的體系反而成為轉型障礙——廣汽新能源不得不繞過本地日系供應商體系，另建電池、電驅配套網路。
深圳從偏僻的保安縣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科技創新之城，離不開它獨特而稀缺的稟賦：香港提供的市場視窗，靈活的財政自主權，以及珠三角積累多年的製造業底蘊。在這裡，政府運用土地整備和產業基金等工具，搭建創新舞臺；企業則依靠充分競爭推動技術升級，華為、大疆、騰訊等世界級企業便誕生於通訊裝置、新能源汽車、無人機看似領域迥異，共享著珠三角成熟的電子元器件供應鏈。
土地的極度稀缺，既是深圳發展之困，也是其騰飛的關鍵動力。它被迫一次次“騰籠換鳥”，從金融到製造業外遷，每次產業升級皆帶著巨大風險，卻也促進了城市不斷向高附加值的總部經濟與硬科技產業轉型。財政上的自主與豐盈，為深圳提供了靈活的政策空間，包括稅收優惠和低社保成本，成為吸引企業和人才的重要引擎。再加上消費電子產業三十年積累下的精密製造能力，使深圳在半導體、無人機等領域擁有強大的產業競爭力。制度上的靈活優勢和網際網路、精密製造的產業積累，共同構成深圳發展稟賦。
這裡有一個有意思的話題，說到深圳為什麼卷不出deepseek，筆者倒是認為深圳巨頭太多了，利益網太複雜，初創公司一旦有點起色，沒幾天巨頭就來收購或者開始搞針對的，然後這些巨頭裡面全是自以為是的高階打工人，自認為自己的水平高並不是仰仗巨頭的資金實力和品牌優勢，尤其是大廠的產品經理這種角色，一旦接管了初創公司的產品，往往都會變質。或者只是單純戰略性收購，不給小公司做大做強，他們得按自己的意願和利益網來做那些領域的事情。
杭州近年來的變化具有啟示意義。杭州的巨頭都不用說是誰了，但他們投資成功率太低，投資方式就喜歡用自己那一套，然後想在自己收購的公司實行，但阿里看上投資的公司多半都涼涼了。所以本地巨頭阿里投資策略的失效，客觀上削弱了壟斷資本對創業領域的過度干預，一些中小企業在電子商務、數字內容等領域因此獲得更多獨立發展空間。
如果杭州能繼續這樣發展，自身成長起來很多獨角獸的話，也可能有類似的劇情：外面的巨頭就會也紛紛過來設立分公司，也就又變成巨頭林立，就會不再適合初創公司，但是巨頭林立是本地官僚和市民都極力追求的，可能總會有下一個適合創業的新晉大城市。
二線城市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
那麼我們可以把目光放到和杭州同水平的幾個城市去看。南京武漢應該是僅次於一線北上廣深之後，二線之中的佼佼者。
武漢的發展受益於高校的科研實力、軍工資源的轉化以及民用市場的拓展，尤其是在雷射產業方面。武漢的光谷憑藉高校的技術創新和軍工的轉化背景，孕育了銳科雷射等龍頭企業，形成了強有力的產業支撐。此外，武漢“光芯屏端網”產業叢集的崛起，依託百萬大學生帶來的獨特的人力資源紅利。武漢的高等院校為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華科光電國家研究中心的畢業生將創新的力量延續到了光谷。
南京同樣是是作為中國高教資源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坐擁53所高校和8所“雙一流”建設高校構築的雄厚人才智庫，但平心而論，其稟賦優勢並沒有充分利用，在創新勢能釋放層面顯得步履遲緩。與杭州透過產教融合催生網際網路浪潮形成對比，南京的創新轉化機制相對不顯見——其科研積澱更多沉澱於tob端，在消費級市場的開拓中缺乏突破。儘管在工業自動化領域，埃斯頓等企業雖躋身行業前列，成為工業機器人行業的翹楚，但多為單點突破。在商業領域，南京有運滿滿、途牛和SHEIN。SHEIN電商部門雖在南京紮根，其核心競爭力仍依賴珠三角供應鏈體系——SHEIN已經是老廣的形狀了。不過像運滿滿等本土獨角獸企業的成長，還是反映出南京商業環境中產業整合能力的不斷提升。南京目前短板是人口吸引力，當"散裝江蘇"的戲謔背後是蘇南城市群各自為戰的現實，這座昔日的徽京基本轉身安徽——與馬鞍山、滁州、蕪湖等城市構建全國首個跨省都市圈，若能依託高校資源稟賦與皖東產業帶形成梯度佈局，可能比執著於省內資源整合更具現實操作性。
我們把視角望向西部。成都作為西部的中心城市，雖然尚無明顯的巨頭企業，但其電子資訊和生物醫藥等產業叢集已經初具規模。成都的市場正在進入一個可塑階段，資本市場的介入較為理性，企業併購更多基於產業協同，而非資源的單純爭奪。這一階段，成都為小微企業提供了更大的成長空間，創業者能夠在這裡試錯並不斷髮展。
成都在三線建設時期積累了一定資本，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為其提供了戰略安全的保障。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成都的產業鏈已趨於成熟，從電子製造到生物醫藥，再到航空航天，尤其是在電子資訊產業領域，京東方等企業的加入使其成為全球重要的螢幕製造基地，還有本土成長的三泰電子、索爾思、極米科技、品果科技等民營企業，這些實體產業透過技術外溢效應，也為遊戲開發、MCN機構等新興業態提供了基礎設施支援。成飛集團、中核動力院等軍工複合體形成的技術沉澱，客觀上為消費電子、半導體設計等民用領域培育了人才儲備。
相比前面兩個長江中下游的大城市，成都的產業演進始終伴隨著地理稟賦的深層制約，作為遠離海岸線的內陸城市，使得成都發展製造業基礎就是比南京武漢，甚至比重慶差了很多。成都在產業選擇上明顯偏向“輕資產”模式，在遊戲開發、MCN機構、數字文創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全市167家眾創空間形成的專業化孵化網路，為輕資產型創新企業提供了生長沃土。
《王者榮耀》《哪吒》等現象級文化產品的誕生，以及3000家動漫企業的集聚，標誌著成都已形成完整的數字文創產業鏈。這種避開重製造、發力軟實力的差異化策略，使成都成為西部文創新經濟的高地。
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成都的產業演進就如同川西林盤一樣的構造：電子資訊產業作為“主幹”提供基礎支撐，承載著全球相當的iPad、筆記型電腦產能，新型顯示、智慧終端、積體電路三大叢集持續攀升，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等戰略新興產業如“灌木”填補中間層，而大量文創小微企則似“蕨類”形成地表覆蓋。這種多層次的產業結構，既保證了經濟穩定性，又為創新提供了試錯空間。天府軟體園、東郊記憶等特色園區透過專業化服務，有效降低了創業門檻，使成都成為西部創業成本最低、氛圍最活躍的城市之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合肥雖然體量和以上城市有差距，但科技發展水平並不遜色與杭州，原因在於合肥充分利用了其政策資源和資金優勢，透過政府引導基金和產業投資平臺，依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實力，精準佈局面板、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關鍵領域，雖然合肥曾投資於虧損中的蔚來（儘管蔚來目前的情況不太樂觀），但更重要的是，合肥透過這一過程推動了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發展。隨後，比亞迪、福耀玻璃、大眾和保時捷等新能源企業紛紛入駐，推動了當地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合肥是結合了自身稟賦在強手如林的長三角闖出條“科創”的突圍之路
當前中國城市競爭，地方政府績效競爭與區域協調發展的確實存在著矛盾運動，也即呈現出顯著的“雙重運動”特徵：一方面全球產業鏈重構加劇地域競爭，另一方面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引導差異化互補。
以上幾個城市的實踐揭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必須處理好三重關係：其一，地理稟賦的物質約束與制度創新的能動空間；其二，資本積累的效率訴求與社會效益的均衡考量；其三，全球產業週期的波動風險與本地創新生態的韌性培育。
資本集聚催生產業升級，也可能形成壟斷壁壘；後發優勢帶來彎道超車機遇，但再造一個積累中心也會導致類似成都與四川省的資源爭奪的困境。杭州的故事仍在繼續，當阿里系資本經歷投資陣痛期時，這座城市正在孕育新的可能性。而像成都等新興城市的追趕，正在為中國經濟版圖的多元化發展提供新的想象空間。這種動態博弈的過程，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空間維度上的生動實踐。
中國城市發展已進入"特色競爭"階段，簡單複製他者模式並不可取。各城市需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審視自身資源稟賦，在"全國統一大市場"框架下精準定位：沿海城市強化高階製造樞紐功能，資源型城市加快綠色轉型升級，內陸樞紐培育通道經濟新優勢。那些能夠穿透“績效錦標賽”迷霧，在區域稟賦與全球產業鏈重構間找到動態平衡的城市，終將在新經濟地理版圖中刻下自己的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