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1861年3月,漢口被闢為商埠。楊格非於6月21日來到漢口,在曇華林臨近的戈甲營建立了禮拜堂,爾後開設診所和義塾為信徒和附近的居民服務。
1866年9月8日,英國基督教倫敦會接受捐款400英鎊,在後花樓居巷成立漢口倫敦會醫院,並取仁愛濟世之意定名為“漢口仁濟醫院”,病床有15張,楊格非為第一任院長。
1866年9月8日,英國基督教倫敦會接受捐款400英鎊,在後花樓居巷成立漢口倫敦會醫院,並取仁愛濟世之意定名為“漢口仁濟醫院”,病床有15張,楊格非為第一任院長。

1882年,楊格非的兒子湯姆·紀立生任漢口仁濟醫院(今協和醫院前身)任外科醫生,為武漢地區最早的外科西醫生。

後花樓仁濟醫院舊址
1893年湯姆·紀立生開始主持仁濟醫院,醫院規模得以不斷擴大。9月,湯姆·紀立生與該院女醫療宣教士夏利世結婚。此後,夫婦二人在漢口工作40多年。
1902年,為改變中國西醫缺乏的局面,湯姆·紀立在漢口創辦了湖北地區最早訓練西醫生的學校——大同醫科學校(初名倫敦會醫科學校),學制5~6年,學生經過4~5年的系統理論學習後,最後1年在醫院實習。在大同醫科學校辦學的15年中,先後有36名學生完成全部學業,成為湖北地區第一批中國西醫生。
1917年,大同醫科學校和濟南齊魯醫學院合併,湯姆·紀立生派9名學生去濟南學習,同時赴該院任教。
1923年,湯姆·紀立生返回武漢繼續擔任仁濟醫院院長。
1926年,創辦漢口仁濟醫院的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和創辦漢口普愛醫院第二分院的英國基督教循道會決定將兩所醫院合併,其宗旨先在《關於漢口醫院協會創設與其結合條文之宣言》中申明,而後在《漢口協和醫院章程》中作了補充:

1928年4月,英國基督教倫敦會與基督教循道會合作,合併後的新醫院定名為漢口協和醫院(Hankow Union Hospital),有病床135張,位於漢口西滿路(今解放大道現址),此為醫院第一次合併。由楊格非之子湯姆·紀立生成為首任院長,其子基思·紀立生在英國受到高等醫學教育畢業後也來協和醫院主持外科工作。逐漸協和醫院成為湖北地區規模最大、技術最精湛的西醫院。醫院除設住院部、門診部外,還辦有博醫衛生技術專門學校和普仁護士學校。


協和醫院大門(1928年攝)
1930年,湯姆·紀立生退休後,夫婦相偕返英。後出於對中國的懷念,重返漢口,向漢口教會要求工作。
1932年,漢口中華基督教會封立他為牧師,派到漢口韓家墩博學中學(今武漢市第四中學)魏氏紀念堂任校牧。夫婦二人在其住宅樓下設一簡易門診部,以其高超醫術對外應診。
1934年,基思·紀立生的兒子沃爾福德·紀立生在醫院出生,5歲離開武漢前扁桃體發炎,由協和的專家為他做的切除術,隨後被送到上海,1950年就回到英國。
1936年11月下旬,夏利世在為一嚴重牙病患者治療時,損害皮膚,感染敗血症,11月30日安息主懷。
1937年6月22日,紀立生患肺炎逝於漢口。夫婦二人合葬於漢口公墓。
1948年,基思·紀立生(紀繼生)任協和醫院院長。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後,協和醫院佔地71.8畝、醫院總人數為312人、擁有床位249張,固定資產476萬元、年門診量5萬人,以其在華中地區規模最大、裝置最好、技術水平最高而聲名遠播。醫院被政府接管後與武漢大學醫院合作。
1950年,基思·紀立生被全院職工(包括當時的駐院軍代表)禮送回國。他的弟、妹也曾在協和醫院從事外科與助產士工作。
2012年10月,闊別72年的沃爾福德·紀立生回到武漢,77歲的他忍不住一再感嘆,146年前,他的曾祖父楊格非在漢口創辦“仁濟醫院”現在成為聞名遐邇的大醫院。
1934年,基思·紀立生的兒子沃爾福德·紀立生在醫院出生,5歲離開武漢前扁桃體發炎,由協和的專家為他做的切除術,隨後被送到上海,1950年就回到英國。
1936年11月下旬,夏利世在為一嚴重牙病患者治療時,損害皮膚,感染敗血症,11月30日安息主懷。
1937年6月22日,紀立生患肺炎逝於漢口。夫婦二人合葬於漢口公墓。
1948年,基思·紀立生(紀繼生)任協和醫院院長。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後,協和醫院佔地71.8畝、醫院總人數為312人、擁有床位249張,固定資產476萬元、年門診量5萬人,以其在華中地區規模最大、裝置最好、技術水平最高而聲名遠播。醫院被政府接管後與武漢大學醫院合作。
1950年,基思·紀立生被全院職工(包括當時的駐院軍代表)禮送回國。他的弟、妹也曾在協和醫院從事外科與助產士工作。
2012年10月,闊別72年的沃爾福德·紀立生回到武漢,77歲的他忍不住一再感嘆,146年前,他的曾祖父楊格非在漢口創辦“仁濟醫院”現在成為聞名遐邇的大醫院。
02
楊格非(格里菲斯約翰,Griffith John,1831年-1912年)又譯楊約翰,楊篤信。

1831年12月14日,楊格非出生於英國威爾士斯溫西。父親委身一戶人家做管家,父親母親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家中還有一位姐姐也信基督。
四口人的家庭沒有因為貧窮而受歧視,卻因為基督家庭的背景,在當地十分受尊敬。

楊格非出生8個月大的時候,母親因霍亂不幸去世。
姐姐瑪麗受洗入教的過程,是上帝在他的心靈上播撒下慈愛的種子。
那天,姐姐手把手地牽著他從埃比尼澤教堂出來,幼小的楊格非非常羨慕姐姐。
他自己問自己:“我是不是應該也像姐姐一樣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上帝?”
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
他14歲在禱告聚會中進行了第一次講道。16歲就開始正式在教堂裡定期講道。此時,他已是韋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18歲喪父但堅持學習,19歲自學考入大學,開始裝備學習神學。22歲,他加入了最早來華的倫敦會。
1855年24歲的楊格非被按立為牧師,同年,他和一位傳教士的女兒結婚。
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
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
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
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

1855年5月22日,臨行赴中國上海前,楊格非曾感慨,好像聽到了遠方的呼喊:“來這裡幫助我們吧!”
24歲的楊格非帶著他新婚的妻子,在海上走了四個多月。漫長且艱難的航程走得人精疲力盡,初踏中國土地時,他甚至還能感覺到腳下的晃動。
這個身材矮小的英國人就是這樣開始了他漫漫的中國傳教之旅。
1850年代的上海,彙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
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開啟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
有些北上發展, 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
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布/道。有一回和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
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在上海,楊格非努力學習中文,瞭解和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幾年後的1861年他舉家溯江而上,來到了華中重鎮漢口。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有一次,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
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
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
楊格非初到漢口時,並沒有固定佈道地點,只能選擇一些公開場地,聚叢集眾前來聽講,因而被稱為“街頭傳/教/士”。
他特別珍惜主耶穌賜與的口才天賦,並運用主的恩典和智慧佈道傳福音。
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併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
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
一開始醫院只有兩間病房和他的同工馬輔仁作為兼職醫生。但是楊格非堅信,就像耶穌來到地上,他除了帶來拯救人們靈魂的福音,也同樣在堅持做著醫治人身體疾病的工作。他堅持著免費為人們看病,施醫散藥,年末發放救濟米。
後來他的行為感動了英國許多教會和學醫的基督徒,於是許多西醫漂洋過海而來,也帶來了資金、醫藥、恩賜,仁濟醫院成為了當地百姓非常大的祝福,拯救了許多百姓的性命。
也因著他的堅持,幾乎以一己之力,使150年前的武漢醫療水平跨入了國際水平行列。
除此之外,楊格非還進行翻譯聖經的工作。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
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
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矇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 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 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
從1879年到1904年,25年間,他先後往湖南宣教11次之多。蒙神的保守帶領,結果讓他親身體會到湖南官員與民眾對基督教的軟化,對外國宣教士的態度180度轉變。
1905年在楊格非來華宣教五十週年的感恩禮拜中,這位主的僕人敬虔地說:“如果上帝再給我五十年,我仍將都給中國。”
現在看來,華中宣教之父的稱譽,楊格非當之無愧。

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
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八千里,歷時五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
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當時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變態度,接受宣教士定居傳道,一直是楊格非心頭的懸念。
從1879年到1904年之間,楊格非前後十一次進入湖南,親身體驗到當地官員和民眾對傳教士態度的轉變。
從以糞便、石塊相待,到以轎子、錦旗迎送,其間真有天壤之別。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佈道時,又被阻擋而無法進衡州城,只好在城外為十三名決志者施洗。遙望城樓,無限感慨,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為牧師四十二週年的日子,我將永遠記得這一天。”
直到1901年四月間,第七次去湖南時,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滿感恩的心情,在報告中寫下“湖南之門已開”(Hunan is open)這一句期待已久的話。
這一住就是50年,期間僅僅只有三次返回英國。他曾寫下這樣的文字,“我現在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長江與漢水的各地,已經歸在基督的名下;至於那些散居在兩條壯麗江河岸邊數以百萬寶貴的靈魂,我願為之生,為之死。”
楊格非
如果上帝再給五十年,我仍將都給中國。
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