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鳥兒會唱歌》
愛是一種生命需要，人們對真正的愛卻知之甚少。
當下許多人都無可避免地陷入一種困境，不得不在社會中競爭，不得不對他人抱持警惕、懷疑和恐懼，感到孤獨卻無法去愛。
愛無能的時代，人們因缺愛而焦慮。今天的文章，心理學研究者楊芮將透過《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梳理焦慮產生的原因，探索緩解焦慮的方法。
講述 | 楊芮
來源 | 看理想音訊節目《緩解焦慮》
01.
是我們病了，還是社會病了？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是一本非常經典的心理學著作，豆瓣評分高達8.9分。但這本書裡所指的神經症，無論作為一種疾病還是人格來說，與我們今天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那時候的心理學界把神經症（Neurosis），也就是現在我們說的焦慮症的前身，看成是一種病態的人格，但是在現在的人格心理學中，神經質就像外向、開放一樣，是一種常見的性格特質而非病理性的。
但這本書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緩解現在這個時代的焦慮。
作者卡倫·霍尼說：“弗洛依德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不僅導致他作出許多錯誤的概括和結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對那些真正推動了我們態度和行為的力量的理解。”
舉例來說，一般人可以分得清別人的恭維是誠心誠意還是虛情假意，但是有神經症的人可以在任何場合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別人的恭維表示懷疑，對任何好話都感到憤怒，即使他意識到這些好話對他是有利的。
這種高度的疑心在當時西方的中產階層被看作不正常，但是霍尼指出，固執地對新鮮或陌生事物持懷疑態度，在大部分農民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固執只有在偏離文化模式的時候，才會被看成是神經症。
更現代的例子是整容，三十年前如果有長相普通的人覺得自己不夠好看而去做整容手術，那麼人們也許會覺得這個人精神出了問題，但放在現代來看，人們會覺得這只是個人選擇而已。
霍尼的這些強調診斷應考慮社會文化的觀點，不要說在上世紀30年代了，就算是放在現代的心理學書本當中也不過時。
現在仍然有很多心理學家在脫離文化和生活環境的情況下試圖去建立一種適用於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學”，並把一切偏離的行為都當做病態的、需要治療的。
可是那時候的霍尼就指出，正常和神經症之間的界限，是由文化定義的，而非普世的。
需要注意的是，霍尼認為文化對神經症的定義有很大影響，並不代表她認為神經症就是偽命題，她仍然認為神經症是存在的，只是環境中有很多因素使得人們產生神經症。
很多社會規範讓我們焦慮痛苦，偏離社會規範也會讓我們被看成有問題的人。
《你的鳥兒會唱歌》
不過，我們的文化也同時提供給我們防禦焦慮和恐懼的途徑，包括種種禁忌、儀式、風俗習慣等。例如，不同文化中都有對死亡的恐懼，有的文化會用唱歌跳舞來安撫亡靈，我們文化中的一種應對機制則是給亡靈燒紙錢。
霍尼認為，這些方式對一般人來說往往經濟有效，可以享受生活帶來的機會和可能。但是對於神經症病人來說，要遭受更多的痛苦，同時為自己的防禦措施付出高昂的代價，使自己的生活和人格發展受到阻礙。
02.
缺乏真正的溫暖和愛，容易發展出焦慮
在霍尼看來，神經症的核心是焦慮和恐懼，以及為對抗焦慮和恐懼而建立起來的防禦機制。
與弗洛依德把一切的恐懼和防禦方式都看作是人的天性不同，霍尼認為我們對什麼東西產生恐懼，以及用什麼方式去抵抗，受文化以及個人成長環境的影響和限制。
弗洛依德認為焦慮只發生在童年，來源於對閹割的恐懼。霍尼雖然也認為焦慮形成於童年時代，但並不是出於對被閹割的恐懼，而是出於童年的環境缺乏真正的溫暖和愛。
愛是貫穿這本書的一個主題。霍尼把愛看作人格健康發展的基本需求，同時指出，人們如何獲取愛、以及如何應對缺乏愛所帶來的焦慮，則會受到文化的影響。而一個人是否有神經症，則取決於缺愛而帶來的恐懼和焦慮的程度，以及TA用什麼方式去應對。
其實，人們並不知道“真正的愛”到底指什麼，霍尼透過定義什麼不叫愛來勾勒愛的輪廓。霍尼說，對童年經歷很重要的愛，是真誠的、溫暖的愛。
她認為兒童完全能夠敏銳地感覺出家長對自己的愛是否是真誠的。很多父母自己患有神經症，即使他們想要給予孩子愛和溫暖，他們的實際行動或態度卻會喚起孩子心中的敵意。例如對某個子女的偏愛、對孩子忽冷忽熱的態度、喜怒無常的情緒變化、沒有兌現的許諾等。
這裡的敵意，與人面對危機時，產生的反擊或者逃跑的反應是類似的。孩子即使意識到危機，大多也無法進行有效應對，從而容易發展出焦慮。霍尼在這本書裡，很細緻地分析了為什麼孩子會無法應對危機，或者為什麼會壓抑敵意。
一種壓抑來源於孩子對父母的依賴，“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須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還有一種壓抑，是因為孩子親眼看見家長大發雷霆等狂暴場面，或者源於家長對孩子的嚴重恐嚇和懲罰，孩子會認為“因為我怕你，所以我必須要壓抑我對你的敵意”。
第三種壓抑，是當父母總是強調自己如何愛TA，但又缺乏對孩子真正地包容和溫暖時，孩子就會抓住這種愛的代用品不放，不敢反抗，唯恐失去做乖孩子所得到的獎賞。
於是他們就會發展出“我必須壓抑自己的敵意，否則我就會失去愛”的潛在情緒。
《母親》
當然，霍尼也並不認為神經症全部由童年的經歷造成，但是童年經歷會影響我們對人際關係的根本期待和看法。在缺乏真誠的愛和溫暖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很容易發展出長期的基本焦慮。
她描述有著基本焦慮的人的感受是“自覺渺小、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被拋棄、受威脅的感覺，一種彷彿置身在一心要對自己進行謾罵、欺騙、攻擊、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覺”。
她的一個病人的一幅畫，可以很好地表現這種感覺。病人把自己畫成一個又瘦又小、無依無靠、全身赤裸的嬰兒，坐在畫面的中央，周圍是各式各樣張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動物，正要攻擊她。
這些孩子在長大後也很容易對別人的冷落非常敏感，視為一種侮辱而怒不可遏。比如，因為妻子沒有完全按照他的意願去擺放家裡的東西，就對妻子拳打腳踢；或者因為男朋友沒有及時回自己資訊就覺得被拋棄、背叛了。
這些在一般人看來完全無足輕重的事情，之所以讓他們爆發和崩潰，是因為這提醒了他們小時候被無視、被攻擊、被羞辱的感覺。
那種無力感之強烈，成為了他們內心的創傷。可以想象，在正常的皮膚上小力地拍一下，不會有什麼感覺，但是如果在潰爛的皮膚上用同樣的力度拍一下，會立馬跳起來並且可能大發雷霆。
所以，並不是他們太過於敏感，而是因為這觸發了他們內心的創傷。
03.
如何抵抗因為缺愛而產生的焦慮？
書裡有一個很妙的比喻，人可以為了展示和鍛鍊自己的能力而去爬樹，但也會為了逃避獅子的追捕而去爬樹。
看起來爬樹的行為是一樣的，但內在驅動力的不同。前一種狀況下，人可以去選擇爬哪棵樹、怎麼爬、什麼時候爬，而第二種是為了求得安全而沒有選擇的行為。
霍尼認為，神經症的病人出於對安全感的強迫性需求，會飢不擇食地同時運用不相容的方式來抵禦焦慮，從而使得他們的行為和情感充滿矛盾。
他們會希望被人愛，但是又疏遠他人；希望統治其他人，但又希望被統治的人可以愛自己；會順從、溺愛他人，但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
《凪的新生活》
愛是人的基本需求，所有人都渴望得到愛，但神經症病人會對愛有病態的需求會形成一種產生焦慮的惡性迴圈：
我因缺愛而有長期的焦慮，於是我會對愛有過分的需求，包括要求絕對排他的無條件的愛；而由於這些要求不能實現，我會感到受到冷落，於是我用強烈的敵意對這種冷落感做出反應；但是又因為害怕失去愛而不得不壓抑這種敵意，於是就造成了一種瀰漫性的憤怒，使得焦慮進一步增加，對獲得安全感的需求進一步增加。
所有這些用來對抗焦慮的手段，反過來又使人產生新的敵意和新的焦慮。
神經症病人還有一些獲得愛的方法，在一般人中也很常見，需要警惕。第一種獲得愛的方式是透過收買籠絡，認為“我深深地愛你，你也應該以愛我作為回報，併為了我的愛而放棄一切”。
霍尼認為，這是一種女性更常用的方式，因為一方面，社會對女性有著關懷為中心的道德要求，使得女性認為自己在情感和人際關係上就是應該要無限地付出；
另一方面，女性無法像男性一樣有廣闊的社會活動空間和獲得財富、安全感的方式，使得她們只能透過這種愛來獲得名望、安全和幸福。
第二種方式是透過乞求憐憫，讓自己陷入悲慘的境遇來引得他人的關注。旁觀者常常會去譴責和鄙視這種行為，覺得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在霍尼看來，這樣的行為說明這個人相信除了祈求憐憫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方式獲得愛。
所以，這時候對TA的譴責和辱罵，並不能真正幫助TA，而是要用其他的方式去讓TA感受到自己被愛的可能性。
第三種獲得愛的手段是訴諸公正合理的評價，常見於親子關係中。這種方式的邏輯是“我已經為你做了這些事，你將為做些什麼呢？”父母會以自己認為對的方式為孩子犧牲，而當孩子想要離開父母去做別的事情時，就覺得無比受傷。
但霍尼認為，這並不是一種有意識地算計，而是一種潛意識裡強迫性地對他人付出，並且沒有意識到這些付出是因為自己想要得到同等的待遇。他們缺乏自我肯定，無意識地將他要求別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頭上。
第四種獲得愛的病態的方式是威脅。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裡男主對女主進行暴力威脅，不讓她離開自己。或者韓劇《藍色生死戀》裡，男主角的前女友為了留住男主而自殺自殘。
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都是在用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的方式進行威脅，以獲得愛。
我們知道，這樣得到的愛並不是真正的愛，可是會這樣做的人，恐怕也沒有獲得過霍尼所說的真正的、真誠的愛。
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賴以生存的就是一些虛偽的關愛，暴力或者自殺威脅並不合理，但與其嘲笑他們“不懂愛”，提供真實的溫暖和真誠的關心會更有幫助。
《惡人》
尾聲.
人們對真正的愛知之甚少
霍尼當時這套童年缺乏愛和安全感會導致成年人的焦慮的理論，與幾十年後影響巨大的依戀理論非常相似，所以人們也常說她是最被低估的心理學家之一。
她還提出了相當先進的創傷與上癮行為的早期理論，以及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如何影響人的行為和人格健康。
一百年前的霍尼還意識到，在個人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中，對於競爭的強調與人對愛的基本需求是矛盾的，而這個矛盾，讓那個時代的人陷入深深的焦慮。
她認為，現代經濟建立在競爭的原則之上，文化中也總是強調人與人的競爭，這讓人們總覺得自己需要贏過其它人，否則就會受到損失、被淘汰。
所以，我們對自己的價值極其沒有安全感，時刻都面臨著失敗後變得一文不值的風險，同時我們又不得不對他人抱有警惕、敵意和恐懼，這都使得人們更孤獨。
人們想要用愛來補償這種孤獨，但是愛雖然作為一種生命需要，人們對真正的愛卻知之甚少。在這樣的矛盾之下，人們難以感到安全，難以不焦慮。
在這個基礎之上，霍尼進一步指出她所觀察到的文化中有三種，可能讓人產生焦慮的矛盾的價值標準。
第一種是競爭與仁愛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不斷刺激起來的對享受的追求與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矛盾，第三種是對自由的美好許諾與人們現實中受到的侷限的矛盾。
距離霍尼提出這三種矛盾已經快一個世紀了，但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好像也能感同身受。難怪焦慮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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