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伍龐大，可成為一名律師並不容易。
作者 | 何國勝 實習生 謝瑞瑞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八斤
來源 | 南風窗
（ID：SouthReviews）
“端盤子都比當律師開心。”
今年1月底，遊葉去馬爾地夫度假島做了4個月的服務生。她覺得，相比當實習律師那一年，當服務生要開心多了。
當實習律師的第3個月，遊葉就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每天的工作都極度緊張和內耗：“24個小時裡，除了老闆（指導律師）睡覺的幾個小時，另外的時間都是隨時待命。”
“老闆”很喜歡帶著團隊成員裡的女生出去應酬，被當事人逼著喝酒，遊葉也必須笑臉相迎，儘管她是那麼厭惡這種場景。
工作艱苦，但薪酬很低。“2000元招不到司機，但可以招到一個會開車的實習律師”，遊葉說，她的實習工資比這句網路梗中的更少，只有1500元。
拿到律師執業證後，遊葉的從業衝動已經消磨殆盡，她知道，入行的前兩年幾乎都要貼錢上班。所以，當她在2024年底拿到律所offer後，遊葉已在籌謀轉行。2025年初，她去馬爾地夫端了4個多月的盤子，7月，她登出了自己的律師執業證。
她在社交媒體留言：“從本科到執業，跟法學糾纏了7年，但是登出那刻反而覺得解脫而不是可惜。”
像遊葉一樣，一些律師正在退出曾經夢想的行業。
7月初，社媒上流傳一張某地律師的“律師執業證登出申請表”，在登出原因那欄，只寫了4個字：掙不到錢。更早前，有位律師在收到司法廳登出律師執業證的決定書時，“開心”地在社交媒體分享：“終於能睡個好覺了”。此外，她還立下“家訓”：三代以內禁止當律師。
這是網際網路上的一種流行句式，用來表達對某個行業、專業的不看好，以調侃的方式表達感慨。大家都想不到的是，這樣的感慨還能輪到很多人印象中高收入的精英群體律師的頭上。
一半人“活在溫飽線”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全國律師人數超過73萬人。這是我們目前能獲得的最近的資料，一年多過去，它還可能已經增長。
隊伍龐大，可成為一名律師並不容易。
遊葉說，成為律師，首先要透過公認為最難的考試之一的“法考”（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然後要至少當一年的實習律師（申請執業人員）。
實習期間不能獨立辦案，但需要熟悉做律師的全部流程，包括但不限於寫文書和應訴。實習期滿後接受當地司法部門的申請執業考試，通過後獲得律師執業證，這樣才能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律師，也稱執業律師。
在成為執業律師之前，王晉覺得準備法考和實習是最難熬的階段。在他的想象中，等過了這兩關，等待他的就是如影視劇般的職業生活——收入、社會地位高，在法庭上滔滔不絕、舌綻蓮花。
2023年9月，王晉透過實習律師考核拿到執業證，2025年7月2日，王晉登出律師執業證。不到兩年時間，律師職業的大部分濾鏡都已在他心頭破碎。原以為當律師像當大俠，匡扶正義，懲惡揚善，現實是，律師更像一個推銷法律服務的銷售人員，而且很難把“產品”賣出去。
最大的問題是案源。一個新人成為執業律師後，一般有兩種選擇：成為授薪律師或獨立律師。前者是給更高級別的律師打工，拿固定薪資，不用為案源發愁；後者是僅掛靠在律所名下，跟律所並無勞動關係，本質上是獨立的“個體戶”，自己尋找案源，自負盈虧。
實習期結束後，王晉選擇成為獨立律師。時間自由、收入多數歸自己，風險則在於能否找到案源。尋找和等待能讓人發瘋。有段時間，他連續四個月沒有一個確定下來的案子，為了維持生活，只好去書店幹兼職，做些收銀和上貨的雜事。
他託遍父母、親戚、朋友、同學，讓他們遇到“案子”時介紹給他。同時，“盡最大可能去認識更多的人，包括參加社團和興趣愛好小組，比如讀書會”，王晉說，他還會去加入各種微信群，如運動群、小區群及社群群，“透過自我介紹或回答群裡有人遇到的法律問題，讓他們瞭解我，記住我”。
但“僅靠自己的個人的能力去找案源是非常難的一件事。”王晉說，如果沒有光鮮的頭銜和資源，一個剛執業的青年律師，“當事人都會覺得你是一個毛頭小子”，他們更傾向於選擇看起來資歷老、經驗豐富的律師。
“當事人選擇你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價效比比較高，比如你收的價格比較便宜，或者你能夠給他更多的承諾。”王晉解釋道，青年律師接觸到的大多是一些不太優質的客戶，更多是靠自己的低價優勢去競爭，而那些優質的資源只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
“大家所熟知的‘二八定律’，在律師行業中更為極端，可能是10%的律師，掌握了當地律師行業90%以上的資源和營收。至少在我曾經執業的地方是這樣。”王晉說，律師行業中收入很高、看起來很體面的律師肯定是有，但屬於極少數。
2024年，一名曾經的省律協副會長接受《半月談》採訪時也提到：可能有50%的律師生活在溫飽線上。
這些律師收入不多，但支出是固定的。
“每年1200元的律協會費（因地方而不同）、近20%的代理費抽成、律所的工位費、個人全額繳納的社保等”，同王晉一樣在今年7月初登出了剛拿到執業證不足兩年的獨立律師張鵬說，如果找不到案源，就是在貼錢上班。
“下一個案子在哪裡，這個問題比做案子本身更加耗費精力。”張鵬說，這樣一種狀態讓他一直處在一種對未知的不安中。
獨立律師如此，授薪律師也並不好過。
透過實習律師考核後，遊葉拿到了某新一線城市幾家頂尖律所的授薪律師offer，而幾家律所開出的工資，最高的實際到手也沒有超過5500元。
但為了維護和包裝個人形象，在當實習律師期間遊葉買的一套西裝就花掉他3400元。再應付完每年的律師協會會費、律所管理費、工位費、社保繳納、房租等固定支出，就是兩手空空。
而“那些會自我包裝、會喝酒、會吹牛、能唬住當事人的律師，手上捏著70%甚至80%的案源，然後用5000元一個月的工資聘用名校畢業生來幫他辦案。”遊葉說道。
低價競爭疊加灰色擠壓
張鵬在律師行業“卷”了兩年，退出後，他總結了年輕律師在這個行業裡站穩腳跟的三種路徑。
要麼你自帶資源，比如家裡有大企業背景或公檢法人脈，“這是最好的一條路”；要麼你自己超級努力和有悟性，能很好抓住機遇；要麼就是硬熬，死守這個行業，哪怕再難都不放棄。
北京前授薪律師常天逸在去年登出執業證，離開律師行業。在常天逸成為執業律師前，他就聽不少人說過，律師再怎麼蠢、再怎麼沒有能力、再怎麼不會社交，只要肯熬，熬個10年也熬出來了。
“本質上，律師行業賺的錢，是那些被淘汰掉的同行理應賺的錢。”常天逸舉例說，一個城市裡有100個案件、100個律師，但這些案件並不能均等地讓100個律師過上體面的生活，所以有80個人退出行業，剩下的20個律師熬走了同層次80個律師後，就能賺到這100個案件的代理費。
可現實的情況是，很少人能熬過這10年。和各行各業一樣，“法律市場也出現了極度內卷的情況”。王晉說，他看到，連不少律所的高階合夥人都面臨著創收不足問題，青年律師的處境自然更難。
2020年前後，是大部分律師感受到變化的時間點，當時常天逸剛入行。
王晉說，早前當事人在選擇律師時，首要關注的是其專業性和能力。“但現在他們更在意律師代理費的價格，所以就會出現以非常低價去競爭案源的局面。”
曾有一次，一個同學給王晉介紹了他們公司的一件勞動仲裁案，按王晉所在律所的收費標準，代理費最低5000元。因是同學介紹，王晉只報了4000元，但最後，同學公司負責人選了一個只要2000元的律師，也是一位年輕律師。
張鵬還在執業時，也感受過這種低價競爭。“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他們的付費能力越來越低”，張鵬說，在他所在的一座西部中心城市，以前的法律顧問費用大約一年6—8萬元，但現在2萬元就能聘到。
代理費也一樣。“以10萬元標的欠款合同糾紛案為例，我之前執業地方的代理費一般是5000-8000元，但現在你面對當事人時，他會貨比三家，最後找到的律師只收他3000元左右。”張鵬說。
另一方面，近兩年迅速崛起的法律諮詢公司也在擠佔律師的服務市場。王晉稱，這兩年法律諮詢公司非常多，“它們有點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狀態，沒有執業律師資格，但卻在接觸相關的法律業務”。
據王晉瞭解，法律諮詢公司一般會招收一批推銷性質的人員去攬客，並對當事人做絕對承諾，保證勝訴，然後再去找一些年輕的、沒有自己案源的律師，以非常低價格讓這些律師代理案件。
常天逸也曾瞭解過法律諮詢公司的銷售套路。“他們會採取非常直接、不專業、帶有很強情緒的話術，勾起諮詢者心中的害怕、恐懼的情緒，或者讓諮詢方覺得情勢非常焦急。”
“作為律師，不能給當事人絕對承諾，這是違規的，但法律諮詢公司不理會法律規範，敢於做出這樣的承諾的。”由於這種混亂，王晉的一些客戶覺得律師是很賺錢的行業，有人曾主動聯絡他，“他想去成立一個法律諮詢公司，讓我跟他合作”。
看似是一種雙贏的合作，但最後的壓力，都落在了青年律師身上。他們不光接受了法律諮詢公司開出的低價代理費，還要面臨敗訴後被當事人投訴的風險。
最後，青年律師就是這樣被“市場”淘汰的。
圍 城
在王晉他們離開律師職業的同時，仍有不少即將畢業的法學生和其他行業的跨越者準備進入這個行業。
近5年，法考報名人數逐年增加，熱度不減。2024年，共有96萬人報名參加司法考試，2025年報名人數預計突破100萬人。
這其中能有多少人進入律師行業併成功留下？王晉相信，進來之後，他們會發現現實與想象的落差。這些激情的人們，讓他想起了過去的自己。
張鵬當初畢業時，並未首選當律師，而是進入政府部門一個非編制崗位。幹了近5年後，還過得苦哈哈。反觀自己朋友圈中做律師的同學，穿著光鮮地在CBD辦公、每天行程滿滿、短時內買了自己的車……這讓他對律師行業有了憧憬。
而真正成為律師後他才知道，自己在朋友圈看到的那光鮮一面，不過是一種包裝，很大程度上是律師想要給潛在客戶看到的形象，本質上是假象。實際上，絕大部分律師的收入、個人狀態和工作情況，同其他打工人並無二致。
此時，他又想到了穩定的生活，與其在這裡永遠焦慮於下一個案源，不如謀一個“鐵飯碗”。2024年7月，張鵬決定轉行，開始備考公務員。今年6月，他考上某地法院，如願捧到“鐵飯碗”。於是，7月初，他登出了剛拿到手不足兩年的律師執業證。
“律師執業證必須登出，公務員法和律師法都有明確的規定”，張鵬說，如果不登出律師證，就沒法交下份工作的社保，同時每年還要參加執業證年審、給律所交管理費等等。
因此，登出執業證這一刻，是他們對律師職業的告別儀式，也是進入新行業的開幕式。
那麼多律師轉行後去了哪裡？南風窗記者採訪的5位登出律師執業證的人中，有3人選擇考公併成功，一人出國務工，一人繼續讀書並上岸國企。
張鵬說，考公是很多轉行律師的選擇，但僅限35歲以下的律師。而且，這種選擇傾向也開始向法學生蔓延。“就我的瞭解，現在的法學生，尤其最近這幾年畢業的法學生，把律師作為自己的最後一個選項。第一選擇是考公，第二是去一些較大的國企、央企去做法務，其次才是做律師。”張鵬說，幾年前還不是這樣。
來到法院工作後，張鵬想過，在他之後的工作中，面對那些來辦案的律師時，會盡量體諒、共情他們的不易。
畢竟，他們就是曾經的自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