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離開白宮日子一天天臨近，拜登正在加班加點搞特赦。
之前，他特赦小兒子亨特，接著在12月12日，他又赦免了39人，還為近1500人減刑。
據美聯社、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12月23日，拜登再次頒佈特赦令，將40名聯邦死刑犯中的37人，免除死刑，改為終身監禁。
與行政命令不同的是，特赦令是無法被繼任總統推翻的。
也許拜登是為了轉移社會關注亨特被特赦的目光，但這一決定引發了美國社會的普遍不滿。
在美國極少出現死刑判決的背景下，這些死刑犯的罪行有多嚴重可想而知。
很多美國網友在質問拜登，你倒行逆施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拜登在宣告中解釋稱，“憑著我的良知和經驗，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我們必須停止在聯邦層面使用死刑。出於良心，我不能袖手旁觀，任由新一屆政府重啟我已叫停的死刑。”
拜登在暗示自己是從一個”屠夫“手中拯救了生命—耶穌降臨。
冰雪聰明、機智過人、蘭心蕙質的特朗普會看不懂拜登的險惡用心？
這明擺著是衝著特朗普來的，他不火大才怪。
特朗普連發兩文回應拜登，“當你聽到他們每個人的罪行時，你會難以置信他竟然這麼做了。這毫無道理。（受害者的）親屬和朋友更加悲痛。”
“我一就職，就將指示司法部大力推行死刑，以保護美國家庭和兒童免受暴力強姦犯、殺人犯以及惡魔的傷害。我們將再次成為一個法律與秩序的國家！”
特朗普團隊也強烈譴責了拜登， “這些人（死囚）是世界上最兇殘的殺手，拜登這一令人噁心的決定，是對受害者、他們的親人扇了一記耳光。”
共和黨多名議員公開炮轟民主黨，“再一次站在了墮落罪犯那一邊，而非站在受害者、秩序以及道德這一邊”。
一些受害人家屬也出面指責拜登，“明顯的濫用權力，總統從未考慮過受害者，他和他的支持者手上沾滿了鮮血。”。
民主黨這邊也很難為拜倒洗地，因為有3人沒有得到特赦：
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主犯焦哈爾；
2015年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一間教堂槍殺9名黑人的魯夫；
2018年在匹茲堡猶太教堂槍殺11名猶太人的鮑爾斯。
為什麼殺了猶太人和黑人的死刑犯不能進入特赦名單，搞雙標？
“拯救生命”是有選擇的，這讓民主黨人怎麼自圓其說？
被拜登放生的是些什麼人？比如這兩位。
左邊的叫桑德斯（Thomas Sanders），他於2010年，近距離開槍打死女友羅伯茨。
幾天後，他又綁架了女友的12歲女兒蕾克西，將小女孩蕾割喉，棄屍樹叢。
左邊的叫託雷斯（Jorge Avila-Torrez），他於2005年在芝加哥郊區殺死了8歲女童霍布斯及9歲的陶比婭斯。
當時，兩名女童在小區裡騎兒童腳踏車，卻被他騙走強姦，再被他用刀捅死。
警察沒有抓到罪犯，2007年，託雷斯居然加入了海軍陸戰隊，2009年，他又強姦並用電腦線勒死了20歲海軍女情報官斯內爾，他還強姦了另外3名女子，直到2010年被捕。
這種人渣，拜登還要放生它們。但凡是個正常的美國人，都會感到憤怒。
只有西方那些廢死派在叫好，稱拜登“做出了具有勇氣的決定”。
特朗普就算想大開殺戒，手裡的死刑犯也只有3人了。
不過，他已多次揚言，要擴大死刑適用範圍，包括販毒和販賣人口。
特朗普想在美國死刑問題上撥亂反正？想得美，因為這是體制問題。
在西方社會，廢除死刑已成為了一種“價值觀”，歐盟甚至將其定為申請國的門檻。
特朗普又一次站在了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
廢死問題
廢除死刑從社會治理角度來說，並不是什麼積極的方向，它只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理想化狀態。
全世界第一個頒佈廢除死刑法令的政府是蘇維埃俄國。
十月革命產生的第一屆政府（人民委員會）共15名委員，有不少是高階知識分子：列寧（主席）、托洛斯基（外交）、李可夫（內務）、米柳亭（農業）、施略普尼科夫（勞動）、盧那察爾斯基（教育）、柯侖泰（女，社會福利）……
這些理想主義者們就推動了廢死法令，理由：死刑是殘忍剝奪生命權的不文明行為，而且無助於減輕罪惡。
按照今天的西方邏輯，布林什維克建立的是最民主、最文明、最先進的國家。但是，它們卻無時無刻不在詛咒布林什維克。
蘇俄廢死之後，殺人案暴增，在現實的壓力下，被迫廢除了這項法令。
戰後，1947年5月26日，蘇聯再次頒佈《廢死法令》，堅持了三年，1950年，又堅持不下去。
而歐洲在經濟發達之後，想披上“文明”外衣，用廢除嚴刑苛法，來體現社會進步，於上世紀70年代走向了極端–廢除死刑。
但是，社會進步不等於要廢除死刑，廢除死刑也不等於社會進步。
廢除死刑，拆掉了法律上的最後一道閘門。
這是一種宗教式虛偽，彷彿“白左”個個都是“人間聖母”。
接著，西方將廢死與價值觀掛鉤，無限拔高廢死的意義，並以此來區別民主國家和不民主國家、文明社會與不文明社會、先進體制與落後體制……
它們無非是想站在道德高地，逃避社會責任。
民主與否不再重要，西方政客為了廢除死刑，甚至不敢搞公投。
1981年，法國立法廢除死刑時，有73%法國人要求保留死刑，但議員和官員們強行廢除了死刑。
這是民主抉擇？還是強姦民意？
其實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廢死也因此成了“政治正確”，甚至是“政治棍棒”。
2019年4月，廣東省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加拿大籍毒販死刑，當時加拿大外交部長弗裡蘭跳出來說：加拿大公民在中國被判死刑，是“殘酷和不人道”的懲罰。
這些跨國毒品毀了多少中國青少年？又毀了多少家庭？
這些悲劇在加拿大政客眼裡難道就不是“殘酷和不人道”的行為？
難道中國還要替加拿大養著這些人渣？送他們上路才是最大的人道。
造成77人喪生的挪威爆炸槍擊案兇手安德斯•佈雷維克，只被判了21年，由國家養起來，好吃好喝供著。
他的牢房比賓館還舒適，無論死者家屬有多麼悲痛，但挪威政府卻用他來標榜自己在“捍衛人權”。
在西方這股妖風影響下，國內一些法律從業者、媒體人、大V也盲目跟風，奉西方“價值觀”為聖諭。
西方是高尚的、是文明的、是不謬的，跟著喊“廢死”，彷彿也籠罩了某種光環。
鼓吹廢死的，口口聲聲說公權力不得剝奪人的生命權。他們將本來一顆子彈就能解決的問題，變得極其複雜。
在中國臺灣，甚至還出現了廢死遊說團。
他們不僅到司法機構遊說，還要到死者家屬那裡遊說，纏著要對方簽署諒解檔案。
檔案到手，送到法院後，死刑犯將不再執行死刑。
廢死遊說團就可以繼續向背後的金主申請經費了，還有機會到西方領獎，這是一門不錯的生意。
西方廢死派天天說：任何政府都不得剝奪人的生命權。
然而，當美國戰機一顆導彈炸死幾百人的時候，西方聖母們卻瞎了。
拜登為了放生那30多個死刑犯大談什麼“良知”，可是，美國對巴勒斯坦那些死於以軍屠刀下的數萬名婦女兒童可有過半點“良知”？
它們真的在乎過生命權嗎？這不是偽善，什麼是偽善？
廢死再發展下去，聖母們就要求“無痛苦剝奪自由”：不能讓在押犯感到恥辱，即“無牆監獄”，要讓罪犯有“自由人”的感覺……
犯下搶劫、強姦、殺人的人，政府還要幫他們緩解痛苦，民眾還不能對他們有仇恨。聖母們說，如果你內心產生了仇恨情緒 ，那你就輸了。
但這會將西方社會帶往何方？
2019年7月18日，殺害章瑩穎的兇手克里斯滕森被判終身監禁。
此案當時交由聯邦法院審理，它是可能被判處死刑的。
但它逃過了死刑，因為有陪審員是廢死主義者，死刑被否決。
“廢死”派關心的是克里斯滕森的人權、監獄待遇、他父母的情緒。
但章瑩穎的人權在哪裡？章瑩穎父母的痛苦誰來關心？
站著說話不腰疼，勸別人寬恕，勸別人大度，勸別人諒解。
但章瑩穎的父母怎麼寬恕？怎麼大度？怎麼諒解？
人類需要的是一個健康有序、懲惡揚善的社會，請問那些廢死派，這個要求過份嗎？
按照拜登這種做法，美國社會將回歸到野蠻的血親復仇時代。
反正都不用償命，反正都有機會等來特赦，看總統心情。
西方要瘋由他們瘋，我們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不能跟著它們所謂的“價值觀”折騰。
把同情心用在施暴者身上，是對社會最基本價值觀的顛覆，是反人類的行為，是文明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