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萬律師費不知去向，“掛名合夥人”陷阱引發律所內戰

來源 | 智合研究院

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家律所因未完成委託事項，當事人將它起訴至法院，要求律所退還100萬律師費。經法院判決，律所應退還80餘萬律師費。

判決生效後，律所未執行，律所及負責人被限制高消費。後來，當事人又將律所原、現合夥人共幾十人追加為被執行人。

《追加被執行人申請書》顯示，該律所為普通合夥組織，根據合夥企業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退夥人對基於其退夥前的原因發生的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部分原合夥人認為，他們退夥前，只是名義上的合夥人，未參加過合夥人會議，也沒有得到分紅。另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該案中100萬律師費不知去向。

此案暴露出律所內部深層次的合夥人糾紛——資金去向不明、權責分配模糊、實際控制人獨攬大權等問題。這並非孤例，近年來，律所合夥人之間的權責衝突與管理矛盾屢見不鮮。

被拉下水的“名義合夥人”

深究“名義合夥人”產生的根源，既有現實需求與制度的錯位，也暴露出行業監管的滯後性。為滿足司法行政部門對合夥制律所律師數量的硬性要求，催生了“湊人頭”式的合夥機制。

此案中，多名原合夥人聲稱自己僅是“名義合夥人”，既未參與決策，也未獲得分紅，律所實際由個別人掌控。這種現象在中小律所中並不罕見。許多律所為滿足成立條件或擴大規模，吸納律師掛名合夥，但實際決策權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這些律所負責人透過協議約定等方式，誘使律師掛名合夥，卻未明確其法律風險。這種潛規則在行業內部心照不宣，當利益分配、權力結構或責任承擔出現裂痕時，合夥人糾紛便可能一觸即發。

“掛名合夥”模式下，名義合夥人既無法行使權利，又需對外承擔連帶責任，矛盾由此滋生。然而，若合夥人從未實質參與管理，要求其承擔鉅額債務顯然有失公平，也反映出律所內部權利與義務的錯配。

同時，一人大權獨攬，其他合夥人形同虛設的權力結構下，一旦決策失誤或失信，律所極易陷入癱瘓。缺乏制衡的決策機制不僅加劇內部矛盾，還可能危及律所的存續。

另外，100萬元律師費去向不明。律所負責人聲稱費用已支付給承辦律師，但承辦律師予以否認，且律所未提供任何轉賬憑證。局面陷入羅生門，根源在於律所資金管理混亂。

實踐中，許多中小律所為避稅或操作便利，刻意規避監管，最終引發危機。部分律所存在“公私不分”的問題：律師費直接打入個人賬戶，或用於非業務支出，甚至被挪用。

例如，2021年，有福建律師收取當事人20萬元但未出具收款憑證，也未將款項轉入律所賬戶，受到停止執業6個月的行政處罰。

合夥人退出時責任如何界定，是另一大爭議焦點。律所的原合夥人雖已退夥，但仍可能因歷史債務被追加為被執行人。合夥企業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退夥人對基於其退夥前的原因發生的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但律所是否適用於合夥企業法，在不同的案例中，認定可能不一致。有律師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很多判例認為律師事務所要適用合夥企業法”。此案例中，這些合夥人最終是否會被追加為被執行人，還要看法院的判斷。

如何解決

律所合夥人糾紛的解決，既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也要行業內部的自律與創新。

強化財務透明與合規管理

案件暴露的掛名合夥人、財務混亂等問題，突顯監管體系的失靈。傳統上以年檢為主的監管模式，難以發現實質性的治理缺陷。這就有必要建立“穿透式”監管機制：一是完善合夥人實質審查制度，透過面談、執業評估等方式確認其真實參與度；二是推行律師事務所財務審計制度，要求年度審計報告公開備查；三是建立執業風險預警系統，對存在大額未決債務的律所重點監控。

當糾紛無法內部化解時，法律途徑成為最終保障。當事人透過申請追加被執行人，迫使律所合夥人直面責任，此舉為類似案件提供了範本。還可核查資金去向，若發現侵佔或挪用，可向公安機關報案或提起民事訴訟。行業監管方面，司法行政機關與律師協會應加強聯動，例如對投訴較多的律所開展專項審計，或建立“黑名單”制度限制失信律所承接業務。

完善合夥人協議：權責利的三維平衡

一份詳盡的合夥協議是預防糾紛的第一道防線。協議應至少涵蓋三方面內容：其一，明確合夥人的權利與義務，包括決策權分配、業務分工及監督機制；其二，規定利潤分配與虧損承擔的具體比例，避免“搭便車”或“背黑鍋”現象；其三，設立退出機制，如退夥條件、債務清算程式及保密義務。此外，協議還需約定爭議解決方式，如強制仲裁或調解，以避免訴訟耗時耗力。

推動行業文化轉型

許多傳統律所依賴“師徒制”或“家長制”維繫運作，但這種文化已難以適應規模化發展的需求。律所需推動文化轉型，樹立契約精神與規則意識。此外，可借鑑國際律所經驗，建立“管理合夥人”職業化制度，選拔具備管理專長而非僅業務能力強的律師擔任領導職務。

職業責任保險體系的建設同樣刻不容緩。當類似的債務危機發生時，保險賠付可為首要清償來源，避免將全部風險轉嫁給合夥人。

結語

這一律所合夥人糾紛，映照出中國律師行業在快速發展中面臨的治理短板。合夥人糾紛的爆發，不僅是個人利益的衝突，更是制度缺位與監管乏力的必然結果。化解此類矛盾，既需完善法律框架與內部協議，也需推動行業文化的深層變革。唯有將“人合”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律師事務所才能在維護客戶權益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