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太大了,大的讓人心生嚮往,也大的能容進所有的貪念、慾望和邪惡。

配圖 | 《每當變幻時》劇照

1991年,改革開放如火如荼。母親見到在外闖蕩的親戚出手闊綽,動起了闖蕩上海的念頭。
之後整整20年,母親在上海掙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各路牛鬼蛇神她遇上了,各式規矩門道她摸清了,她像是一根沒有任何依仗的獨枝,孤傲、倔強地活著,可在一切朝著她欣喜、她激動的方向繼續時,那濃墨重彩的一筆突然戛然而止。

母親8個月時,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場生死危機。
姥姥喝農藥自殺前,給母親餵了有毒的奶水,想帶她一起走。母親被發現時周身紫紅,身體蠶蛹似的扭動抽搐,大家都以為母親活不成了,可或許真的是“沒媽的孩子命硬”,母親愣是在住院一個月後挺了過來。
母親命硬也命苦,小學畢業後因家境困難輟學,成了家裡家外的一把好手。洗衣做飯手到擒來,田裡農活一應不在話下。
1987年,母親18歲,經人相親介紹認識了鄰村的父親,半年後他們結婚了。父親是高中生,家裡兄弟姐妹多,窮得揭不開鍋,但合力把愛讀書的父親供到了高中,他跟沒孃的母親一樣都是苦疙瘩。父親入贅到母親家後,我跟妹妹相繼出生,父親性格溫和,家裡一切大小事都是母親張羅,母親在家裡有著絕對的權威。村裡人都戲稱父親是“妻管嚴”。就這樣母親帶著我和妹妹跟姥爺一起操持著家裡的十畝田地,父親則在附近打零工,日子就這樣艱難匍匐著。

一天,母親在市場遇到了二爺爺,寒暄一陣後得知他在上海做生意,說話間母親注意到二爺爺穿著的確良白襯衫,口袋裡鼓鼓囊囊映出紙票,儼然一派有錢人的架勢。
二爺爺到肉鋪要了兩斤豬肉,從襯衫口袋拿出一沓花花綠綠的票子,有五元、十元、五十元的。母親看著眼都直了。
母親買完豆腐後匆匆回了家。“我在市場碰到二伯了,你猜怎麼著?他發了,在上海做生意剛回來,過陣還得走。”見父親沒搭話,母親接著說道:“我們也去上海闖闖吧,二伯大字不識一個在上海做生意現在都能花花綠綠有一打票子,我們也能行。”
“你能去幹什麼呢?七八十斤重,啥也幹不了!”父親扒拉著碗有一句沒一句地應和著。
可母親不管父親的態度,隔天就東拼西湊了300元,跟姥爺交代一通後,拉著父親奔赴大上海了。
母親去上海那年,我五歲妹妹三歲,母親臨走那天,我不停哭喊掙扎著去追母親,母親淚眼婆娑地看了我一眼後,就頭也不回地跟父親消失在了人群中。

母親是1991年去的上海,正逢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也是民工叩響城市大門的高熱期。
當時,火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外來妹》,把打工熱潮吹到了鄉村的角角落落,二爺爺是那個時代熱潮下的第一批,而母親搭上的是末班車。
在上海,母親的第一份工作是廢品站打包員,五塊一天,包一頓白飯。在勤勤懇懇做著打包活的同時,母親心裡火熱的種子在發芽,“是不是自己還能做點啥?”
一天下班時,母親路過一個公園,看到三三兩兩的攤販賣甘蔗、水果,她定住腳步看了半天,覺得這活她能行。
母親做事帶著一股麻溜勁,第二天她就辭掉了廢品站的工作,置辦齊了賣水果的整套家當。
開始賣水果後,母親這一路的艱難隨之而來。初入生意場,人氣慘淡,其他攤販那人來人往,忙活不停,母親這邊空曠清冷,於是母親決定先偷師再繼續。
此後半個月,母親一早便貓在公園對面角落蹲守,每天盯守其他攤販怎麼做生意,而後,她像開了掛一樣,神氣抖擻地重返“戰場”,見人路過就打招呼,露著甜甜的兩個梨渦。
母親說:“一次不買、兩次不買、三次不買都沒事,總有一天她會買的!”
當然,光熱情也沒用,要有實實在在的優惠,一般小的零頭母親都會給抹掉,遇到既買了蘋果又買甘蔗的,母親不僅會把零頭抹掉還會挑個小的果贈送。
客人買完後,母親總不忘最後加一句:“常來啊。”
此外,母親也有自己的創新:母親賣甘蔗每次都將甘蔗結的部分去掉,再一節節地剁開給客戶,方便她們啃嚼;打包時,還會毫不吝嗇地多套一個水果袋給他們,這樣可以回去做垃圾袋。這樣的熱情和心思,讓母親的水果攤漸漸有了人氣。
水果攤生意好轉後,我和妹妹陸續收到了母親郵寄的新書包、花裙子,每每郵遞員送來包裹,姥爺總是哼著小曲邁著輕快的腳步趕忙接過包裹,而那天也是我們最開心的,因為姥爺會做上一盤香噴噴、油滋滋的紅燒肉。
這時我已經八歲了,母親離開我整整三年了,我漸漸明白母親為了生計和父親一起去了上海,雖然新裙子、新書包暫時緩解了我對母親的思念,甚至有那麼一瞬間在收到新衣服的滿足後,我會覺得母親不在身邊也挺好的,但是每當放學回家看到其他同學飛奔回家大叫“媽媽”的時候,我總忍不住心酸流淚。
新書包和花裙子抵不上那些同學母親梳的好看的辮子,可口的飯菜,和牽手嬉鬧的溫情。

不久後,上海人開啟了吃筍熱潮,母親果斷停掉了水果攤,緊跟市場風向賣起了竹筍。
賣筍攤販基本是浙江一帶的,資歷老、生意精。流動攤,一般都是先來先得,但遇上潑皮無賴那就無濟於事了,母親一般是夜裡三點去佔位,父親需要兩點出發騎腳踏車去販筍。
因為身材瘦小,腳踏車爬坡時壓不住車頭,筍又太沉,父親有過好幾次人、車、筍一起從坡上翻滾下去的經歷,他總是顧不得身上的疼痛,就從地上爬起來,趕忙撿筍繼續爬坡,他知道母親在等著他的筍賣,家裡的一家老小也等著筍賣。
可生意的好壞不會因為誰更辛苦而有所偏向。浙江攤販一天能賣一千多斤筍,母親拼了命一天下來只能賣出幾十斤。
賣筍的前半年,母親嘴角總是起火泡,消瘦了一圈,但她也摸索出了賣筍的門道。一般浙江攤販上午就能把販的筍賣完,下午是他們娛樂消遣的時間,那些在下午需要買筍的零星客戶就會流失到像母親這樣的小攤販這。
母親對這些客戶十分珍惜,熱情和優惠全都奉上:多送點小筍、多加個袋子,甚至會把客戶買的其他東西也用自己的大袋子一併裝好。
母親對個別浙江攤販的老客戶更是尤為“關照”,本著不賺錢也要撬來的強大意念,母親熱情招呼,保本賣筍,久而久之這些客戶在上午買筍時也會光顧母親的攤位了,接著他們慢慢成了老客戶,而新客戶也越來越多,筍攤就這樣緩緩有了起色。
一年後,父親也要每天販一千多斤筍了,浙江攤販的老客戶大多成了母親的常客。
兩年後,浙江攤販被母親擠走了,母親成了那一帶的賣筍霸王。
在母親賣筍打拼的這幾年,家裡也發生了點變化,姥爺找了個搭子,那人有自己家庭,但他們不顧村裡老少的言語還是肆無忌憚地交往。我和妹妹對姥爺和那個女人怨恨交加,再後來姥爺花在我跟妹妹身上的心思就更少了,而他的酒癮也越來越大,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路邊,電閃雷鳴的夜晚裡,我和妹妹因為姥爺不在家被嚇得鬼哭狼嚎,大喊“媽媽”。
那些孤獨黑暗的夜裡,我一直祈求著母親能快點回來。
後來,我走到鄰村借了小賣部的電話,給母親打了長途電話,聲淚俱下地述說著思念和姥爺的變化。母親在電話那頭也不停哭泣,告訴我她會多寄些錢回家,並裝一部電話,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聯絡,姥爺也會收斂些。
母親真的給家裡裝了電話,那是一部紅色底座的大按鍵電話,它是我們村安裝的第一部電話,也是我和母親溝通的紅色橋樑。
我們開始隔三岔五地給母親去電話,思念隨著電話,從家鄉的這頭傳遞到上海的那頭。

1996年暑假,我十歲妹妹七歲時,母親讓姥爺將我和妹妹送到上海。我欣喜萬分,距離母親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五年了。這五年裡母親很少回家,我們把愛和思念都存在那根紅色電話線裡。如今我們終於要見到母親了。
那時去上海沒有高鐵,我們坐長途客運車和輪渡,一天一夜才到。
因為暈車,一路上我和妹妹吐得七葷八素,然而這些都抵不住要見到母親的興奮。見到母親後我們都激動地跳腳歡呼,一路飛奔抱著母親,妹妹更是一直掛在母親身上不願下來。
姥爺只待了三天就回去了。母親把我們安置在出租屋裡,她依舊天不亮就出去賣筍,但中途會給我們帶回早飯,有餈粑、蟹粉小籠、豆漿這些饞死人的小吃,晚上再風塵僕僕地趕回來給我們洗澡、做飯,她的拿手菜是用糟滷滷雞爪、雞胗、大蝦,還有椒鹽雞大腿,她想把她不在我們身邊的時光用食物填滿。
一切忙完後,母親還會收拾家裡,我看著她忙忙碌碌的身影和鬢間溼漉的頭髮,忍不住跑去抱住了她,依偎在她懷裡。
睡覺時,我跟母親說不想離開上海,不想離開母親。
母親摟著我,眼角慢慢浸溼了,說:“媽媽現在還沒有能力將你們接來上海,回老家的話又掙不到錢,你倆總是吃得瘦癟癟的,等媽媽再熬個幾年,乖啊,燕。”
我生氣地揹著母親默默流淚。
晃眼間,暑假就結束了,姥爺趕來接我們。我和妹妹淚眼婆娑地抱著母親買的大包小包的零食和衣服,我趴在大巴的車窗邊四處搜尋母親的身影,車站拐角處一個瘦弱的身影直逼眼底,那是母親。
風吹動她凌亂的髮絲,她不時地抹著眼淚!

隨著我從小學升到初中,母親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轉戰到了桃浦海鮮市場。
母親租了個門面房,分上下兩層,下面擺攤賣貨,上面可以睡覺,上下層間架著木梯。因為積蓄不多,母親租的鋪面最靠後,這裡清冷、寡淡,幾乎沒什麼客人,和前面攤位的熱火朝天,客人扎堆擠著買,形成鮮明的反差。於是,不管母親使出多大的熱情吆喝也無濟於事,母親急得茶飯不思。
寒假時,母親照例將我和妹妹接到了上海,夜裡兩三點,我總會被一陣窸窣聲吵醒,我未曾在意,只是在迷糊中裹上被子翻身繼續睡。
後來,我陸續發現攤位有了不小改變:上方支了亮堂的燈泡、燈泡下方擺了兩排深棕色凳子,凳子上放了兩泡沫箱的基圍蝦,每個泡沫箱邊上擺放了深藍色的面盆。母親會將基圍蝦抓起在面盆中上下抖落,蝦在燈光照耀下色澤鮮亮,四處蹦躂。母親還準備了一大兜翠綠鮮嫩的小蔥,這是買蝦後母親要贈送的“伴手禮”。
在母親的這番裝飾下和她的熱情吆喝下,攤位總算慢慢吸引了一些客人。
母親更厲害的巧思是:她將攤位前拖得乾乾淨淨,客人到我們攤前不用擔心鞋子會溼,也不用擔心衣褲會被甩一身水。有時,人們會為了躲一兩灘水而擠到母親這,母親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長凳讓她們歇腳。這樣一來二去後,母親攤位的客人就越來越多了,她愣是把最後一個攤位做成了靠前的樣子。
只是,她光顧著生意,終究忽視了身體,她每日忙碌著,飯有一頓沒一頓地吃,餓得不行就著開水泡飯對付下。
一次,母親剛做完胃鏡就急忙張羅攤位的生意,當人群漸漸散去才發現天已暗沉得徹底,一陣餓意襲來,她照例扒了碗水泡飯吃,兩分鐘不到,母親的臉開始抽搐,隨後她的身體漸漸縮小,母親疼得蜷縮起來,而後她變成疼得翻滾,汗水和淚水交織而下,整個人溼漉漉的,汗一陣淚一陣地流。
我們趕忙將母親送去急診,大夫瞭解情況後,將母親好一頓臭罵,說是不要命了,見母親疼得直冒汗卻一聲沒出,急診大夫直感嘆:外地人真是不要命!
像這樣的跑急診,還有好多次,對那時的母親來說,身體的病痛,在賺錢留在上海面前,顯得那麼微不足道。
後來,母親賣海鮮的市場搬遷換址了,新市場門面費比原來的要高出很多,我們以為母親還是會租最後的鋪面時,母親卻要下了最靠前的位置,還僱了8個工人。
或許那時母親對做生意有了自己的篤定,她想靠以往積累的生意經奮力搏一把。
新市場生意開始的第一天,母親就拿出了她以往的氣勢,和更多的巧思:賣螃蟹時母親會用刷子將螃蟹刷洗乾淨,這樣客人買回去用清水沖洗下就可以蒸煮了;賣魚時母親會交代工人一定要將魚鱗刮乾淨,甲魚呢,母親會用開水燙好揭皮,將內臟油脂清理乾淨。當然,不管買多買少,母親依舊會送些蔥薑蒜。
現在來看,母親的秘訣就是服務做得好。
不過,母親還有一項絕技:但凡在母親這買過東西打過照面,母親就能記住他。這樣的好記性,讓她的生意如虎添翼。母親的攤位越做越好,一場災難也隨之而來。

一天,母親的攤位前來了三五個塗著紋身,身穿黑色背心的壯小夥,他們買了兩斤蝦。沒多久,為首的那個就氣勢洶洶地大步而來,二話不說將母親攤前的魚蝦桶一一掀翻,一把將剛買的蝦甩了進來,“媽的,老子買東西,你敢給我缺斤少兩,你說這事怎麼辦吧!”
“大哥,是不是搞錯了,不可能少的,蝦是我稱的,我擔保肯定不少。”母親趕忙賠笑說道。
“蝦就是少了,晚上8點我們哥幾個再來,你們看怎麼解決。”母親一下子癱坐在地上。她知道這是遇上地頭蛇敲竹槓了。
“慌啥,要是來了就跟他們幹,打死打活都算,反正要錢沒有。”父親在一邊激昂地說道。
“是啊,老闆娘,我們這麼多人到時一起上。”打工的老陳也應和著。
母親什麼也沒說,讓老陳他們收拾魚蝦,先把今天的生意做完。
下午5點,母親提前關了鋪子。周圍其他商鋪也都過來商量對策,有讓給錢的,有說報警的。母親一直沒吱聲。
人群散去之後,母親對著父親還有工人說:“他們說晚上8點來,肯定就要來,一會兒你們都在樓上等著,不要下來。我一個人去跟她們談,我一個婦女去,他們一幫老爺們不能拿我怎麼樣,人多反而容易壞事。”
“這怎麼能行,一個人肯定不行!”父親急著打斷母親。
“就這樣了,有啥事,你們再下來也不遲。”母親決絕道。
晚上8點,那一群人果然來了。
一個小混混流裡流氣地問道:“想好了嗎?這事怎麼辦?”
“換個地方談吧。”母親看著眼前的十來號人,心裡慌得不行,但還是故作鎮定地說道。
一行人來到了市場門口。
“兄弟們既然來了,我肯定不能駁你們面子,蝦的分量是肯定不少,這個你們心裡有數我們也有數,但兄弟們來了,我買了兩條煙給大家分分,要是你們獅子大開口的話,那就隨你們。能在上海混這麼多年我們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是嚇唬誰,你們想把事情弄大那就你們自己看。”
“兩條煙就想把我們打發了,你打發要飯的吧。”
“要錢是肯定沒有,上海到底是個法治社會,也不是你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行的話,兄弟們就把煙分分,不行,反正我的攤位就在這,隨你們怎麼樣!”可能是母親的氣勢嚇到了對方,也可能是對方看到我家有八個員工,再或者是想秋後再來算賬,最後的結果是,這幫人拿著母親給的兩條中華煙,又訛了2000元,當天就算了結了這事。
原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可之後的每個月,這夥人都要到攤位收保護費,每戶都要上交,到我們這費用會更高點。
一天下午,父親在其他攤位打牌,正打著,那一夥人嚼著口香糖慢悠悠地晃了過來,當側頭看到父親後,他們一把拉起父親的衣領,哐哐,兩個響亮的大耳光落在父親臉上。
打牌的人四散開了,不言不語地默默回去了。一米六幾的父親身形消瘦,論體格在那幫人只有捱打的份,火辣辣的臉頰讓父親暗暗攥緊了拳頭。
之後,父親會在固定時間窩在樓上一會兒,似乎在寫些什麼,母親對此也不言語。只是,每天父親在樓上寫完出去後,她總會跟著一段。
一天吃飯間,母親對著父親說:這事能成就成不成你也別掛心,我們勤勤懇懇做生意,有點磨難不算什麼,受凍、捱餓、捱打也不算什麼,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我那會不知道父親被打的事,聽到母親這樣說,詫異道:“媽,你說的什麼事?”
“大人的事,小孩不用知道。”
父親沒吱聲,只顧低頭“嗯”了一聲。

一年後某天,當地管轄派出所來了人到市場核查黑惡勢力,那夥地痞流氓在眾目睽睽下被銬上手銬帶走了。
當晚,父親哼著曲就著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原來,父親被打後一直堅持給上海市公安局、上海110指揮中心發掛號信,信裡面詳細揭露了這夥人的犯罪行徑。他寫了整整半年。
後來,這夥人被判刑三年。
而母親,在三年後的一天也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桃浦市場。
那夥人被抓後,市場上隔三岔五還會來幾個混混調查是誰揭發舉報的,母親跟市場協管混熟後知道,他們開始懷疑父親了,寫掛號信揭發檢舉,必須得識文斷字。攤販識字的有不少,但像父親這樣喜愛訂閱報紙、聽廣播、看新聞、瞭解國家動態的全市場就數他一個。
母親知道這個市場是待不下去了,那夥人出獄後的打擊必然會報復是必然的,她不能冒這個險。
回想起來,海鮮市場的生意母親做得那麼好,生活也有了盼頭,卻又再次被生活摁了下去。
上海太大了,大的得讓人心生嚮往,也大的容進得容得下所有的貪念、慾望和邪惡。母親被這邪惡給擠走了,她沒能留下。

離開桃浦後,母親轉戰到了上海金山做起了商超海鮮,就是承包如今超市裡賣魚、蝦、海鮮的區域。
商超的生意比在市場要輕鬆很多,每天父親到批發市場拿好貨,母親盯守超市,看著工人,指導下位置擺放以及一些價格問題,這是母親在上海那些年裡做得最舒服的一年。
可好景不長,那段時間活少了也輕了,母親反而像被掏空了似的,白天她在超市盯守無法休息,夜裡又總要去廁所七八趟,睡不好覺,她一年裡瘦了二十斤,一米六的她體重只有八十斤。
當我們為她的暴瘦擔憂時,她又在短期內胖出了大半個自己,一下子漲到一百四十多斤。
身體的異樣和體重的起伏讓母親的情緒非常不穩定,她一會傷心落淚覺得自己命苦,一會又暴躁地為了很小的一件事跟父親吵個人仰馬翻,激動時母親會用頭撞擊牆壁,嘴裡罵罵咧咧說著難堪的話。
我們四處求醫,吃了好幾麻袋的藥,也不見母親好轉,後來,輾轉各大醫院終於明確了病因:體重急速下降是因為母親患了糖尿病,那會兒是初期階段;而急速肥胖是因為甲亢。這兩個入侵者一下子將母親擊倒了,沒有一絲緩衝;其他的入侵者比如:萎縮性胃炎、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冠心病等一一也都顯出了原形,它們沒有一絲道義可言,都是趁火打劫的強盜,母親的身體就這樣潰敗了。
在商超堅持了兩年後,母親遺憾地離開了金山。
母親是不甘的,心氣上她還可以繼續闖蕩拼搏,可身體已“黔驢技窮”了。
母親性子急、要強,在上海的這些年裡嗓子一直是嘶啞的,胖大海隨時隨地地泡水喝。我知道母親這是累的,她的口腔炎和嘴角起泡的毛病一直就沒斷過,這是急的。
離開上海這件事敲定後,母親整個人一下子暗淡了。伴著暗淡而來的是嗓子不啞了,嘴角的火泡也慢慢消了。
這或許是另一種暗示,母親是時候該結束上海的日子了。上海這座城市總歸是不適合所有人的,這裡面就有母親。
至此,母親在上海整整闖蕩了二十年。

回老家後,母親置辦了房子、車子,精心裝飾自己的小家。
這麼多年,母親就像一臺機器,不停地磋磨,耗到了極端,因為糖尿病併發症,她的手、腳、眼底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病變,母親變得像瓷娃娃一樣脆弱,不是這疼就是那裡不舒服。除了日常藥物以外,她開始隨身攜帶著速效救心丸。
母親生病後,我才意識到她老了,原先那個眼神犀利、透著靈氣和強大氣場的母親蒼老了,老得慢慢悠悠,老得鬢角不斷湧出白髮。
老家的醫療水平有限,每次母親出現新的病症和不適,我都會帶她到北京檢查。每一次,檢查完配好藥,她就忙不迭地回去了,她不願意在北京多有逗留,或許是一切繁華的大都市,都會讓她想起曾經的傷痛和無法繼續闖蕩的遺憾。
一次,我開玩笑地對母親說:“當初要是你在上海買房,我現在也是房二代了。”
母親說:“我一點也不後悔,上海那個城市我待不了,在上海打拼了二十年,這個城市給我自信、價值,也給我病痛和折磨。想留下就必須每天高昂著頭顱時刻準備著鬥爭。可人哪能時刻都緊繃著啊,那樣就不是人了!”說完母親收起放虛的目光,轉而對我莞爾一笑。
二十年的上海闖蕩讓母親在沉沉浮浮中,收穫了自信、篤定,也明白了命運的安排。
人來人往中,有些人終究是要回去的。

燕燕
將生活寫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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