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的英文原名“Trust”有多重含義，它既指“信任，信賴”，也是一個金融術語，意指“信託基金機構”或“商業信貸”。作者埃爾南·迪亞斯在接受介面文化採訪時表示，他希望透過這個書名錶明這部小說的多個敘事層次。對於讀者而言，這個書名則更加微妙：直到讀完整本書之前，你都不應輕易信任作者告訴你的東西！
《信任》從四個不同身份的人、四種不同的視角，講述了一個1920年代華爾街大亨和他的妻子的故事。讀者最先讀到的是一部小說中的小說《紐帶》，第二部分是一部未完成的回憶錄，回憶錄由《紐帶》的主角原型、紐約金融家安德魯·貝維爾所寫，他對《紐帶》曲解編造了他和妻子的故事感到異常憤怒，希望透過自己的敘述確保公眾瞭解“真相”。第三部分是貝維爾僱傭的一位捉刀寫手艾達·帕爾坦扎的回憶錄。時隔多年，艾達回顧了當年她將貝維爾的口述編寫為傳記的過程，在為寫作查閱檔案資料的過程中，她發現了貝維爾的妻子米爾德麗德的私人日記。在最後一部分，讀者將讀到那部日記。
迪亞斯表示，之所以在寫作《信任》時採用巢狀式結構，是因為他認為一個關於資本和巨大財富的故事必然是“復調”的——正是透過榨取許許多多的人的勞動，財富才得以建立。與此同時，他希望將目光投射到那些長期被排斥在美國權力、財富歷史敘事之外的女性，“我想重新解釋這樣一種歷史的書寫，我想看到為什麼一半的人口這樣默默無聞地被清除出了我們的歷史。”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由於貿易矛盾，瓦剌兵分三路進犯大明邊境。明英宗朱祁鎮率50萬大軍御駕親征，由於宦官王振錯誤指揮，大軍全軍覆沒，英宗被俘，這一事件史稱“土木堡之變”。《欽探》以這一影響明代歷史走向卻一直缺乏文學書寫的重大事件為切入點展開合理想象，講述了于謙指揮的北京保衛戰結束後發生的故事：于謙奉聖諭，密令老兵朱抗前往山西一帶巡查北防漏洞，查明土木之敗的原因。途中朱抗遇到年輕公子張紹祖，二人發現女墩兵田粥姐是調查的關鍵人物。隨著調查深入，重重危險也在向這三個小人物逼近。
周遊此前已出版長篇小說《麒麟》，有評價稱其為“寫世情百態刺之入骨，寫帝王心術諷之傳神”。談及新書創作時，周遊表示，他在《欽探》中投注了他對世界的理解，“荒謬可怕、混亂分裂，這種悲劇現實產生的根源是不可拆解的，只能以各種形式的慘痛來換取片刻的喘息。構成我們命運的無數偶然瞬間，其超驗的意義決不能輕率地用所謂‘必然的潮流’來遮蔽——多少‘必然的潮流’溯其根源不過是人為的操弄遊戲。歷史的神性，只存在於偶然的瞬間。”
鑄刻文化 | 單讀 |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4-4
一個留守農村的小孩因為老師要求上交一張照片，踏上了旅程，在馬不停蹄的奔跑間歇拼貼出一個家的離散與尋回的故事——這是孫一聖在其最新長篇小說《全家福》中書寫的故事。如果說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公路上的孩子們》講述的是孩子對前路的未知嚮往，那麼孫一聖的《全家福》則是孩子對這種未知嚮往的進發。
孫一聖在自序中表示，小說中80%的內容來源於他小時候一段真實的經歷，一開始他只想寫一個不超過兩萬字的短篇，沒想到寫著寫著就到了將近十萬的字數。雖然就體量而言這是一部長篇小說，但他還是想稱其為短篇小說，“我的理由是，這幾乎是一天之內發生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沒有興亡的痕跡，沒有歷史的變遷，沒有波瀾壯闊的情節，只有轉瞬即逝的瞬間，只有在一個長鏡頭下被我們遺落的人間真實。”
“如果非得給這部小說找個主題，我想，這可能是一部關於平凡與苦難的小說。我所說的‘苦難’，不一定要經歷什麼歷史性的深重災難，有時候它僅僅意味著‘平凡’地‘活著’。在這部小說裡，沒有壞人，也無所謂好人，他們盡最大的努力要做的只是生活。就像題記裡的那句話：‘我們光是活著就已經拼盡全力了！’”孫一聖寫道。
《狗狗都市觀：
犬與人類如何共同打造現代紐約、倫敦和巴黎》
“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這個說法是怎樣形成的？都市中的流浪狗如何促進城市治理的變化？狂犬病的傳播是如何得到抑制的？被虐待的狗如何激起中產人士的同情，進而改變我們對寵物和動物福利的看法？我們如何處理狗的排便問題？以上問題構成了本書的核心。本書探索城市中產階級最為關心的五大狗狗問題——流浪、咬人、受虐、思考以及排便——以19世紀早期至20世紀三十年代的紐約、倫敦和巴黎為例，研究人與狗的關係變遷如何重塑了這三座城市及同時期的其他西方城市，進而改造了現代城市與都市生活方式。
“筆者喜歡從歷史角度研究人犬關係，諸多歐洲人、北美人現在所表現出的人犬之間這種普遍且自然的關係，筆者相信其實深深植根於西方城市化程序的情感歷史中，”作者克里斯·皮爾遜在本書前言中寫道，“最終，一種西方的人犬關係模式誕生了，我稱之為 ‘狗狗都市’（Dogopolis）。在城市中，狗類應如何與人類文明健康、安全地共存？針對這一問題，倫敦、紐約和巴黎的中產階級們還是慢慢地（有時則頗為痛苦地）達成了某種並不怎麼穩固的共識。人類與狗一同被丟進這些急速擴張與發展的都市中，他們在朝夕相處中也產生了一系列情感：愛、同情、厭惡，還有恐懼。最終，狗融入了都市生活，同中產階級對髒亂環境的厭惡，對流浪者的恐懼，對犯罪活動的焦慮，以及對人道主義的支援等情感價值相一致。”
李孝悌 著
大學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4-5
本書是歷史學家李孝悌的文化史代表作，書中集結的文章在內容和寫作年代上都橫跨甚廣，讀者將從中看到作者多元的研究旨趣。李孝悌從志怪、戲曲、報刊入手，揭示明清以來城市、文化與思想的多個面向，呈現帝王、士人和下層群眾的眾生相，構建了一個鮮活的近代化世界。
在簡體版新序中，李孝悌表示本書相較繁體字版在結構上有較大改動，進一步凸顯全書的層次感。與理論相關的兩篇文章被提到了導論部分，以此回應大陸學術界對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理論的強烈興趣；四篇與城市文化有關的文章“從上到下，從國家、統治階層到個人，依序論述，讓我們對明清文化中的重要面向——志怪——從國家的統治意理、統治階層的論辯和個別士大夫的地方視野，有了更復雜而細緻的瞭解”。
公司不僅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組織形式，早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它就已存在並在漫長的歷史中，以各種變體存在，始終對世界局勢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是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威廉·馬格努森在《逐利而生》一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本書分為八章，每一章探討歷史上的一種公司：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公司是重要的行政力量補充，與政府在修路、徵稅等事務上密切合作；在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公司從事”海盜行為“，透過探險和貿易迎合國家的重商主義政策；在當今的全球經濟體中，很多公司成為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但也因其利益至上的形式準則而被許多人批評為掠奪者，損害勞動者、地方社會和國家的利益。
馬格努森認為，如今我們對”逐利而生“的公司有諸多批評，但其實梳理公司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公司是為促進公共利益而生的，始終與國家及其利益緊密相連，儘管在許多案例中，它們並不能始終踐行這一初衷：
“視逐利本身為目的而不是一種實現更宏偉目標的手段，這隻能稱之為一種純粹的貪婪。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我們已經習慣於將資本主義的逐利行為看作一種美德，這樣的思維方式對社會結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造成了真正的危害……儘管關於公司的爭論無休無止，例如公司的目的是什麼，公司是否應該考慮社會整體的目標，董事是否應專注於讓利潤最大化，但當我們把公司視為一種歷史現象，它們存在的真正理由以及建立的初衷便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那就是促進國家公共利益。”
如今我們提及“迴音室”這個詞時，通常用來批評人們深陷社交網路的資訊繭房，因長期只接觸與自己立場相近的資訊而加劇觀點極化和社會撕裂的現象。然而在藝術史學家柯律格看來，“迴音室”亦是學術界、文化界形成知識共識的重要機制。本書來源於柯律格在2019年於北京舉辦的“OCAT研究中心年度講座”，他拓展修訂了講稿，在前作《誰在看中國畫》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分析這一觀點：中國畫是在20世紀早期被中國內部、日本、歐洲和北美各地緊密結合共同創造出來的概念。
柯律格的論述從據說是中國畫的核心概念、謝赫六法中最廣為人知的“氣韻生動”開始。柯律格的研究推翻了此前學術界的公論——岡倉天心首次將謝赫六法介紹到了歐美世界——根據他的考證，謝赫六法的首個譯本出自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退休官員、哥倫比亞大學漢學教授夏德，他於1897年用母語德語出版了《中國繪畫史的本土來源：從早期到14世紀》。隨後，柯律格廣泛爬梳各類材料，向讀者展示一個跨越時空的學術“迴音室”是如何形成的，“當最初的思考或意見在作者之間來回傳遞時，它們被誇大為確定的事實，一位作者的斷言構成後來另一位作者進一步猜測的基礎。”
如若沒有作者的努力，我們或許難以想象，“氣韻生動”最早的歐洲翻譯者們是在與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的交流中，把這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被中國本土藝術評論者遺忘的美學概念推到理解中國畫的關鍵位置；岡倉天心使用“韻律”（rhythm）一詞翻譯“氣韻”，則受到了赫伯特·斯賓塞和印度宗教文化的影響。
《人間任天真》是繪本畫家、生活美學家蔡皋暌違六年的全新作品。書中收錄了蔡皋的150餘篇溫暖人心的箴言短文，全書分為“惹了春天”“天真眼”“美氣”“花一般好”四個篇章，配以百餘幅精巧靈動的彩色花木插畫，呈現人生日常的煙火與妙趣，滲入作者平和淡然、通透達觀的人生哲學。
蔡皋，1946年生，藝術家、繪本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曾長期執教於鄉村小學，後供職於出版社，2001年退休後致力於繪本創作。她是中國第一位獲得BIB“金蘋果”獎的繪本畫家。其繪本代表作有《桃花源的故事》《寶兒》《花木蘭》《孟姜女》《百鳥羽衣》等。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林子人，編輯：姜妍、徐魯青，未經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