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死於36歲｜人間

再幸福的生活也有雞毛，只不過有的雞毛大，有的雞毛小。

配圖 | 《坡道上的家》劇照

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也許不幸不是遭遇了厄運，而是生活的負擔與不如意一層一層累加，就像一根橡皮筋，不斷地拉伸，最終不堪重壓，“嘣”的一聲發生了斷裂。

王月，一個小鎮公務員，有著令人欣羨的工作，和諧美滿的家庭，卻因為生活的不如意陷入焦慮與自我懷疑的枷鎖中。終於在36歲時，她緊繃的人生再承受不住一絲壓力，她決定離開。

自殺的那天早上，她笑著答應兒子，下午會去接他放學。

1986年，王月出生在魯西南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3年後，妹妹出生，父母跟親戚朋友借了2000元，才終於拆掉了家裡搖搖欲墜的茅草屋，蓋起了三間紅色的磚瓦房。妹妹的到來，不僅給這個貧寒的家增加了一份負擔，而且讓年僅3歲的王月多了一重身份——姐姐。

王月的父親常年在40多公里外的工廠打工，母親是典型的農村婦女，3歲開始，王月幫母親做家務、做飯，偶爾也去地裡做一些拔草、除蟲、掰玉米等簡單零碎的農活，但更多時候，母親下地幹活時，會把姐妹倆鎖在家裡，王月肩負起她生活中的主要任務——照顧妹妹。

妹妹不會走時，王月常用一根長布條將妹妹拴在床邊，妹妹只能在床周圍活動，就不至於出現大的危險。等到妹妹日漸長大，會走，能跑，王月就有些膽戰心驚。

妹妹四歲多時，有一次大概因為跑得過快，頭撞到了桌角處，額頭立馬起了一個雞蛋大小的包，聽著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王月有些害怕，害怕妹妹受傷過於嚴重，更害怕母親下地回來責怪她沒照顧好妹妹。不過，母親回來後並未質問她，就帶妹妹去了村裡的診室，可母親煩躁擔憂的神色還是讓王月覺得自己犯了錯，內心惶恐且愧疚。

在王月童年的記憶裡，妹妹就像一塊甩不掉的狗皮膏藥，緊緊黏在她的身後，讓她無論去哪兒，心裡都有一重負擔，不是很自在。

這份責任延續了王月的一生，妹妹從小懼怕父親，她有什麼問題也更願意求助姐姐。手機丟了，王月給買，畢業去外地面試，王月給訂機票，哪怕是王月結婚後，妹妹要出國，王月說服老公，拿了1萬元給妹妹用。後來網路上流行一個熱詞，叫“扶弟魔”，王月應該算是“扶妹魔”。2019年，妹妹結婚時，母親要求王月必須拿出5萬元借給妹妹買房，好在妹妹和妹夫的經濟條件還可以，堅決不要她的錢。

王月從小就是一個聽話懂事的孩子，知道家裡窮，就拼命讀書，學習上總能穩定在班級前幾名，從不需要父母操心、費神。可是學習成績的優異沒有帶給王月多大的驕傲，反而有一件事讓王月自卑不已。

王月初中學會騎腳踏車後，不知是誰給母親出的主意，讓王月去集市上賣煮玉米補貼家用。

於是，一放暑假，每天早上還不到五點鐘，母親就喊王月起來煮玉米，煮好後，母親會將玉米放進一個四四方方的泡沫箱子，接著把箱子放在腳踏車後座上，最後再用繩子結結實實地綁住。

王月的腳踏車是大梁腳踏車，她每次上車時都必須快速將右腳跨過橫樑，否則很容易起步失敗甚至摔倒在地，而且後座綁上了玉米，讓重心更難控制，即便上車後，王月也不敢鬆懈，她總是雙手緊緊握住車把手，歪歪扭扭地消失在清晨的衚衕口。

王月打心眼裡牴觸賣玉米，她怕遇到老師或者同學，所以，她從不像其他小商小販急於去搶佔集市的好位置，而是悄悄找個角落，默默站在腳踏車旁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

對於能賣出去多少玉米，她並不抱多大期望，但對於不要碰到熟人這件事，她每次出門前、路上都要在內心祈禱。

王月很想向母親提，她不想再去賣玉米了，但是看著母親每日忙碌的身影，她又有些於心不忍，特別是如果玉米哪天賣得好，當她把一把零錢交給母親時，母親眼裡的喜悅讓她不忍去破壞。

在王月眼裡，比起自己那點兒可憐的自尊，能為家庭減少一點負擔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於是，一整個暑假，王月去集市上的路上是沮喪的，到了集市心情是羞愧和膽戰心驚的，只有賣完玉米，而且當天沒有碰到熟人或者遇到難纏的顧客，她的心情才會輕鬆一些。

就這樣，王月初一、初二的暑假都會去賣玉米，初三的時候，課業逐漸加重，賣玉米的事情就擱置了。

憑著一股認真勁兒，王月的中考成績不錯，考上了縣重點高中，可父親的一句話，差點讓她失去繼續讀書的機會。

按照當時的政策，父親的工作是可以“遺傳”的，父親的很多工友為了讓孩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選擇提前退休，王月的二姨父就將工作傳給了表姐，讓她初中畢業就進廠當了一名工人。

父親聽說這項政策可能很快要取消了，他不想讓王月失去“鐵飯碗”的機會，哪怕這個機會是要擰一輩子的螺絲。

一次吃飯時，父親和母親商量：“小月畢業後，要不直接去工廠接我的班。”

王月在一旁，委屈的眼淚立馬湧了出來，可她不敢在威嚴的父親面前發表意見，只好把求助的眼神投向了母親。母親很少公開忤逆自己的丈夫，只推說：“月月成績好，去工廠幹活有點可惜了，再找人商量商量。”

後來，不知是因為父親不願提早退休，還是因為村支書的一句 “娃成績這麼好，以後肯定當大官。”父親不再提接班的事了，也許，他在王月身上看到了某種擺脫命運的希望。

王月順利進入了重點高中，可第一次考試她就遭遇了滑鐵盧。

成績釋出那天晚上，王月躲在黑漆漆的被窩裡默默流了很久的眼淚。15歲的她腦海裡不斷地浮現起父母的樣子：母親一米五的矮小身影在家裡、在田裡、在園子裡永遠像陀螺一樣停不下來，父親則總是沉著一張臉，好似生活沒有一件如意的事。

於是，三年的高中生涯，王月發了瘋式地學習，同學們爭先恐後去打飯時，她仍一個人默默在教室埋頭苦讀，有時讓同學幫忙帶個饅頭，有時吃點兒早上剩下的油餅。

功夫不負有心人，高三時，王月的成績已經能穩定在班級前10名，班主任一次開班會時說：“前十名的同學高考正常發揮，都能讀個不錯的一本大學。”

高考，王月發揮失常了，按平時的成績，她應該能考600分左右，可實際她只考了553分，這樣的成績在山東只能勉強讀個二本學校，而且是非熱門專業。

看著平時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學都能填報一本院校，王月著實有些不甘心，她想復讀，想再為自己的未來搏一次，可是這個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特別是父親。

那年，父親的工作不太順利，50歲的他被迫提前退休回家，工資只有以往的三分之一，家裡也沒有除此之外的經濟來源。在父親眼中，女孩子有個學上就可以了，將來畢業找個差不多的工作，然後結婚嫁人，人生就算是完成了。

王月不想認命，她第一次鼓足勇氣跟父親頂嘴，一遍又一遍地和父親說：“我想要復讀。”

父親鐵青著臉，氣急敗壞地說：“你別不知好歹了，別忘了你還有一個妹妹馬上也要讀高中了。”

聽到父親提到妹妹，王月無言以對。是的，她是姐姐，她有責任為這個家做點什麼，哪怕犧牲掉自己的一部分前途。

於是，王月在不情不願中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然後第一次離開家，去了一所偏遠的二本師範學校。王月選擇這所院校的原因很簡單，學費低，伙食每月補助60元，能給家裡減輕一些負擔。

上大學後，家裡每月給王月200元生活費，加上學校每月補助的60元，這是王月一個月消費的極限，吃飯、購買基本生活用品後，這筆錢所剩無幾，王月根本不可能再添置一件哪怕只是地攤上的幾十塊錢的衣服。

有一年冬天，她在日記裡寫道：“天冷了，可是我還沒有一件抵禦寒冷的毛衣，校門口一件衣服就要幾十塊錢，買還是不買？”

大學四年裡，王月總是素面朝天，常年扎著一個馬尾辮，頭頂的頭髮由於皮筋長時間過緊有些稀疏，而她的衣服就像她手中的錢一樣，總是緊緊巴巴，更談不上時髦好看。

在同學們熱烈地愛和享受著風雨滋潤及讚許羨慕時，王月躲在角落裡遠遠看著她暗戀的男生，她始終沒有鼓足勇氣表白，在她的內心，自己就像一隻醜小鴨，而且是不會變成天鵝的那種，不配得到愛與關注。

畢業時，王月以筆試和麵試成績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但巧合的是她同時也考上了家鄉的公務員。

這一次，父親的態度更加堅決，他要求王月必須放棄讀研去工作。在他僅有的認知裡，一個農村孩子，多年寒窗苦讀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已經是祖墳冒煙了，根本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和金錢再去讀虛無縹緲的研究生。

整個夏天，王月總是一個人悄悄地趴在桌邊或者床邊流淚，但最終，她還是帶著一雙紅腫的眼睛徹底和自己的學生時代告別了，入職了新單位，去了一個和自己的專業完全不搭邊的監管部門，負責文字材料。

2008年，妹妹也順利考上了大學，父母提出，由王月來負擔妹妹每年的學費。妹妹的學費是每年4200元，而王月剛工作的工資是每月2000元，她的生活捉襟見肘，一年的收入在支付妹妹讀書、生活的費用，和自己的生活開支後，所剩無幾。

但這還不夠，父親跟王月要走了工資卡，名義上是幫她保管，實際相當於讓王月把賺的錢都交到家裡。

到了年底，父親去銀行提錢才發現卡里只有幾百塊錢，回到家，便生氣地質問：“錢都去哪兒了？”

王月很委屈，因為別人家的孩子賺錢後都是自己花，自己卻要給妹妹支付學費以及平時的生活費，錢根本剩不下多少，但看著父親鐵青的臉，她沉默了，她不敢也不願去與父親爭執。

工作後，親戚朋友開始陸續給王月張羅物件，也許是因為她有一份還不錯的工作，相親物件大都不差，有老師、有公務員，還有軍人，可是無一例外，都沒有迎來第二次見面。

工作第三年，就在她準備放棄時，一次相親，她遇到了一個心儀的男生，一位才華橫溢的語文老師，她不知男老師是喜歡她的淳樸，還是看上她的乖巧，總之，兩人開始了戀愛。

這段感情遭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父親嫌棄對方曾被不明原因退過一次婚，母親則嫌棄他比王月大4歲。王月感覺，從小到大，只要她想做點什麼，父母總是反對。

王月鐵了心，要和父母抗爭到底，抗爭的方式從爭吵到沉默，到最後父親被逼急了，揚言說：“你要是跟了他，以後就別回這個家。”

一邊是至親，一邊是心愛之人，王月的心就像煎鍋裡的魚般煎熬難耐。朋友給她出招，不表態，拖久了父母自會同意，王月覺得這個方法可行，做好了持久戰的準備，可是還沒拖到父母同意，男方先離場了。

男孩自恃有點才華，雖然和王月交往，但是一直低看她。逛街時，他嫌王月土裡土氣，穿什麼衣服都不好看，約會時，他又嫌王月無聊乏味，無趣得很。這份像無根的浮萍一般的感情，從來不穩固，來一陣風就被吹跑了。

這段感情無疾而終的次年，王月又透過相親認識了一個男孩，年齡與她相仿，在醫院工作，雖然不是醫生護士，但至少穩定。

王月的父母對男孩的年齡滿意，但對他的身材不滿，用她媽媽的話說：“一米七五的個頭，瘦得跟猴似的。”

王月沒有反駁，她已經摸清了父母的套路，無論嫁給誰，他們都能挑出毛病來。

男孩的父母對王月很滿意，兩人戀愛沒多久，對方就提出要上門提親，考慮到王月年紀不小，對方的家庭條件還可以，王月的父母最終同意了這門婚事。

2012年的春天，26歲的王月結婚了，她穿著雪白的婚紗，像所有的新娘一樣，懷著對婚姻美好的期待離開了生活二十多年的老房子，而婚後的生活也和大多數家庭差不多，四四方方，平平穩穩。

在外人看來，王月工作順利，生活美滿。

只是，再幸福的生活也有雞毛，只不過有的雞毛大，有的雞毛小。

婆婆人善良，但耳根太軟。王月結婚時收了大概二十多萬的禮金，婆婆在沒和王月打招呼的情況下，婚禮第二天就把錢轉給了一個同事，跟著投資。當時，民間集資還沒有引起公安和大眾的警惕，沒過兩個月，二十萬就打了水漂。家人怕刺激到婆婆，都忍著沒指責她，婆婆並未就此清醒，此後多年，她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投資，一次多則五六萬，少則七八千，加起來又有十幾萬。

其他方面的陷阱婆婆也沒少踏入。一次，王月和老公帶著孩子去了外地，婆婆揹著他們跟好姐妹跑去了東北的一個偏遠地市，去聽大師講課。王月的老公知道後，在電話裡和她婆婆生氣地說：“如果當天不回來，我就去跳樓。”雖然知道兒子不可能這樣做，但婆婆不敢冒險，當天就買了車票，灰溜溜回了家。自此，婆婆終於收斂一些了。可後來，婆婆又掉入了養生的陷阱，幾千塊錢的養生奶，一萬多的飲水機，王月三番五次勸老公說：“你管管媽吧，別讓她再被騙錢了。”也許王月的老公早已疲憊，只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語氣很不耐煩地和王月說：“你別瞎操心了。”

而這，也是王月和老公在婚姻裡的常態。這個不抽菸、不喝酒、不打麻將的“三好”男人，實際脾氣暴躁，經常不顧及王月的感受。

生活中的王月大大咧咧，家裡的東西常常找不到，每一次都要招來老公的嫌棄，剪刀找不到了，老公就會說：“和你說了多少次了，就是不聽。”出門忘記帶鑰匙，老公會說：“你這腦子，還能做點兒什麼。”為了避免招來更加激烈的爭吵，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王月都選擇了閉嘴，她總是默默聽著。

有一件事，王月的父母唸叨了許多年。那時，王月剛結婚沒多久，王月的老公去四川出差，回來去老丈人家，不僅沒給老丈人帶任何禮品，而且在飯桌上一次次提起，四川的物價有多高，本來想買點兒當地的茶葉，一看價格還是算了。貴可以不買，但是一遍遍在妻子的父母面前唸叨，難免顯得小氣摳門。

這件事過後，父母給老公貼上了摳門的標籤，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他們都經常提起，語氣裡滿是不屑，母親會說：“出趟門，連點茶葉都不捨得給你爸買。”父母的不滿像一根刺，扎進了敏感的王月心裡。

可她逃不開，妹妹後來留在外地工作，父母的身邊只有王月一個孩子。遇到事情，父母想到的第一個人永遠都是王月，他們一如既往的強勢，要求王月放假必須帶孩子回家，回家必須趕早，晚了回去必須受數落。父母一次次的要求，就像給王月下了一個緊箍咒，好像家中的所有事情，她都必須頂上。

有一年，國慶假期，王月帶著女兒報了一個去爬泰山的旅遊團，這是她結婚後第一次出去旅遊，但是當父親得知後，冷嘲熱諷地對母親說道：“你看看閨女，放假不回家，自己在外瀟灑。”同為女人，母親理解王月的辛苦，打圓場說：“孩子自從結婚生孩子，從未出去旅遊過，去一次散散心。”

他人的指責聽多了，難免會潛意識地以為，自己就是別人眼中的自己，而忘了真正的自己是什麼樣子的，在重重重壓之下，王月將自己包進了自卑的殼子裡。

王月的聽話和不反駁，似乎理所當然地從生活、家庭中延續到她的工作、職場裡，她不自覺地聽從領導的所有指令，更從來不拒絕領導的加班要求。

2013年，結婚第一年，王月懷孕了。那年冬天的一個週末，正下著鵝毛大雪，領導打電話讓她去加班趕材料，王月當時在農村老家，回單位的路不好走，她的肚子又已經顯懷，行動有些不便，她嘴上抱怨著，但還是頂著寒風，一個人坐上了回縣城的大巴車。就這樣，自懷孕到臨產，王月除了在定期的產檢時會請半天假，其他時候一次假也沒請過。

工作六七年後，同部門來了一個90後的新人，領導說要加班，她說家裡有事，領導說有困難要克服，她說困難太大克服不了。王月這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加班可以拒絕，不合理的要求可以反抗，雖然她無比羨慕這位新同事的勇敢與瀟灑，但從小到大她早已被裝在了一個套子裡很難走出來，這套子是父母、是權威，是社會對年輕人的規訓。

轉眼工作十年，王月依舊晉升無望，她工作能力強，但做人不夠圓滑，過於認真，而且沒背景、沒人脈。就在她對工作日益厭倦時，一個機會出現了。

一次工作中，王月認識了人事部門的李莉，李莉雖然職位比王月高，但表現得很熱情，相處沒幾天，她就問王月：“想不想來我們部門？”王月聽後有些驚訝，李莉所在的部門是核心部門，接觸領導的機會多，很多同事找關係都進不去。王月有些心動，但不自信地說：“你們部門也不是想進就能進的啊。”李莉則說：“妹子，你只說想不想，後面的事兒我來想辦法。”王月這才認真思考起來，她沒有野心，但也不甘於在現在的部門幹一輩子，“樹挪死，人挪活”，換個部門說不定職業發展會有新的機會。

王月告訴李莉自己的想法後，不到一個月，調令就下來了，領導同事都很高興，能有熟人在核心部門，以後辦事也方便。臨走前，原部門給王月辦了一次隆重的歡送宴，宴會上領導同事比她初到單位時還熱情。

王月以為換了新部門，至少是新工作新氣象。沒想到，新工作不僅工作量陡增，而且同事個個都是笑裡藏刀的人精，最受領導賞識的反而是活幹得最少的那個人。而且，時間久了，大家都知道王月性格綿軟，不會拒絕別人，於是經常找她幫忙，這讓王月的工作更加力不從心。

臨到年底評優，王月雖然不指望自己能評上，但萬萬沒想到評上的竟是一個平日三天兩頭就請假、常常對她吆五喝六的平級男同事，這讓王月鬱悶至極。

王月找李莉抱怨工作，順便想看看有沒有機會換個新的崗位，如果換不成，至少討教一下在新工作的生存之道。可這時的李莉像換了一個人，原本笑意盈盈的臉，在面對王月的抱怨時，只說了一句：“好好幹吧。”王月有一種被欺騙、受侮辱的感覺。

後來，王月才知道，為什麼自己這麼幸運被調到核心部門。

李莉想要調到市裡，領導不同意，她許諾找一個能幹活的人來替她，這才盯上了王月。

只不過，李莉的如意算盤沒打成，最後高升的機會給了另外一位同事，沒了利用價值的王月，在她那自然只能得到冷淡的對待。

王月很受傷，不僅僅是新工作並沒有預想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她覺得自己三十幾歲的人依然很傻，那麼容易相信別人，那麼輕易地跳進了別人給她編織的“美麗”陷阱。

還有一件事對於王月的打擊很大，那就是女兒的眼睛。

女兒讀一年級時，學校組織了體檢，老師告訴王月：“你女兒近視了，而且還有些斜視，你趕緊帶她去正規的眼科醫院檢查一下吧，別耽誤孩子。”

王月聽到“斜視”兩個詞，腦袋就像火山噴發一樣，“砰”的一聲，陷入了混沌狀態。

近視還好，斜視如果糾正不過來，不僅影響女兒以後找工作、考公等，而且在婚姻上也會多許多坎坷。

2019年，她開始一邊焦慮，一邊馬不停蹄地帶著女兒去各大醫院問診。這個過程中，王月的心就像一個不斷搖擺的天平，一邊是相信治好，一邊是治不好，一邊是正常的孩子，一邊是半殘疾的孩子。

好在，青島眼科醫院的一位醫生給王月帶來了一點希望，醫生說：“孩子小，經過一段時間的用眼鍛鍊，應該是能糾正過來。”

就這樣，王月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件掛心事，那就是每天晚上幫女兒做進行矯正練習，王月知道這件事對女兒事關重大，所以，哪怕工作忙，下班晚，都不敢漏下一次，終於經過大概半年的練習，複診時，醫生說有明顯好轉，王月的心才稍微回落了一些。

其實女兒眼睛的問題只是王月育兒焦慮中一個縮影。王月做事認真，這份態度也延展到了教育孩子這件事上，對於女兒的學習，王月是一刻都不敢放鬆，每次放假，王月都會為女兒制定一份完整的學習計劃，務必每個小時都不能浪費。

女兒上二年級後，數學成績一直不理想，王月分析了女兒的試卷後發現，錯的題其實平時都練習過，只不過可能女兒粗心一些，所以還會再錯。這件事讓王月很頭疼，因為學不會可以學，可是學會了還會錯，就讓她有點束手無策。那段時間，著急的她經常給老師的班主任打電話，從孩子的成績，聊到在課堂上的表現，再到教育方法的討論，有時能打一個多小時，

有一次，王月的母親恰巧聽到了，於是提醒她，不要總是給老師打電話，老師也有自己的生活，孩子還這麼小，慢慢來。

那時的王月，其實已經陷入了嚴重的焦慮中，但家人都沒有往壞處想，只是覺得她過於認真。

在她走後，妹妹在她的朋友圈翻到一條關於內耗焦慮的轉發，王月為那條內容寫了一句話，“我也陷入了內耗中。”只不過這條朋友圈，家人誰都沒有刷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