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大棒落下，墨西哥不得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了

韓笑鵬

前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孔子學院教師

自4月2日起，美國將對進口汽車及關鍵零部件加徵25%關稅，範圍涵蓋發動機、變速箱、電子元件等核心部件。

作為美國最大的汽車供應國，關稅對墨西哥的影響首當其衝。資料顯示，2024年墨西哥對美出口汽車280萬輛，佔其總產量的69.5%，佔美國汽車進口量的近20%。更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對美出口的汽車零部件金額高達408.9億美元，佔據美國同類產品進口的四成市場份額。通用、日產等跨國車企在墨西哥的組裝廠，其八成產量直供美國市場。

新關稅一旦落地，將導致跨界車的生產成本每輛上升4000美元，在美國產的電動車每輛成本則可能提高至12000美元。

墨西哥政府雖竭力周旋，試圖透過談判爭取豁免，但特朗普的真正目標遠不止短期經濟利益。從要求墨方配合移民管控到施壓打擊犯罪集團，從脅迫產業迴流到分化中墨經貿合作，美國正以關稅為槓桿，將墨西哥一步步拖入“經濟附庸化”陷阱。

從“北美製造”到“美國製造”，美國單邊改寫貿易規則

北美自貿體系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異變。原本旨在促進區域一體化的《美墨加協定》（USMCA），其核心條款已被特朗普政府公然篡改。協定中規定的汽車產業原產地規則——62.5%-75%的零部件需產自北美地區方可免稅——在實操中已被偷樑換柱為“美國製造”。

這種規則重構帶來三重衝擊波：

首先，墨西哥本土供應鏈的價值被系統性削弱。即便墨西哥企業投入巨資提升國產化率，只要零部件非“美國製造”，進入美國市場時仍將面臨25%的關稅。

其次，美國零部件供應商借此形成壟斷優勢。車企若想避免成本飆升，就不得不優先採購美國產品，墨西哥工廠日益淪為低端組裝車間。

最後，幾代人的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夢想面臨名存實亡的趨勢。《美墨加協定》從三方共贏的貿易框架，退化為美國單方面攫取利益的工具。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墨西哥經濟部長坦言，該國輸美汽車中90%已符合《美墨加協定》的75%北美地區生產要求。但在新規下，只有“美國製造”部分可享免稅，墨西哥本土製造的部分反而成為被徵稅物件。

這種新的制度設計形成詭異悖論：墨西哥產業升級越成功，其輸美產品繳稅比例越高，兩屆墨西哥政府推動的旨在提升產業鏈本土比例的“墨西哥計劃”面臨巨大危機。

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2018-2024（單位：十億美元）《墨西哥計劃》

墨西哥汽車產業深陷“依附性陷阱”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絕非簡單的貿易保護，而是針對墨西哥汽車產業鏈的“精準手術”，其影響已滲透至產業結構的毛細血管。

在供應鏈層面，美國正以關稅為枷鎖，迫使墨西哥接受“經濟附庸”角色。通用、福特等車企為規避成本壓力，不得不削減對墨西哥零部件的採購，轉而將高附加值環節轉移回美國。

以墨西哥汽車零部件巨頭Nemak為例，其生產的鋁合金缸蓋佔全球市場份額超過40%，但新關稅政策下，美國客戶已要求其在美國本土增設生產線。墨西哥苦心培育的本土供應鏈，正在關稅利刃下支離破碎。

在產業政策層面，墨西哥的“國產化”雄心遭遇重挫。墨西哥前總統洛佩斯力推的“墨西哥計劃”本欲打造自主產業鏈，但新規卻將“本土製造”與“被徵稅”畫上等號。墨西哥工廠若使用國產電池或電機，反而會推高整車關稅成本。

這種扭曲的激勵機制下，墨汽車產業的發展，不僅在出口方面越來越依賴美市場，而且在產業鏈和供應鏈方面，也不得不越來越依賴美產品。墨西哥汽車產業恐將長期困於產業鏈底端，成為美國跨國資本的“血汗工廠”。

在外資佈局層面，墨西哥的區位優勢正在消散。寧德時代、比亞迪等企業曾將墨西哥視為進軍北美市場的跳板，但新關稅政策大幅削弱了這一戰略價值。透過對墨西哥接收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分析可以發現，儘管在2023和2024年期間，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處於上升趨勢，但年增速開始遞減，從2021和2022年期間的18.8%和8.3%分別降至0.4%和1.1%。

更為重要的是，在總金額中，新投資專案佔比則逐年減少，2024年墨西哥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新專案佔比已跌至8.6%，77.9%為既有企業的利潤再投資。這種“存量維持、增量萎縮”的態勢，折射出在特朗普的“關稅屠刀”持續威脅下，國際資本對墨西哥投資環境長期前景的疑慮。

墨西哥略顯蒼白無力的掙扎

面對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連串關稅威脅，墨西哥政府的反應是略顯蒼白無力的掙扎。其總統辛鮑姆曾多次表示發展與美國的雙邊經貿關係十分重要，這關涉到墨西哥的核心經濟利益，但主權不應成為交易籌碼，美墨貿易應該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她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則是，“要合作與協調，不要屈從”（colaboración y coordinación sí，subordinación no）。

但實際上，墨西哥在特朗普政府歷次關稅威脅下都表現出剋制與合作的態度，曾多次派政府代表團赴美談判，總統辛鮑姆也儘量透過首腦談判的方式與特朗普進行溝通，爭取關稅豁免。儘管在三月初曾透過轉移犯罪集團頭目、配合禁毒行動等“交易籌碼”爭取到臨時豁免，但特朗普的關稅大棒仍將砸向墨西哥。特朗普的終極目標始終明確：要麼接受“美國製造”主導的產業鏈重構，要麼承受經濟窒息的風險。

辛鮑姆3月28日表示，反對美國單方面徵收25%汽車關稅。墨西哥是與美國在汽車工業領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去年約有250萬輛汽車從墨西哥出口到美國。她強調，墨西哥將等待特朗普於4月2日宣佈新的關稅措施後做出“全面有力回應”。但由於墨西哥對於美國經濟的高度依附性，這種“回應”很難真正有力。

墨西哥總統辛鮑姆（資料圖）

墨西哥可能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

特朗普的關稅大棒表面揮向全球，實則劍指中國。這場貿易博弈的背後，是一場關乎全球經濟秩序主導權的暗戰。

對中資企業而言，墨西哥的遭遇敲響警鐘。我國企業投資墨西哥並利用當地提供的各種競爭優勢進入美國市場，在新冠疫情之後的發展勢頭越來越猛。這不僅引起了當地政府和商界的關注，而且也讓美國感到不舒服，並提醒墨政府採取措施加以稽核，避免中國產品透過這種方式給墨市場以及整個北美市場帶來所謂“不公平競爭”。寧德時代、比亞迪等在墨佈局的新能源企業，若產品包含中國零部件，可能面臨“二次徵稅”風險。

更嚴峻的是，美國正施壓墨西哥審查中國投資，要求其在中美之間“劃清界限”。2026年《美墨加協定》將進行再次稽核談判，屆時美國很有可能試圖對中國製造的零件甚至有中國元素的產品，採取強行加稅等方式進行進一步打壓。墨西哥政府近期釋放的訊號耐人尋味：先是宣佈重新評估中國紡織品關稅，後又在WTO框架內醞釀對中國商品啟動“約束關稅”。這些動向顯示，墨西哥或被迫成為美國對華“經濟脫鉤”的前哨站。

特朗普政府修建的關稅壁壘，反映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信念：戰後自由經濟秩序不是美國繁榮的基礎，而是它的毀滅。在他們看來，美國在二戰後透過降低關稅和允許不受限制的資本外流放棄了其經濟主權。這場關稅風暴的本質，是全球化治理體系的裂變，標誌著全球化2.0時代的終結。

截至去年3月15日，中國已成為墨西哥第四大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南華早報》製圖

中國的破局之道與全球化退潮中的文明抉擇

中國的破局之道，在於以更高水平的開放破解“關稅堡壘”。一方面需與多國一道攜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加速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合作，構建自主可控的供應鏈；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新興技術標準的話語權，在智慧網聯汽車、固態電池等領域建立“非對稱優勢”。墨西哥在特朗普“關稅大棒”下的掙扎警示我們：單一市場依賴模式在逆全球化時代已成致命弱點，唯有構建多元化、韌性化的全球價值鏈，方能抵禦霸權國家的“規則狙擊”。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絕非孤立事件，而是資本主義體系週期性危機的集中爆發。當美國不再滿足於全球化紅利分配，轉而以強權重構經濟秩序時，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不僅是產業轉型陣痛，更是文明道路的抉擇。

墨西哥的困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霸權主導的體系下，後發國家的工業化程序永遠面臨“天花板”，要麼依附霸權接受剝削性分工，要麼在封鎖圍堵中艱難求進。中國的崛起為世界尤其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第三種可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這場特朗普帶來的關稅戰爭終將被歷史銘記。它不僅是貿易規則的較量，更是人類能否超越霸權邏輯、實現共同發展的文明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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