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秋代（Akiyo）站在一家便利店貨架前，錢包裡只剩下不到7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50元），但距離下一次的養老金髮放還有兩週。她猶豫了幾秒，迅速將一包食物塞進自己的口袋。
此前，秋代已經不知如何繼續維持生活。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她，與43歲的兒子同住，但兒子反而經常對秋代說：“我並不關心你的死活，我只希望你趕緊走開。”因此，秋代已不再關心偷盜後會發生什麼，她只想解決下一頓溫飽。
盜竊後，秋代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日本最大女子監獄栃木刑務所。監獄實行軍事化管理，早上6點，當監獄的走廊燈準時亮起，秋代就得起身，等待獄警點名。吃過早餐，她要和其他獄友一起，進入監獄的工廠工作。年過耄耋的她，雙手佈滿深褐色的老年斑，灰白的短髮緊貼著頭皮，露出佈滿皺紋的後頸。由於關節僵硬，她需要藉助助步器到達工廠。即使行動不便，秋代仍需每天工作6-8個小時，並且沒有報酬。
圖源CNN影片截圖丨在監獄工廠服刑的高齡女性
這樣嚴苛的監獄生活，卻被秋代視為“福利罪”，“這裡（監獄）的人都很好” “也許這裡的生活對我來說反而是最安穩的。”在這裡，秋代享受了社會上享受不到的正常的膳食和免費醫療和老人護理，還有一些同齡人作伴。
無獨有偶，85歲的美月( Mitsuki）也將監獄視為她的“休假”勝地。2020年，美月因為偷了一包鱈魚子、幾袋種子和一口煎鍋，被判處兩年半監禁。
美月身材瘦小，她的前半生是標準的日本勞動者軌跡：在一家橡膠廠流水線上幹了二十年後，她轉行去當地一家醫院當護工。她和丈夫靠著微薄的薪水，咬牙把兒子送進了大學。轉折發生在六年前——丈夫突發中風，臥床不起。每天下班回來，美月還需要照顧丈夫的飲食起居，隨著病情的加重，丈夫開始出現被害妄想症，經常在深夜崩潰大叫，和妻子說有人要害他。
由於年事已高，美月在照顧丈夫方面更加苦不堪言：“在身體和情感上，照顧他都很辛苦。但我不能和任何人談論我的壓力，這非常羞恥。”在傳統的日本家庭裡，承認照護丈夫的壓力被視為妻子的失敗。
10年前，偶然的一天，美月在超市偷了一盒高階的果子，“當時錢包裡其實有錢，但結賬時，突然就不想回家了。”被捕後，她第一次感受到解脫——警察局的詢問室比家裡安靜，至少沒人需要她照顧。
監獄裡的生活其實並不輕鬆。每天早晨，在開完例會後，美月需要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洗漱、吃飯、清理內務等活動。囚犯之間不能說話，有任何需求都要舉手和獄警示意。一切都要做得一絲不苟，稍有差錯就有可能收到警告或被關進小黑屋，跪坐一天。
圖CNN影片截圖丨日本最大女子監獄栃木刑務所
但對於美月來說，她至少能獲得片刻休息。在這裡，她不用在凌晨三點被丈夫的喊叫驚醒，“在監獄裡我的生活輕鬆多了。我可以做我自己，可以自由呼吸。”美月的兒子覺得母親病了，應該去精神病院住院，好好休息。但美月並不認為，“我覺得是焦慮讓我去偷東西。”在監獄，她有食物、衣服和住所，還比外面社會更安全。
在日本，像秋代、美月這樣的老年囚犯越來越多。日本警察廳的資料顯示，過去十年，日本老年人因犯罪被捕的人數翻了一番——從1995 年至 2005 年期間平均每10萬居民 80人增加到 2005年至2015年期間每10萬居民162 人。
在栃木刑務所，約有20%受刑人員為高齡者，這意味著每5個囚犯中就有一位是高齡囚犯。不只是栃木監獄，2022年，日本各地65歲以上的囚犯，人數將近2003年的5.4倍。
對於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監獄比外面的世界更安穩。一位79歲的無業老人曾直言不諱：“只要從便利店偷一個200日元（約11.5元人民幣）的三明治，就能換來兩年的免費食宿，比靠養老金生活靠譜多了。”
他們並非暴力犯罪，他們最容易犯的罪行就是偷竊：偷一個三明治、順走一瓶飲料，或者故意在超市裡不付錢。在偷盜之後，他們往往會帶著贓物去警察局自首。
這種黑色幽默般的生存策略，在日本愈演愈烈。
從日本京王線府中站乘坐巴士約10分鐘，便能抵達的東京女子監獄“府中監獄”，監獄周邊有1.8公里的警戒線，還有一堵長5.5米的高牆，2019年起，這裡居住著1800多名女囚犯，其中有340名老人在65週歲以上。與平常監獄不同的是，這裡監獄的倉庫堆滿了成人紙尿布，白髮比白色鐐銬更多。
在府中監獄，這些老年女性在早上6:45 起床，點名吃完早餐後，頭髮花白的高齡女性囚犯們，穿著粉紅色的囚服，步行前往工廠。一些囚犯由於腿部和臀部無力，行動困難，她們的工作相對輕便，包括捆紮購物袋提手用的繩子、檢查衣夾的零件數量等。
根據日本法務省資料，在2022年，全日本有80%以上的老年女囚犯因為盜竊而入獄。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日本65歲以上民眾有20%生活在貧困中。
他們年輕時是非正式僱員，薪資微薄，未曾擁有穩定的職業，到老年時，生活重負並未減輕，於是許多人鋌而走險，選擇進“牢房”尋求照護。而其中入獄的絕大部分老年女性的犯罪型別是小偷小摸,其比率高達91.8%。
位於日本關東地區東北部，曾經關押著重刑犯的栃木刑務所，如今卻更像一座養老院，這裡收容了大約500名女性囚犯。
監獄的安檢功能相對被減弱。只需要經過一道安檢門，就可以進入院內。與之相對應的，栃木監獄安裝了養老院常見的輔助行走欄杆，在高齡服刑人員區域，還增加了輪椅坡道；飲食也考慮到高齡老人的需要，監獄營養師介紹，一些老年服刑人員咀嚼能力較差，午餐時間從上午11點20分開始，比其他服刑人員要早一個小時。根據選單，食材可能會被切碎，有時會製成糊狀。此外，由於慢性病等因素，他們還要注意熱量、鹽分等，所以有時一頓飯要準備近20種不同的食物。
圖MBS新聞影片截圖丨高齡囚犯的午餐
東京研究機構Custom Products Research Group的人口統計學家邁克爾·紐曼(Michael Newman)在2016年一項報告中指出，由於老年女性罪犯的數量增長迅速，監獄不得不招募更多女性獄警。
在栃木監獄，女性資深獄警惠美（Megumi）的工作日常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監管職責。目前，她的工作更接近於養老院護工，主要負責處理老年囚犯的失禁問題，為他們換尿布、幫助他們洗澡、吃飯等。
一些囚犯會偷偷把自己弄髒的內衣藏起來，不讓獄警看見。“我能看出她們的羞恥”。惠美說道，由於她們逐漸喪失的勞動力，獄警需要把內衣親手洗淨、晾乾、再疊得整整齊齊地送回去。
傳統監管工作正逐漸向看護型職責轉變，不少獄警選擇離開職位，尋求新的機會。日本司法部最新統計顯示，隨著在押人員老齡化加劇和心理健康問題增多，女性獄警的離職率超過35%，不少獄警在入職三年內選擇轉行。但另一方面，關押老年人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與老年人護理相關的費用導致監獄的年度醫療費用在2015 年超過 60 億日元（超過 5000 萬美元），比十年前增長了 80%。
獄警山田（化名）第一次注意到監獄裡白髮越來越多，是在經歷職業中斷後重返監獄系統時，這位從業二十年的老獄警驚訝地發現，“大多數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只不過有些人變得更老了。”
山田翻閱著新入獄者的檔案，大多數案件微不足道：一個飯糰，幾件價值1000日元（約50元人民幣）的食品。“他們並非吃不上飯，”山田說，“檔案顯示很多人完全負擔得起這些商品”。
與這些老年囚犯的對話總是陷入同樣的迴圈。他們清楚盜竊是錯的，但會辯解：“我老了，積蓄不多，總要為晚年打算。”對這些被家人拋棄的老人而言，監獄反而成了避風港。這裡有三餐溫飽，有遮風擋雨的住處，甚至還有能說上話的“朋友”，於是便利店裡的一個飯糰，又成了回到"安全網"的通行證。
日本政府預估，依據目前老年人口增長的速度，到2040年，日本的老齡人口將達到1100萬，需要272萬名照護人員，所以政府已提出引進外國移工等政策，期望填補空缺人員。
為了解決日本老年囚犯的“二次犯罪”困局，自2018年起，各矯正區的核心監獄（札幌監獄、宮城監獄、府中監獄、名古屋監獄等）均對入獄時年齡60歲以上的囚犯進行痴呆症篩查測試，並對在押老年群體進行心理諮詢和認知障礙干預。
除了測試，犯人在獄中有各種活動，其中包括唱卡拉OK。府中監獄的負責人之一矢澤正次（Masatsugu Yazawa）曾帶著犯人去唱《我出生的理由》——一首關於生命意義與救贖的流行歌曲。
"我們想用歌聲告訴他們，真正的幸福在鐵窗外面。"矢澤正次在受訪時告訴記者，“但可悲的是，很多人真心覺得這裡更好。所以他們會回來——一次又一次。”
在栃木監獄的惠美也有相同的感受，“即使他們被釋放並恢復正常生活，也沒有人照顧他們，”她說。“還有很多人因為被家人拋棄，而屢次犯罪，失去歸宿。”
秋代就是其中一個。2024年10月，秋代被刑滿釋放。在獲釋前一個月，她表示十分害怕面對再次把自己拋棄的兒子，“孤獨的日子太難熬了，要是我的意志再堅強一些，可能會過上不一樣的生活。但是我太老了，什麼都改變不了。”
此前，日本司法部啟動了針對女性囚犯的專案，為獨立生活、物質成癮康復和如何處理家庭關係提供指導。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丁英順在2018年釋出的一篇報告中指出：由於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高於男性，孤身獨居的女性老年人偏多。2015年,日本65歲及以上獨居男性數達189萬人, 獨居女性數則達412萬人，別佔比12.9%和21.3%。
這些銀髮犯罪者的人生軌跡在某種程度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年輕時，她們大多從事臨時工、兼職等非正式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當她們把青春奉獻給家庭後，晚年卻發現自己成了社會的"隱形人"。報告中還指出，這或許說明日本老年女性的貧困狀況和社會保障方面面臨的問題更為嚴峻,迫使貧困老年女性走向犯罪入獄。
圖CNN影片截圖丨關押中的高齡女囚犯
53歲那年，佐藤久美子（Kumiko Sato）第一次走進監獄，是因為偷竊一個手提包，她被判處兩年刑期。“我不是職業小偷，只有在走投無路時才會這麼做。”第一次盜竊發生在家庭危機最嚴重的時刻。當時她的大兒子突然輟學，整日閉門不出，家庭爭吵不斷升級，最終將她推向了犯罪的邊緣。
監獄生活並不平靜。一位同監舍的囚犯發現了她的秘密——從寄來的家信中看到了地址。“她威脅要公開我的前科。”久美子為了封住她的嘴，不得不再次作案。
第三次入獄是因為一串葡萄。患有糖尿病的她無法抗拒甜食的誘惑，更無法承擔水果店的價格，因此選擇用自由換食物。
但久美子知道更深層的原因藏在家庭矛盾中：離婚的兒子帶著孫子搬回家中，終日遊手好閒卻責怪起她：“我們家不養懶人！”與兒子的爭吵又一次將她推向犯罪。
入獄後，丈夫會時常來看望久美子，但女兒卻始終拒絕露面。“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久美子說，“這裡有很多人因為與孩子相處不融洽而犯罪。他們感到孤獨。孩子們有自己的生活，而我們成了多餘的負擔。”
在這個人均壽命超過80歲的國家，老人的刑期或許會比他們的親情維繫得更久。日本一項報告顯示，僅有36%的日本老人與子女同住，60%的老人獨自生活，剩下4%則是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在地方城鎮，經濟蕭條迫使年輕人大量外流，留下年邁的父母自生自滅。
即便是有地方可去的女性也表示，感覺自己是被忽視的。“她們可能有房子。她們可能有家庭。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有一個家的感覺，”日本外巖國女子監獄的監獄長三村有己（Yumi Muranaka） 說，“她們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只是被當作做家務的人。”
老年婦女在經濟上也往往處於弱勢地位。日本福利部在2021年指出，65歲或以上的獨居老人中，近一半的人相對於整體人口也生活在貧困之中，而男性的比例僅為29%。
真央（Makoto）丈夫於去年去世，沒有退休金，沒有子女的她，經常要精打細算地過日子。“我去超市買蔬菜，看到一包牛肉。我想要它，但我覺得這會是個經濟負擔。所以我就偷了。”
“傳統家庭贍養模式正在崩塌。”紐曼說，“但他們不想拖累子女。當發現養老金無法餬口時，監獄成了最後的避風港。”
紐曼將這種現象稱為“旋轉門困境”：“就像被推出去，又被迫回來。”而比這更絕望的，是日本老人居高不下的自殺率。當活著成為負擔，死亡就成了最後的體面。
根據日本政府釋出的《2020年自殺白皮書》顯示，2009年至2019年的10年間，日本中老年人自殺人數達到20.8萬人，中老年人自殺原因中最多的是“健康問題”，其次是“經濟、生活問題”。
2015年6月，71歲的林崎春生走進新幹線車廂，她手裡提著一個裝滿汽油的塑膠桶，從錢包裡掏出所有現金，塞給鄰座一位素不相識的六十多歲女性。隨後，在車廂裡點火自焚。
“我們正在見證社會福利的失敗轉化為犯罪率的上升。”早稻田大學社會福祉學教授佐藤真理子指出，當老人們不得不在犯罪與生存之間作出選擇，真正該被審判的或許不是他們，而是這個逐漸失能的社會體系。
*文中囚犯資訊有模糊。
* 參考內容：
CNN：日本老年人孤獨且掙扎，一些女性選擇入獄
https://edition.cnn.com/2025/01/18/asia/japan-elderly-largest-womens-prison-intl-hnk-dst/index.html
MBS東京新聞：日本最大監獄為囚犯做出哪些“善意”舉措？最年長囚犯94歲……獄中“老齡化”加劇，待遇“改善”
https://www.mbs.jp/news/column/scene/article/2024/03/099280.shtml
NHK：監獄就像養老院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21325.html
丁英順：日本監獄漸成“養老院” 《世界知識》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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