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原教旨的阿西莫夫三定律，還能適用於今天的AI嗎？｜亮馬橋小紀嚴選

小紀有話說：

1942 年，偉大的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他的短篇小說《轉圈圈》（Runaround）中首次提出了「機器人三定律」。之後，這些定律因為他的短篇小說集《我，機器人》而廣為流傳。

1、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也不得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2、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給予它的命令，除非這些命令與第一法則相沖突。

3、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的存在，只要這種保護不與第一或第二定律相沖突。

機器人三定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它不但構成了阿西莫夫所有機器人科幻小說的組織原則，甚至滲透進了之後幾乎所有的機器人科幻小說，以及所有引用它的書籍、電影、遊戲等流行文化中。

例如，1966 年的短篇小說《薩姆的密碼》中的「阿森尼翁機器人的三大法則」，就是對機器人三定律的改編；1999 年的電影《2001 太空漫遊》中，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飾演的機器人安德魯，透過其頭部的投影儀全息展示了機器人三定律；至於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主演的《我，機器人》，更是花費整部電影的時間詳細討論了這三大定律。

人們甚至發展出了一門專門研究人與機器人關係的學科——機器人倫理學。這是一門以人類為責任主體，研究如何開發和應用機器人的倫理學。追蹤其源頭，就是阿西莫夫的三定律。

在阿西莫夫生活的年代，人工智慧還處於相當早期的階段。論文《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被視為人工智慧學科的奠基石，這篇論文在機器人三定律發表後一年公佈；直到 1956 年，達特茅斯人工智慧夏季研討會召開，人工智慧作為一門學科，才真正創立。

也就是說，機器人三定律是在一種小說家社會實驗的語境下誕生的。

如果借鑑原教旨主義的概念的話，機器人三定律可以算是機器人倫理學的原教旨主義。今天當然還有眾多阿西莫夫的信徒，但是人工智慧的現實環境已與當初大不相同。

這讓人不禁十分好奇，在 AI 如此火熱的當下，作為原教旨的機器人三定律，還能指導今天人與 AI 的關係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極客公園」（ID：geekpark）

作者 | 湯一濤編輯 | 靖宇

作為創作工具的機器人三定律

很難脫離機器人三定律的創作背景討論它的意義。阿西莫夫在 1975 年接受 Sy Bourgin 採訪時提到，他創作機器人三定律的動機，是為了擺脫此前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式的套路——也就是機器人殺害主人，創造物最終會摧毀其創造者。

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機器人三定律不是一個全面的道德框架，它們是為故事服務的創作工具。它們被創作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突出一種不確定性、一種衝突的潛在可能，以探討人與 AI 之間的灰色邊界。

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在阿西莫夫的每一個故事中，機器人三定律都失敗了。阿西莫夫故意模稜兩可地創造了這 3 個定律，以便製造困境，讓角色和觀眾都面臨道德困境。

一旦運用到真實世界，這 3 條被稱為「定律」的東西就會轟然崩塌。例如，巡航導彈、軍用無人機就是違反第一和第三定律的機器人。它們由計算機控制，只會做它們被程式設計去做的事情。如果它們被程式設計去傷害人類，它們就會傷害人類。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機器人三定律也是無法成立的。因為這 3 項定律是用英語寫成的，英語是一種自然語言，本質上是模稜兩可的，可以有多種解釋。因此，將機器人三定律編碼成精確的、機器可讀的指令是不切實際的。

來自武漢大學哲學系的克里斯·斯托克斯（Chris Stokes）更是在他的論文《Why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do not work》中逐一解釋了為什麼機器人三定律是行不通的：

1、第一條法則失敗是因為語言上的歧義，以及因為過於複雜的倫理問題，這些問題太複雜，無法簡單地用是或否來回答。

2、第二定律失敗，因為要求有感知的生物保持奴隸狀態的定律，本質上是不道德的。

3、第三定律失敗，因為它導致永久的社會分層，這個定律體系中內建了大量的潛在剝削。

正如 iRobot 的創始人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所說：「人們問我，我們的機器人是否遵循阿西莫夫的法則。它們不遵循的原因很簡單——我無法將阿西莫夫的法則植入它們體內！」

iRobot 的名字正是來自於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說集《I，Robot》。這家公司最出名的兩個產品，是掃地機器人和軍用武裝機器人。

人類的恐懼

2022 年湯加火山的爆發曾經引發過一場關於「無夏之年」的恐慌。歷史上，每逢無夏之年，都會引起氣溫驟降，進而導致全球性的災難。

上一個無夏之年發生在 1816 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發。積聚的火山灰讓全球氣溫至少下降了 0.4 度，氣候反常引起了全球範圍內的饑荒、傷寒和暴亂。

那個「潮溼、不適、連綿降雨」的夏天，迫使新婚的雪萊夫婦滯留在了拜倫在日內瓦湖畔的別墅。為了打發時間，拜倫提出了一場寫作比賽，看誰能寫出最恐怖的故事。雪萊的妻子——瑪麗，在那段時間裡寫出了《弗蘭肯斯坦》。

1910 年，愛迪生工作室製作了《弗蘭肯斯坦》的第一個電影改編版｜圖片來源：Wikipedia

今天我們記得《弗蘭肯斯坦》當然是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但是請注意，瑪麗參加的可是一個恐怖故事比賽，《弗蘭肯斯坦》有什麼恐怖的呢？

《弗蘭肯斯坦》講述的是生物學家弗蘭肯斯坦，利用人類屍體拼湊出了一個怪物。在被人類排斥的過程中，怪物對弗蘭肯斯坦產生了怨恨，殺死了他的眾多親友。弗蘭肯斯坦最後也因追捕怪物而死。

德國科布倫茨大學的烏爾裡克·巴塞爾梅斯（Ulrike Barthelmess）和烏爾裡希·福爾巴赫（Ulrich Furbach）認為，《弗蘭肯斯坦》反映出的是人類數千年內心的恐懼，即人類不能像上帝那樣創造生物，任何試圖這麼做的人都會受到懲罰。

另一個例子是 16 世紀的猶太神話裡魔像（Golem）的傳說。在其中的一個版本里，拉比利用粘土創造出了魔像，以保護猶太人社群。拉比承諾在每次安息日前關閉魔像以讓他休息。但有一次拉比忘記了，於是魔像變成了一個屠殺社群的怪物。

布拉格的馬哈拉爾與魔像，1899｜圖片作者：Mikoláš Aleš

正如美國電影理論家布萊恩·亨德森 (Brian Henderson) 所說，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換句話說，神話當然是虛構的，但是當時的人們，出於何種動機、何種背景，講述這樣的神話，才是真正重要的。

進一步將「創造生物」這個概念擴充套件開來，這種對「創造物」的恐懼，或許也可以理解成一種對技術的恐懼。希臘神話裡，因為將火傳播於人間，普羅米修斯受到上帝懲罰，每日受老鷹啄食肝臟之苦。在這個故事中，「火」即技術。有一種學術觀點認為，正是因為掌握了火，吃上了熟食，人類才不用耗費大量的能量消化生食，才得以進化出了發達的大腦。與此同時，正是利用了其他動物對火的恐懼，人類才得以在夜間抵禦野獸。

巧合的是，《弗蘭肯斯坦》的副標題恰好是「另一個普羅米修斯的故事」。

在近現代，人類對技術的恐怖更加常見。例如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人們就對機器改變世界的能力產生了極大的恐懼，開始了一場專門摧毀紡織機的運動。這場運動的後果是如此嚴重，以至於議會立法將拆除機器定為死罪。其中一個被稱為「盧德分子」的團體，甚至和英國軍隊爆發了衝突。在今天，「盧德分子」依然用來描述一切新科技的反對者，他們被稱為「新盧德分子」。

盧德運動領袖，1812｜圖片來源：Wikipedia

當我們帶著恐懼的視角審視機器人三定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其中充滿了對機器人的嚴防死守，以及背後幽微深長的恐懼心理。

與此同時，它天然將機器人置於了完全服從的奴隸地位（機器人 robot 源自捷克語 robota，意思正是「強迫勞動」）。這會成為一個問題，取決於我們看待機器人的視角。當我們把機器人視為「工具」時，這是合理的；但是當我們把機器人視為有感知的生物、甚至連它們自己也這麼覺得時，那這兩個「種族」就是天然矛盾的，衝突遲早會發生。

三江學院副教授、作家劉勃在描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遊牧民族和漢民族之間的民族仇殺時是這麼解釋的：「當經濟優勢和政治優勢屬於同一方的時候，透過建立威權體系，勉強可以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一旦兩個優勢分屬雙方，社會的撕裂也就難以避免。」

這個問題放在今天的世界仍然適用。

而眼下，AI 正在做我們認為我們最擅長的所有事情。在某些情況下，它要比人類表現得好得多。在肉眼可見的將來，它也會越來越強大。

現實中的機器人法則

遺憾的是，目前現實世界中並沒有一部通行的法律實行。機器人、AI、自動駕駛這些近似的概念相互混雜，有所交叉又各有不同；針對特定國家、地區制訂的建議、指導方針、道德框架可以說是一鍋大雜燴。

在國家層面，歐美國家是最積極的立法推動者。

歐盟 2024 年的 AI 法案是截至目前最嚴格的監管法案。它禁止將 AI 用於社會評分目的（利用個人資料個性化推薦就是社會評分的範疇），限制 AI 在犯罪畫像中的使用，並要求對 AI 生成的內容進行標籤。對被歸類為對健康、安全或基本權利構成高風險的 AI 開發者，歐盟 AI 法案制定了一系列特殊要求。

美國國會還沒有提出全面的關於 AI 的法案，但在州一級，矽谷所在的加州最為積極。其州長最近簽署了 17 項人工智慧法案，包括從保護表演者的數字形象到禁止與選舉相關的深度偽造。加拿大正試圖採取與歐盟類似的方法，其執政黨提議已經提議了《人工智慧和資料法案》（AIDA）。

相對於機器人三定律對人工智慧的強烈限制，這些法案的共同點在於限制的主體是 AI 的創造者、使用者，也即人類本身。

歐美國家對於 AI 的相關限制法案同樣心口不一｜圖片來源：caravel law

與此同時，歐美的監管遭到了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對。OpenAI CEO Sam Altman 就稱，如果監管過於嚴格，OpenAI 可能會離開歐洲；扎克伯格也在 8 月發表了一篇評論，將歐盟的監管方法描述為「複雜且不連貫」，警告這可能會破壞一個「一代人一次」的創新機會，以及利用 AI 的「經濟增長機會」的機會。

在加拿大，亞馬遜和微軟的高管公開譴責了 AIDA，稱其含糊不清且負擔沉重；Meta 表示，它可能會推遲在加拿大推出某些人工智慧產品。

而在一些非西方國家，態度則截然不同。他們優先考慮的不是監管，而是吸引大型科技公司的投資。印度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擁有中美以外最大的網際網路產業。目前，印度政府已投入 12 億美元用於名為「印度 AI」的倡議。其總理莫迪 9 月在一次圓桌會議上與矽谷 CEO 們會面時，他敦促他們「在印度與世界共同開發、共同設計和共同生產」。

目前印度在人工智慧領域尚沒有監管。而科技巨頭方面，OpenAI 承諾透過大量投資開發者社群來支援印度 AI 倡議；亞馬遜已撥出數億美元支援印度人工智慧初創企業，並與印度理工學院（IIT）簽署了多年人工智慧合作協議；微軟最近也承諾在印度投資 30 億美元，用於人工智慧培訓、雲和人工智慧基礎設施。

可以說，科技巨頭在一定層面上極大地影響了全球政府的政策。他們既是 AI 的創造者，也是最大的利益相關者。面對 AI 這樣一種超越國界的國界的工具，各國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但也必須就一些基本規則達成共識。畢竟，如果牌桌上連規則都沒有的話，這局遊戲是必然要崩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