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研考公之前，一群二本師生決定書寫個人史

作者| 劉美粒

編輯 | 荊欣雨

來源|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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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許已經在無數場合看過，或聽說過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二本學生”這個群體也在近幾年被廣泛關注——關於他們並沒有在高考教育中成為優勝者的失落，他們所揹負這個標籤在就業市場中所遭受的歧視。他們的成長困惑和生存壓力，其實也對映到當下每一個曾在東亞教育中長大的孩子。

今天，我們想向你介紹一群來自煙臺的二本學生，大學四年，在一位老師的帶領下，他們透過閱讀和寫作，試圖重新看見自己，面對內心的糾纏與迷茫，以對抗曾經受到的傷害。

他們記錄的成果最終得以出版，是一本名叫《班史》的書，他們每個人都是1801班的司馬遷和班固，但寫成的，是自己的個人史。當畢業來臨，一些東西已經永遠地留在了他們身上，之後，他們走入社會，成為了一群閃閃發光的普通人。

42個受傷的孩子，

面臨著司馬遷面對的時刻

每個在東亞教育中長大的孩子都曾受過傷，或者被忽視。和班上42名學生聊過天后，班主任黃修志得出了這個結論。

這是2018年的夏末，煙臺的魯東大學，孩子們告別家鄉，成為大一新生。開學的頭幾周，在學院對面的南區招待餐廳裡，黃修志分別請每個宿舍吃魯菜。起初，孩子們以為跟老師聊天就是被“約談”“訓話”，有人緊張地低著頭，不敢直視班主任的目光，“好像是在經歷一次嚴肅的面試”。黃修志和他們從學業規劃、理想抱負，聊到童年成長、家庭教育，慢慢的，初識的師生們互相敞開心扉。

黃修志©黃修志

成文從山東的一所縣城中學考進來。她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頭髮烏黑著披散下來。她回憶，有次考試成績退步，老師把她叫到講臺上，當著全班的面用掃帚打她的屁股。班主任常對他們訓話，“你不上大學，就只能去做體力活兒，站在街邊等別人僱你做小時工，跟牲口有什麼區別？”

她不能理解，心裡也很難受，“這種話不能激起我對學習的任何嚮往，我一直以為教育和知識是通向更平等社會的工具，而不是被用來貶低他人。”

“我現在想起來高中的記憶，每天都是怎麼躲開老師的責罵，怎樣做才能不讓班主任抓到我？完全不記得我在學什麼，也不知道怎樣去用心弄懂一個知識點。”她整日被恐懼包裹，不知道學習的意義是什麼。上大學後，成文在自習課上拿著手機讀專業書，老師突然進來時，她下意識地，“差點把手機甩出去”。

2018年9月1日新生報到 ©黃修志

椰子是班上僅有的三個男同學之一，生在青海，從小在牧區騎馬放羊長大，上大學之前，他是個沒出過省的“山裡人”。他講話很大聲，皮膚黝黑，臉頰有點高原紅。不笑的時候，嘴唇抿成一條直線，看起來很嚴肅。他曾形容自己像是剛長羽毛的的雛鳥，虛張聲勢只為應對它沒見過的危險情況，而他是為了掩蓋從大山來的自卑。

他形容自己，“從小就是透明人”，“我小學時家住在農村，班主任從來不看好我，有一年終於被提名五優學生，結果被班裡學習比我差、但爹是行長的富二代給搶走了。”

李陶來自新疆，她講起第一次來到魯東大學的感受，“這裡的樹好高、好粗、好綠。喜鵲也好大，大得像一隻雞。”她的家鄉在喀什，那裡常年乾燥，起風的時候，黃色的沙子打在臉上生疼。她想看看大海，於是報考了魯東大學。開學那天，為了省錢，她獨自從新疆乘坐綠皮火車到煙臺，中轉數次，需要三四天，坐得腳脖子都腫了。大學四年，她很少回家。

和學生們聊完，黃修志聽到的是一些年輕人普遍的焦慮。有沒考上更好大學的失落、對未來的擔憂，和那些暗暗較勁的競爭對手。還有一些無法磨滅的規訓和懲戒。有人提到貧窮帶來的自卑，父親的家暴，有人講到感情問題，還有人講自己減肥怎麼也瘦不下來。漸漸地，有的學生還沒輪到他們的“談心時刻”，就忍不住來主動問黃修志，“老師，我什麼時候能跟你聊聊？”

而當下，他們考上魯東大學這個事實本身，也許意味著未來會有更多不確定性。這是一座地方二本院校，前身為煙臺師範學院，坐落在煙臺市的老城區芝罘的邊緣，依山而建。42個孩子，沒人是高考中的優勝者。開學的第一次班會上，黃修志觀察到大部分學生都很沉默，戴著眼鏡，他們來自全國十四個省、自治區，沒有直轄市的生源。可以想象，這裡大部分學生畢業後的“最好”出路，是考研、考公、考教師編。

魯東大學 ©黃修志

班會開始幾分鐘後，來自新疆的楊聿豔才匆匆趕來。她滿臉通紅，神色慌亂地坐在教室前排的角落裡。黃修志見她身體僵硬地坐著，便走上前詢問她是否吃過飯了。楊聿豔很驚訝，她以為班主任會因為遲到而批評她，就像高中時那樣。

面對著這些孩子們，身為一名有抱負的二本老師，黃修志想做點什麼。

作為一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授，歷史系的博士，黃修志曾對古代文學和歷史有過深入的研究。他深信魯迅說過的，“人都是歷史的中間物”，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從歷史當中走過來的，連線著歷史，同時又連線著未來。”

他想到了一劑也許可以治癒這些孩子們的“藥方”。第二次班會上，黃修志決定發起一項更為“偉大”的行動。

這天，膠東半島的海風吹散暑氣，蟬鳴聲直愣愣鑽進耳朵。黃修志穿著一件淺色T恤衫，目光炯炯地看向臺下說，他們即將共同“書寫歷史”，“現在我們全班面臨著司馬遷和班固面臨的時刻，要為世界第一部為班級寫的史書發凡起例”。

這段話把孩子們聽愣了，他們安靜下來，面面相覷，有人偷偷低下頭笑了。“書寫歷史”，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有人提問，“寫歷史……那不是很高階的東西嗎？我們這麼普通，怎麼能寫呢？”

石榴花和密涅瓦的貓頭鷹

怎麼寫，其實也很簡單，全班所有人按照姓氏的音序排名，輪流每月撰寫一篇不少於4500字的班志，每一個人都是1801班的“史官”。

黃修志給每人發了一張問卷，上面列著幾個問題：你打算怎樣度過自己的大學時光？你希望畢業後成為怎樣的人？你希望咱班是一個怎樣的班？你希望黃老師能為你做點什麼？

©黃修志

有人一入學就決定考研考公，試圖在下一場更為激烈的競爭中逆襲，有人則對未來迷茫，抱著一份得過且過的態度隨波逐流。還有人寫到，“希望黃老師成為我的朋友。”

後來，椰子還真的和黃修志處成了好朋友。班會上，這隻剛長羽毛的“雛鳥”站在臺上大聲自我介紹，“我是從青海來的，是真正的在馬背上長大的牧民。現在八月份，在我們家還得穿秋褲呢。”黃修志留意到了他，知道椰子是想借此獲得關注。於是，黃修志選他做副班長和體育委員，椰子感到欣喜，他從來沒有被老師看好過。

大學四年，黃修志還計劃每個季度列出一張書單，每次有十本左右，供孩子們挑選閱讀。他希望，孩子們可以透過培養閱讀和寫作的習慣，重新看見自己，面對內心的糾纏與迷茫，以對抗曾經受到的傷害。

2019年11月，創立石榴花讀書堂的一部分骨幹同學，包括趙婉婷、陳奉澤、路棣、杜志敏、閆曉涵、劉英琪 ©黃修志

撰寫完成的東西需要有地方發表，黃修志開通了一個班級公眾號。一天下午，他在家偶然瞥見窗外有幾株碩果滿枝的石榴樹，想起一首古詩：“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

這是韓愈的詩作《題榴花》，講的是一個略顯寂寥的故事：盛放在偏遠院子裡的石榴花，因為缺少來往車馬行人的賞識，只能任憑花朵隨風飄落在青苔上。但黃修志並沒有引用這個解釋，他認為，班上的40多名同學就如同殷紅的石榴花，開在同一棵樹上，花開即是成人，靜靜地開著，不需要有什麼人駐足觀望，只需專注自己的成長就好。

黃修志的辦公室窗邊放著一盆石榴花 ©劉美粒

今年7月，黃修志與全班同學合寫的《班史：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2018-2022）》第二次印刷出版，記錄了1801班每一位同學書寫的班志、班級大小事記，還有黃修志推薦的書單，以及他在開學、畢業典禮和班會上的發言講話。

班志裡，從最開始的“流水賬”式記錄，到後來，“寫班志已經成為大家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慣例了。”記錄裡也融入了更多的思考和表達。翻開這本書，就如同我們今天翻開《史記》與《漢書》，我們得以清晰地看到1801班曾經存在過，也因為有了文字，它的存在，將不會被遺忘。

2018年9月，軍訓，魯大後山軍訓拉練。爬到山巔上，遠眺綠樹叢中隱隱起伏的海岸線，在明媚陽光的照耀下，藍晃晃的。陪著我們爬山的班主任興高采烈地說：沒想到吧。我們不僅擁有山林，還擁有滄海。（常佳珍）

2019年3月，這個月讓我們欣喜的是，一樹榴花又增加了兩朵，漢文字1801迎來兩位新的家人——秘若琳、姜錦琳。開班會時，黃老師說從名字上看，兩位同學是塊美玉，希望大家互幫互助，讓兩位同學順利適應過渡期。（高凌翥）

2020年8月，疫情好轉，學生陸續返校。邁向宿舍的路上，感官被放大幾倍，風吹樹葉的聲音，行李箱滾動的聲音，稀稀疏疏的交談聲，陽光好像也因此變得更為強烈。（王璐璐）

2021年3月，我們終於要下去實習了。像電影中的畫面，大巴開出了學校，積雪還未融化，覆蓋在樹枝上、草地上、馬路上，窗外的風景慢慢淡出了我的視線。望著窗外，我開始了思考與回憶。我只知道實習的地方是威海乳山市，但是具體哪所學校還不清楚，會是哪所學校呢？會遇到怎樣的老師和學生呢？（楊聿豔）

2022年1月，我曾對自己的隨意和恣肆而愧疚過，但如果有時光倒流重新選擇的機會，我依然會在計算機課上玩黃金礦工，在現代漢語課上寫詩。我從未後悔過自己的選擇。高中時在家人的一再勸說下我違背本心選擇了理科，在高考志願上我一意孤行選擇了來煙臺讀漢語言文學。這些都是我的選擇，我從未後悔，無論是成為一名理科生，還是成為一名二本學生。（趙婉婷）

班史的最後一篇是由黃修志以第三人稱撰寫的，題目叫《密涅瓦的貓頭鷹》。黑格爾曾經用“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在黃昏時起飛”來隱喻哲學、思想和理性。相傳，密涅瓦是古羅馬的智慧女神，她身邊的貓頭鷹是智慧和理想的象徵。之所以總要等到黃昏才起飛，是因為這時可以看見白天所發生的一切，追尋其他鳥兒在白天的足跡，同時對這一切進行反思。

結尾處，黃修志說，四年的互相陪伴已經結束，每個人都是流向遠方的河流。他希望，自己和學生們都能以一種回顧的眼光去審視過去，就像他最初發起寫班史時反覆強調的那樣，“你們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締造者。”

©黃修志

對於孩子們而言，班志倒是沒那麼多“大意義”，起初，椰子只把班志當作一項作業，是每人每個月都要完成的任務罷了。等到他開始創作時，他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會分別，都會離開這個大家庭，但班志將我們緊緊聯結在一起。”

《班史》出版以後，他在忙碌的工作之餘時常翻看，總覺得大學時光彷彿昨日，同學的溫情、黃老師的笑臉，歷歷在目。

現在的椰子是家鄉的一名公務員，工作忙碌，回看班志時，他不敢相信，以前的自己曾經寫過“夢在日落山海時”這樣的文字，那種為考試拼搏又想翻牆逃校去大海游泳的糾結，如今再不會有了。椰子感謝黃修志給了他這個機會，讓他這樣一個“小人物”也能出現在文學作品的“大世界”裡。他笑著說：“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青史留名’了吧。”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

我們在魯東大學文學院重逢吧”

和所有過去幾年的大學生一樣，1801班的生活很簡單。上課、社團活動、實習，以及突如其來的疫情。

2018年9月，第一節課是中國古代文學。班主任說教授這門課的孫貴福老師很像《名偵探柯南》裡的阿笠博士。但這不是他最特別的地方，他酷愛碳酸飲料。班助說，他們稱呼孫老師為“可樂爺爺”“雪碧爺爺”。（常佳珍）

9月23日，班主任黃修志釋出大一秋季的閱讀書目，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的《修養》是第一本。

四年來，黃修志共列了16次書單，總計180本書。每一張書單，他都會花費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選書。他不斷在“藥方”上勾勾畫畫，企圖讓這些書中的靈氣都組合成更神奇的藥劑。他當然知道不會有學生能全都讀完，“大學四年能讀20本以上已經非常可貴。”這些書單有著跨學科的視野，與外部世界的變化緊密結合，甚至有一些是與專業無關的“閒書”，16篇書單內含著一個敘事結構。

大一，他們讀《修養》《布魯克林有棵樹》；疫情期間，他們讀《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霍亂時期的愛情》《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有女學生推薦給他《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來這本書與《我的天才女友》一起被列入公共閱讀書單；他們讀現實主義題材的非虛構作品《寂靜的孩子》《我的二本學生》；大四夏天書單的最後一本，是由1801班自己寫成的《班史：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2018-2022）》，倒數第二本是同為編年體的史書《資治通鑑》，之所以將這兩本放在一起，是因為“比起天下之史，個體之史同樣重要。”黃修志說。

青海來的野男孩椰子起先並不喜歡讀書。高中時，他本想學習理科，但是物理老師實在“太恐怖了”，“經常上課講著講著就破口大罵，踢板凳、砸黑板，罵起人來口無遮攔。我心想，這種人有什麼資格教我？”就這樣，他選了文科。

來了漢語言文學專業，黃修志經常唸叨，不讀書怎麼行？最近幾年，黃修志常去中小學做寫作培訓。他觀察到一個現象，“現在不少中小學的語文老師，都不讀書，也不寫東西了。”這一點讓他感到既奇怪又擔憂。閱讀和寫作應當是語文老師的基本功，而1801班上的大部分學生畢業之後也會成為一名中小學老師，這更讓他堅定把寫班史這件事推廣下去。“我想透過這種方式，讓他們把日常生活當成記錄的物件，同時把寫作本身當成是日常生活的狀態。讀寫所得就像火箭燃料，燃料越充足，飛得就越高。”

有一次，椰子讀到黃修志推薦的《秦腔》，賈平凹寫一個村子裡的生老病死和悲歡離合，他一頭鑽了小說裡的清風街，廢寢忘食地看。看完的那天他覺得，“自己忽然被他們從那個村子裡面踢出來了，就像我自己失去了一群朋友一樣。”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學帶來的奇妙體驗。“黃老師改變了我的人生。”椰子反覆說著這句話。“如果不是他，我現在可能真的還在放牛，他給我的自信和勇氣成為我在生活中面對困難時的底氣。”中學時，在椰子的價值體系裡，社會上那種整天無所事事、成群結隊、咋咋呼呼的“混的哥”“混的姐”，是他想要模仿和成為的物件。剛上大學，他經常橫衝直撞地走在馬路上，“眼睛裡面沒有別人，覺得自己很狂，一言不合就想跟別人幹架。”

慢慢地，他被黃修志身上的“人文氣”折服，“你知道嗎？黃老師在石榴花大講堂的一節課上，清楚地背出《西遊記》裡的幾段詩詞，而且他還會用歷史故事來給我們講道理。這太不可思議了。說真的，黃老師可能是我這輩子能接觸到最有文化的人了，我現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很多領導都達不到他的境界。”

受黃修志的影響，他也開始寫作，“我逐漸從‘野蠻’變得‘文明’”。班志給了他一個表達的空間。他寫自己印象裡的童年，零幾年的青海牧區還過著全村只有一臺電視機的生活，小時候關於電視機的記憶是約上幾個玩伴，去村裡厂部的村長家看電視。“看的內容大都已經忘記，但我記得那時只能看半個小時，因為太陽能電池只能供半個小時的電給電視機。這種上世紀人們的經歷在我的童年中也有過。”

椰子是上大學後才擁有充滿蟬鳴聲的夏天的，班志裡，他也寫海面上的夕陽和落日。

“煙臺的夏天是屬於海洋的，海水把人泡清涼了，把整個城市都泡軟了，每一縷的機理纖維都充滿了海水的鹹澀味。金黃色的太陽停在海平線上，那一刻，彷彿時間也靜止了。”

他還寫自己熱愛的足球、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還有關於地球村的美好願望。他引用登月者尤金·塞爾南說過的話，“在月球上遙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國界，我覺得地球就是一個整體。”

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剛出版，黃修志馬上花錢給每個宿舍買了一本，讓他們傳閱，並舉辦了三個小時的讀書會。他想知道，讀到這些現實的衝擊、真實的焦慮，同學們會如何回應？

黃修志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反饋。學生們並沒有強烈地認同黃燈筆下的觀點，有人說，“老師，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呢？人生有很多種可能呀。”“你可以說我不勇敢，但是不能說我不幸福。”他也感到欣慰，這些發言更多的是對二本標籤化的質疑，而這些孩子已經開始具備了他所期望的批判性思維和自我認知的能力。

2018年12月，“雪窩子”煙臺開始下雪，一場大雪飄了整整一個月。有南方同學衝出教室，“不要說讓我掃雪，讓我吃雪我都願意！”在初雪中，班主任與40位同學完成了談話聊天，“就像讀了四十本書一樣”，我們迎來了雙旦晚會。（陳然）

2019年5月，兩個班級舉行辯論賽決賽，辯題是“假如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是吃肉，唐僧該不該吃？”（韓鑫月）

2019年6月，考試周如常到來，“平時一時爽，期末火葬場。”（李龍飛）

成文覺得這個班上的同學讓她驚訝，她剛轉過來沒多久，考試周學習委員路棣就把一整本純手寫的筆記借給她看。那時，她們還不熟識，甚至還沒說過幾句話。在此之前，她以為同學都是自己的競爭對手，“以前我們的口號都是——多考一分，幹掉千人。”她反覆地說，“這個年頭居然真的有無私奉獻的班委。”

2019年10月，《石榴花》雜誌創刊，石榴花讀書堂加入“百團大戰”。（李玉）

《石榴花》雜誌 ©黃修志

2019年12月，為了四級，我們班級共組織了六次模擬考試。考試前的一個周，班主任黃老師在107教室為我們召開了考試動員會。（馬鴻巖）

李陶很害怕英語，她的基礎很差。“高中時我的英語才考30分，你能想象嗎？”大學時，她又掛科過兩次。舍友王海的英語成績很好，她主動幫助李陶複習。考試周的時候，她們搬著小桌子擠在樓道里，天冷的時候裹著毯子，一頁挨著一頁，一個單詞挨著一個單詞地讀下去。

藥方不止閱讀與寫作，逐漸的，“石榴花”成了一個符號，衍生出了一系列活動，包括石榴花大講堂、《石榴花》雜誌、石榴花觀書會、石榴花小講壇……

2019年9月，石榴花大講堂第18講現場©黃修志

2019年12月，人類學家羅紅光教授與研究艾滋病學的夫人蔣巖成為第22講石榴花大講堂的嘉賓。滿頭白髮的老兩口坐在講臺上對談，將社會學研究與艾滋病HIV病毒免疫學結合在一起，從如何快樂地做學問、培養跨學科意識聊到生活與讀書。

講座結束後，兩個學生淚流滿面地追了出來，說想要和兩位老師“擁抱一下歲月”。聽一場講座的體驗應該是怎樣的？黃修志總結，“痛苦。透過‘他者’這面鏡子來觀照自我，認清自我。這是一個反思自我的過程。”

這是石榴花大講堂的第22次講座。一開始，黃修志給自己定下一個任務——為1801班舉辦兩場講座。這個講堂不會講很多理論性的知識，而是在“講故事”，分享不同的學科視野和生命體驗。到畢業時，石榴花大講堂共開辦了43期，聽眾也漸漸擴大到了整個學校。再後來，同事姜娜、周燊老師等同路人也加入進來。

有一次，人類學博士姜娜老師在講堂上分享自己在日本酒作坊做調查的經歷，為了順利進入那個家庭作坊，她主動承擔繁重的體力活。他們經常一起喝酒，很自由，也很開心。那是成文第一次聽說什麼是田野調查，第一次知道學術研究還可以這樣做，她覺得“太帥了”，這直接影響她後來做出跨考社會學的決定。

2019年12月末，我們選出了“驚喜”“頭禿”“遲到”“暖陽”“新生”“安寧”作為十二月的關鍵詞。（馬鴻巖）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發，口罩供不應求，春節電影撤檔，商場和街道門可羅雀，教育部通知推遲開學時間。我們都響應號召，在家居家過年，取消了拜年、聚餐活動。（馬雲飛）

2020年2月，新學期開始。第一次上網課，學校指定的雨課堂因為無法承受如此之大的訪問量而頻頻崩潰。二月的最後一天，班主任在QQ群裡開了一次網路班會，主題是“近在咫尺的生存與毀滅”。（馬子梁）

重返線下的第一次班會，成文生了一場病，她暴瘦了幾十斤，全班同學都嚇傻了，黃修志見到成文，哽咽著問她情況。成文覺得很驚訝，“那是我第一次從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長輩臉上看到如此關心我的表情。”

2021年3月，這學期，班級同學去煙臺、威海各縣區的中小學進行頂崗實習，班主任贈給每位同學一本蘇霍姆林斯基的《給教師的建議》，每人三本《石榴花》雜誌，把石榴花的種子散播出去。（楊聿豔）

2021年12月22日，班主任黃老師舉行考研前的動員班會。黃老師給每個座位上放了《石榴花》雜誌，還有兩個圓滾滾的橙子。黃老師說，這是贛南臍橙，意味著大家可以幹掉困難、一起成功。班級微信群裡，每個人收到一個“六六大順”的紅包。一臉震驚的我扭頭和一臉震驚的小陳對上視線：“這總共得好多錢吧？”雖然不知道我們試圖去算總計多少錢這件事情有什麼意義，但我們還是算得很認真。可能是想為自己的感動找一個具像化的數字來體現吧。（張佳怡）

黃修志為全班每位同學考研出征前

準備的橙子和《石榴花》雜誌 ©黃修志

2021年12月25日，考研。那兩天紛紛揚揚下了兩天雪，這是煙臺2021年最大的一場雪。黃老師給每個同學都私發了祝福。（趙婉婷）

這一年，1801班有37名同學參加了考研，是文學院2018級最多的。黃修志並不認為讀研是每一個人都要做的選擇，他對1801班說，“無論你們畢業後去向如何，今後過一種怎樣的生活，但至少不要陷入庸俗和市儈，內心堅定而平淡，真誠而努力。”

2022年3月，學校再次改為線上教學。畢業季緊張又混亂。5月，班委組織在校同學吃散夥飯。合影照片中只有一半的人，沒有一個完整的宿舍，也沒有黃老師，讓人感到狼狽又傷感。（秘若琳）

2022年6月，畢業典禮，因為疫情和其他原因，1801班很多同學沒能到校參加。

2022年5月，漢文字1801班散夥飯，受疫情影響，只來了一半人 ©黃修志

畢業典禮發言的最後，黃修志的聲音有些哽咽，他說，“根據宋代理學家邵雍的計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會一一完全重現重演，所以現在我也拾人牙慧，與你們約定，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我們在魯東大學文學院重逢吧。”

那段時間，椰子因為疫情和正準備的事業編面試，沒能趕回學校參加畢業典禮，那成為他一生的遺憾。椰子的行李由老師和同學幫忙打包寄回老家，在一本書裡面夾著一張黃修志手寫的明信片，上面寫著——永久的山海，永恆的少年。畢業快樂，前程似錦。

椰子在手機螢幕一端看著畢業典禮的直播，眼淚唰啦一下流了下來。

從“修志同學”到重返二本

黃修志今年37歲，頭髮又黑又亮，刺刺地生長出來。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一件白色短袖襯衫，運動鞋，像個大學生的樣子。他開的車上有兩個孩子玩耍後的痕跡，副駕駛一側的車門隔板裡卷放著一本書，是前陣子陝西科技大學楊素秋老師新出版的《世界上為什麼要有圖書館》。他幾乎隨時隨地都在讀書。

黃修志時常在1801班的學生身上看到自己，他也出身於一所二本院校，他的家鄉在魯西南東平縣的一個農村，那裡曾是黃河灘區上的貧困縣。父親退伍後常年在外務工，母親在家務農。

2006年求學聊城大學時參加社會實踐活動 ©黃修志

他常對學生們稱呼自己是“修志同學”，在求學生涯中，他曾在許多好老師的牽引下走到現在。

在老家，爬上一座河堤，再穿過一座大橋，王臺村的邊上就是黃修志曾就讀的東平三中。學校的大門前是一段長長的泥巴路，被過往的拖拉機軋出深淺不一的溝坎。2001年8月底，入學那天，父親陪黃修志報到，他興奮極了，他還沒有去過比這更遠的地方。

入學第一年，他住在學校多功能餐廳改造的集體宿舍，四百多個男生都在這裡睡覺。每天早讀結束，同學們呼啦啦站起來，提著缸子去食堂，把饅頭和油餅撕成塊泡在湯裡就著鹹菜吃。蔬菜攝入過少導致他們很長時間不大便。有次班上一位男同學問黃修志：“你現在最長可以堅持多長時間不拉屎？”他想了想，說：“大約9天吧。”那個同學得意地說：“我最長可以11天。”

在這樣的苦日子裡，閱讀和寫作曾經治癒過他。那時，學校的校長是一位很有教育激情的語文老師，總是鼓勵大家廣泛地課外閱讀，並舉辦各種課餘活動。黃修誌喜歡閱讀和寫作，是班級的學習委員和語文課代表，作文常拿到最高分。他每次到語文老師那去，老師就會從抽屜裡拿出幾本課外書，有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文集，還有獲得過茅盾文學獎的《塵埃落定》。

有一次，黃修志路過一家書店，看到一本裝幀精美的《古文觀止》，裡面很多古文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一下子吸引住了他。“但是太貴了，22塊錢，相當於我十天的生活費。”後來，他省吃儉用一個月，湊夠了錢。在一個週六的下午，黃修志一口氣跑了四五公里，穿過大橋，來到那家書店買下這本書。來不及吃晚飯，他又跑回學校趕晚自習，兩眼發黑，差點暈倒在座位上。班主任知道了這件事，晚上來到寢室，黑暗中悄悄塞給他兩根火腿腸。

從此語文早讀課上，“背完課文後，我就狂讀《古文觀止》。”再後來，這本書一直跟在黃修志身邊，從東平帶到聊城，又帶到武漢和上海，現在還在他書架的頂層放著。

高二，黃修志和班上幾位同學一起創辦了一份報紙，名叫《久一報》，他擔任總編。在語文老師劉慶和的支援下，他們在學校會議室裡舉行了“成立儀式”，一位女同學演唱了《倚天屠龍記》的插曲《倆倆相忘》。之後，《久一報》面向全校每間教室和辦公室發行，每週一期，總共發行了十餘期。

於是，學校的老師們都開始關照這個愛讀書的孩子。“聽說我喜歡讀書，我們班有70個同學，但我去閱覽室領報刊時老師總會給我80本，說剩下的10本你自己看就行。”閱讀讓他在嚴酷的應試教育裡尋找到了快樂的縫隙。

但要想在淘汰率極高的山東高考中突出重圍，不是件容易的事兒。為了保持好成績，黃修志經常中午不吃飯，只帶著兩個饅頭埋頭做數學題。晚上熄燈後，他常跑到廁所門口——那是唯一還亮著燈的地方，再做幾篇英語閱讀理解。

“每天五點多起床，晚上十點多倒頭就睡，過著一種清教徒式的生活。”那時候，黃修志每天在日記中剖析自己，發現自己的不足，“當時我對這種狀態異常亢奮，但是沒有想到，這種不斷妄圖反省自己、超越自己、追求完美的學習生活直接導致了我在高三上學期失去了定力。”

一旦找不到不足之處，他就開始陷入焦慮，感覺自己在停滯不前。這種焦慮一直沒有得到有效釋放，越積越多，“在心中擰成了一個死疙瘩，最後我陷入了很長時間的抑鬱，連續幾個月都沒有笑過。”

高考也在這樣的情緒中到來，黃修志考砸了。高中三年，他只有兩次沒考全年級第一，第一次是高一，第二次是高考。儘管考上的是二本，但查到分數的那天，父親從櫃子裡拿出一瓶白酒，滿面紅光。母親拍了拍手上的麵粉，“俺兒考上大學啦，咱村兒第一個本科生啊！”黃修志突然很感動，心裡想著，“二本也挺好的，一切才剛剛開始。”他放下復讀的執念，來到山東聊城大學。

因為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學生，黃修志完全不懂得怎麼報志願，稀裡糊塗來到了教育科學學院。但他仍喜歡古代文學，喜歡歷史。他遇到教中國教育史的老師胡志堅，在一個大大的階梯教室裡，他聽到老師講“朱子讀書法”——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黃修志被深深吸引，“胡老師不光課講得好，他身上還有一種人文的‘古風’氣質。”下課後，黃修志與同學們路過跟他打招呼，胡老師站起來，向他們每個人鞠躬回禮。

大二的時候，歷史文化學院舉辦了一個“大學生百家講壇”，組織同學們登臺演講。黃修志報名，講中國古代的死亡意識，題目是《死神燭照下的歷史與人生》。輔導員看到有點擔心，找到他說，“你這個話題可千萬不能有煽動性。”

講座坐滿了。那天，黃修志脫稿講了一個多小時，從西方哲學的死亡文化講到中國古代的生死觀，燈光打在他身上，臺下有人聽得入了神，嘴巴微張，眼睛一眨也不眨。教育系的邵懷領老師聽說後，又組織他在自己的演講學課堂上給滿教室的學長學姐演講了一次。

還有一次，黃修志寫的一篇散文被武漢大學主辦的全國性比賽收錄，獲得了一等獎。他上網搜，發現武漢大學文學院國學與漢學專業研究生的參考書目有：《論語》《史記》《孟子》《老子》等。“我當時一看，媽呀太刺激了，這就是我平時最感興趣的書。”他決定要考研，就報名武漢大學。那時學院學生會常讓他給各種活動寫稿，輔導員陳祖國說：“這段時間誰都不要打擾修志，讓他專心考研。”

考試是黃修志擅長的事。當班上同學都在矇頭刷本專業真題的時候，他在看朱熹寫的《四書章句集註》，豎排版的繁體字，一行行讀下去。他去參加複試，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車去到山東以外的地方，也是第一次聽說什麼是985和211。考上之後，他專門去了一趟曲阜，拜了拜孔子。

在武漢大學讀書兩年後，黃修志覺得自己還沒有讀夠，父母也支援他繼續學業。他來到上海，見到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鄒振環老師，“鄒老師連續問了我好幾個問題，我支支吾吾答得一塌糊塗，最後落荒而逃一樣走出光華樓，在復旦圍牆外面轉了一圈，狠狠地給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回到武大後，黃修志開始了瘋狂的讀書和學習計劃，在那披星戴月的四個月裡，“考博比準備高考都要努力”。最後他終於如願以償，成為復旦歷史系2009級博士生。

2013年博士畢業後，黃修志試圖尋找高校教職，遇到了和今天的二本學生同樣的困境，“上海地區的高校教職幾乎飽和，我想都不敢想。”他是班上最年輕的博士，還是優秀畢業生，但曾因為本科學歷被一所江南高校拒絕，對方直白地告訴他：“對不起，根據我們的要求，應聘者本科畢業學校必須是211或985，你應該不是吧？”

後來，黃修志一直記得那個夜晚，他在復旦宿舍裡向魯東大學文學院傳送了一封求職郵件，不到十分鐘就收到了回覆：“你QQ號多少？”那是一所來自家鄉的地方二本院校，他很快收到了面試透過的通知。畢業前夕，女友也在煙臺找到了工作。就這樣，黃修志回到了他的來處。

簽訂完工作合同的那天，黃修志和他未來的妻子從上海來到煙臺開發區，金沙灘的沙子細膩，海風帶著潮溼的水汽穿過他們，向前輕輕一走，藍色的大海像星空一樣映在眼前，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那一刻，黃修志感覺自己的心好像安頓下來。

當然，重回二本，黃修志必須要面對的是基礎沒那麼好的學生，以及稀少的科研資源和經費。

作為班主任，他被分到的第一個班級是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班上很多同學都是藝考生，他們不少人對讀書沒興趣，認為“到了大學就是要享受的”。面對黃修志辛苦列出的六十本書單，他們更願意把時間花在打遊戲、刷影片上。

有一次，黃修志去宿舍走訪，看到班上的幾個男生在打撲克，一疊錢擺在桌面，空氣裡煙霧繚繞。一向好脾氣的黃修志第一次拍桌子發了火，大罵他們不知道珍惜好時光。後來，他讓打牌的學生上臺做檢查，如今再談起來，他覺得自己做得有點過分，“但是我真的是恨鐵不成鋼。”

那幾年，黃修志覺得自己留下很多遺憾。2017年，他被借調至國家教育部工作，調研了若干省份地區，接觸了更多先進的教育經驗，“收穫了空前的成長，更斬獲了一種視野、心境和格局。”一年之後，他回到煙臺，打算再做一次班主任，但這次他有一個要求，希望專業是漢語言文學。這一次，他和1801班相遇了。

畢業後，成為一個普通人

似乎很難一下子講清楚，黃修志帶領1801班完成的這場集體書寫的教育實踐是否成功，對他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一旦走向現實社會，1801班的二本學生們所面臨的學歷歧視和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大學生活在疫情中倉促結束，42個學生，最終考研成功的有13人，一些同學考上編制或公務員，還有一大半去了中小學做語文老師。

成文沒有選擇去當一名中學老師，那讓她聯想到自己不愉快的高中時代，“我對那種生活PTSD了。”在黃修志的鼓勵下，她跨專業考上了北方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讀社會學。前陣子，她在一家公益組織做社工，接觸到東亞教育帶來的一些共同傷痛。

一個讀高中的孩子，不斷用小刀劃傷自己的胳膊。孩子的母親面對前來幫助的社工說，“不用理會，他就是想要得到父母的同情。”成文和孩子聊天，發現傷害背後的意涵很複雜，“他不只是想要用自殘的方式博得關注，還有對自己和父母的懲罰。”那個孩子跟她講，從小父母對自己要求嚴格，他將這種要求內化成自己的認同標準，每每達不到，他就要懲罰自己。“他配得感很低，覺得自己不配，不配舒舒服服地坐在這裡，一定要感受到這個痛才行。”他還覺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自己的身體是父母最珍視的東西，那就傷害他，就像哪吒自刎一樣。

成文決定主動延畢一年，申請博士，繼續在學術上深造，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的問題，將來成為一名像黃修志那樣的大學老師。她又找到曾經的班主任，“每當我猶豫不決的時候，黃老師總是最能給我力量和指點的人。”她曾從農學院轉到漢語言文學，又跨考到社會學專業。現在，成文終於想清楚了自己想要追求的東西，她曾在班志裡寫：“忽略自己的心聲，是自我折磨的開始。”

椰子考上了家鄉縣城的事業編，他又回到了自己口中的大山。今年，他又考上了公務員，成為體系裡最忙碌的那個新人，經常要到加班到十一二點。身材也極速發胖了，“從大學裡的一身腱子肉，到現在變成了一身肥肉。

備考的時候，他的偶像是在脫貧攻堅崗位上因公殉職的黃文秀，“當時我的願望就是死了以後一百年還有人能記住我的名字。”但面對現實，他很快遭受了一些打擊。此前在大學裡受到的文學寫作訓練並沒發揮到什麼大用處，話語體系要重頭開始學起，寫材料得反覆修改好幾遍，“你讀過喬治·奧威爾的那本小說嗎？”他突然問。

我們聊天的過程中，椰子至少接了四五次電話。座機電話聲鈴鈴鈴地響起，他一秒鐘接起來，“餵你好，這裡xx縣xx辦。”聽對方彙報完“一切正常”後，再回復一句“收到”。

以前，椰子所在的事業單位為聯點村村集體捐贈了一批移動擺攤車，真正幫到了村裡的經濟增長，也讓有需要的脫貧戶拓寬了收入來源，這讓他體會到一種踏實的成就感。“我時常想到黃老師說過的話——要保護自己的信念。”有機會的話，椰子還想要再爭取去鄉鎮基層工作，他想要像黃修志那樣，俯下身子做一些實在的事兒。

畢業後，李陶來到家鄉的一所工廠做文員，日常的工作是填寫基本材料，枯燥、乏味。“我在那個地方待了半年，相當痛苦。”她講到，自己辦理入職的員工大多數都來自農村，填寫資料的時候，有些人甚至都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自己叫什麼。她才意識到“語文”有多重要。

即使這份工作簡單輕鬆，李陶還是想回到教育行業，那是她覺得真正有意義的事情。起初，她想要在這些孩子心裡也種下文學的種子，就像黃修志當初對他們做的那樣。但真正當上老師，她才看到家鄉教育的另一面。

辭職後，李陶來到新疆阿克蘇的一所中學教語文，那裡沙漠的佔比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土地和水源鹼性大，只能種植一些耐旱的作物，畜牧業則以駱駝養殖為主。班上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邊，從小跟著親戚長大。李陶班上的語文課代表名叫阿澤古力，非常懂事，學習認真。但就是每次放假後，總不按時返校，“每次週五放假，他週二才回來學校。我就覺得這個娃娃他怎麼這樣？”有一次，李陶把他叫到辦公室裡，有些生氣地說，“你再不按時返校上課，以後就都不要來上學了。”

阿澤古力聽完直接哭了，他說，“老師，我從回家把書包放下的那一刻起，家裡的家務和農活已經把我壓得腰都直不起來了。”李陶這才知道，他的爸爸常年在外，媽媽身體殘疾，兩個姐姐嫁了人，哥哥又成天不幹活，還總是問家裡要錢。“我家裡有二十畝地，從秋天一直到過年，玉米棒子只有我一個人來收。”阿澤古力的眼淚止不住，李陶心裡也跟著難受。

孩子們家庭條件不好，基礎也差。“高一之前，他們一節英語課也沒有上過，物理化學也是沒有。最基礎的字詞掌握的也不行，‘健康’的‘健’寫成‘建’字。”李陶帶兩個班，新疆時間11:45下晚自習，她常常回到家之後連夜寫教案，加班到一兩點，頭髮大把大把地脫落。

她壓力實在太大，再加上這所中學沒有編制，待遇也不高，李陶跳槽到了另一所學校。“我也得為了生活，離開後我常常想到課代表，心裡覺得愧疚。”走之前，她給阿澤古力聯絡了一位一對一幫扶老師。

現在，李陶還堅持著寫作的習慣，平時沒有時間，每到寒暑假，她就會把跟學生之間發生的故事記錄下來，希望有一天能像黃老師那樣，也讓大家看到她筆下的故事。

新學校的生活依舊忙碌，生源也沒有特別好，“我們上個星期摸底考試，語文平均分是24.35，滿分一百分。”學校對老師們的要求是，“爭取每個班能達到百分之十的本科率，百分之百的專科率。”

李陶時常給孩子們講自己的學生時代，講1801班，講煙臺湛藍色的大海，還帶領他們做班級文化節活動，“就像黃老師創辦的《石榴花》雜誌那樣，我也想讓孩子們有一些表達的空間。”她覺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在被一點一點填滿。

1801班離開了，黃修志留在原地，但石榴花的故事還在繼續。在黃修志的帶領下，石榴花社團從最初的班志記錄，發展出石榴花訪修營、學術調研課題、書評影評隨筆大賽、閱讀推廣服務基地等更多的可能。與此同時，黃修志的同事姜娜、楊帆也開始與同學們記錄起自己的“班史”。姜娜還發起了“石榴花田野調查”的專案，鼓勵學生們記錄身邊和附近，比如一家陶瓷廠的勞動，一個村子裡的白紅喜事，或者是一次鄉村集市上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