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莊沐楊
美國羅賓漢或私刑殺人犯
隨著名為路易吉·曼吉奧內的男子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家麥當勞餐廳被捕,此前頗為駭人的美國聯合健康保險CEO布萊恩·湯普森於紐約曼哈頓被槍殺一案也有了重大進展。曼吉奧內被警方指控非法持槍,並且是殺害湯普森的兇手。但在這位犯罪嫌疑人落網,並且其經歷和殺人動機被公佈之後,卻有相當數量的美國民眾開始聲援他,並引發大規模的輿論爭議。據信曼吉奧內對湯普森下手正是因為對於聯合健康保險對相當多客戶拒保感到極度不滿,並稱湯普森為“寄生蟲”。此言既出,無疑也在很大程度上將美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問題以及其背後的社會矛盾再度暴露出來。一時間,曼吉奧內的形象也在私刑殺人犯和美國羅賓漢之間搖擺。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美國紐約,監控影片顯示美國聯合健康保險公司執行長布萊恩·湯普森遭遇槍擊的嫌疑人。(影片截圖)
在落網之後,曼吉奧內的出身和經歷也得到了多家美國媒體的持續追蹤和公佈。據瞭解,現年26歲曼吉奧內家庭條件非常優渥,他曾就讀於巴爾的摩的一傢俬立高中,並且是畢業生代表,網上也可以找到他作為畢業生代表的演講致辭。大學時曼吉奧內在常春藤聯盟之一的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先後獲得計算機科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後擔任的則是軟體工程師。即便從他個人的履歷來看,曼吉奧內也屬於吃穿不愁的中產精英,不過他的家庭成員和家族產業則更是為如今他的私刑舉動增添了更多故事性。曼吉奧內家族在美國東部政商兩界都頗有涉獵,其祖父是巴爾的摩的房地產開發商,他們家裡也握有療養院等產業,而他的堂兄則是共和黨的馬里蘭州眾議員,並在特朗普的巴爾的摩競選團隊中任職。
在他留下的關於此次殺害湯普森的筆記中,曼吉奧內直言此舉是為了“在一年一度的寄生蟲數錢大會上幹掉執行長”。顯然,儘管曼吉奧內在動機描述中將自己的行為美化為“不傷及無辜”的,但眾多證據也指向了他所犯下的重罪,紐約警方也開始留意可能出現的模仿犯罪情況。只不過,在美國國內的輿論聲浪中,曼吉奧內的形象卻在不斷被“英雄化”。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將其視為現代羅賓漢一樣的存在,再加上他明明生於富貴家庭卻依然寧可失去生來擁有的吃穿不愁的生活,而出手“維護正義”,這讓他的所謂英雄形象也變得頗為飽滿。
如同美聯社所報道的,美國民間對於曼吉奧內的聲援甚至將其視作英雄,正在讓世人見證美國的“非常時刻”(unusual moment)的到來。在社交媒體上,有人已經根據曼吉奧內的名字“路易吉”,利用任天堂經典遊戲《馬里奧兄弟》裡的角色路易吉來製作“釋放路易吉”(Free Luigi)的迷因。許多聲援曼吉奧內的網民都讚許了他對惡貫滿盈的私人健康保險公司所採取的行動,即便是在那些不支援暴力行為的人們那裡,對於私人健康保險公司的憤怒也是難以抑制的,因為這類公司的商業模式就是拒保——一部分猜測認為,曼吉奧內或許就是在自家的療養院裡面看到了太多生重病的老人被聯合健康保險拒保而憤然決定出手“解決”這家公司的“寄生蟲”。顯然,曼吉奧內的英雄形象已經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黨派和左右派之爭,甚至有人開始比較他和特朗普誰更能代表美國。《新聞週刊》也注意到,曼吉奧內的影響力已經擴充套件到時尚界,大量擁躉開始搜尋他所穿著的鞋服同款,一時間這位殺人嫌犯不僅是美國英雄,還成了時尚網紅。
不過,曼吉奧內的行為也並非沒有反對聲音,賓夕法尼亞州長、民主黨內的政治明星約什·夏皮羅就譴責了曼吉奧內的罪行,以及那些支援私刑的聲音。考慮到夏皮羅之所以需要發聲也只是因為曼吉奧內恰好在賓州落網,作為州長的他此番表態或許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如今網際網路上甚至出現了針對舉報曼吉奧內使其落網的麥當勞餐廳的恐嚇,這或許也已然超出了對於所謂當代美國羅賓漢的追捧,而成為一種政治暴力的延伸。美聯社就援引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雷吉娜·貝特森的觀點,認為如今曼吉奧內的案件不太適合用私刑一詞來簡單概括,因為受害者與具體的犯罪或違法行為並無直接關聯。在她看來,這更像是某種“本土恐怖主義”的浮現。尤其是在選舉前後,針對選舉工作人員、檢察官和法官的威脅不斷增加,加上今年夏天對於特朗普的暗殺企圖,可能表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不掩飾對政治暴力的支援或理解,而這恰恰才是這個美國所處的非常時刻的不妙之處。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12日,美國紐約,紐約城中央希爾頓酒店外懸掛聯合健康保險CEO遇害案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奧內的海報。
另一個引發熱議的話題則是前文提及的美國醫療保險體制問題,這一議題在奧巴馬推行全民醫保的舉措前後都一直是美國兩黨政治攻防的重要陣地,其與一般民眾息息相關的屬性並未幫助問題的解決,反而是不斷抬高了政治性在這一議題中的重要程度。近來,來自斯坦福大學的衛生經濟學專家利蘭·艾納夫(Liran Einav)和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艾米·芬克爾斯坦(Amy Finkelstein)就共同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為您提供保障》(We’ve Got You Covered)的新書,並指出:美國的醫療體系從未經過深思熟慮的設計,而是隨著政治議題的興起而被拼湊而成。其結果是造成了一個龐大卻任意、且難以令人滿意的體系,導致3000萬美國人沒有正式的醫療保險。其他許多擁有保險的人也隨時面臨失去保障的風險——原因可能包括失業、生育、年齡增長、健康狀況改善、收入增加等等。
在《紐約書評》的一則評論中,艾納夫和芬克爾斯坦所提議的為所有美國人提供稅收資助的“基本”醫療保險也得到了認同。一個事實是,在當前這套混亂的保險體系中,共付額和免賠額會導致人們放棄必要的醫療護理,從而造成健康狀況惡化,甚至帶來生命危險。當年齡增長、疾病和健康議題都被政治捆綁多年之後,曼吉奧內這一槍是否會讓美國醫療保險改革得到更加明朗的走向,或許也值得觀察,但這一切在當下的輿論生態中,或許仍將會被狂熱的英雄崇拜所掩蓋。
氣候危機下的糧食生產出路日本北海道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在近期公佈了一項研究報告,指出隨著氣候變化,位於西伯利亞的俄羅斯聯邦薩哈(雅庫特)共和國的原住民們正在面臨著傳統野生食物來源分佈的重大變化,這將影響依賴這些食物的當地農村社群的飲食和收入。這項研究也再一次提醒世人氣候變化帶來的生態危機和糧食問題的嚴重性。在薩哈(雅庫特),從大自然中所獲取的本土植物、動物和菌菇類食物來源,對偏遠農村居民們的健康和生計至關重要,但傳統食物系統正受到氣候和土地使用變化的日益嚴重威脅。然而,人們對於這類傳統的野生糧食如何支援農村家庭,以及對未來環境變化如何影響其關係又知之甚少。

全球變暖影響下,西伯利亞林火肆虐。
對此,北海道大學北極研究中心副教授豪爾赫·加西亞·莫利諾斯(Jorge Garcia Molinos)所領導的國際團隊對薩哈(雅庫特)農村原住民定居點的傳統野生食物使用情況進行了調查,並評估了未來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對這些食物系統的潛在影響。調查覆蓋了當地18個農村定居點的400戶家庭,並收集了人口統計、飲食習慣和創收活動(如狩獵、捕魚和採集傳統野生食物物種)的資料。資料顯示,該地區對野生食物來源的依賴程度各不相同,在較發達和交通便利的中西部地區,居民的野生食物攝入量明顯較低,但在偏遠和孤立的北極北部地區,居民的野生食物攝入量相對較高。在北極地區,居民的飲食以野生魚類和哺乳動物為主,但南部和西部地區的農村家庭則更喜歡食用漿果和堅果等野生植物類食物。
該團隊隨後利用物種分佈的資料模型預測,到2050年薩哈(雅庫特)南部地區的物種數量將普遍減少,而北部地區的物種數量將略有增加,這些廣泛的區域變化意味著,未來各個定居點可獲得的食物種類和數量可能會發生變化。例如,某些物種(如駝鹿)的活動範圍將擴大到北極最北部地區,從而可能為該地區的定居點提供新的食物和經濟機會。另一方面,預計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某些物種(如黑醋栗、野洋蔥和越橘)的棲息地適宜性將急劇下降,這些地區的一些定居點可能無法獲得這些物種,尤其是當碳排放導致氣候出現極端情況。
而在今年九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也就氣候變化如何給全球糧食供應和公共衛生帶來壓力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成果指出,氣候變化已經對農業實踐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包括增加水資源的使用和短缺、一氧化二氮和甲烷排放、土壤退化、氮和磷汙染、害蟲壓力、農藥汙染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等等。此外,氣候與農業之間的反饋迴路可能會大幅增加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如果當前的農業生產模式不發生變化,這種農業與氣候之間的關係可能使《巴黎協定》所規定的全球變暖限制在1.5至2攝氏度的目標無法實現。而現有的可持續農業生產方式和技術如果得到廣泛實施,可以大大減少農業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各國政府必須努力消除社會經濟障礙,讓農民和糧食生產者能夠獲得氣候適應型解決方案。
無疑,氣候危機愈發嚴重,也將在各種意義上導致糧食產量的減少,導致供應量下降和價格上漲。由於無法持續擴大農業用地,一些觀點則指出,解決辦法是改變我們的作物。關注糧食問題的媒體SeedWorld就在一則報道中援引《科學前沿》的相關主張,指出我們的農業系統長期以來一直依賴化肥和單一栽培來滿足全球糧食需求,但這種方法是“不可持續的”。化肥的使用在生產和施用過程中都會損害環境。與此同時,氣候變化進一步降低了基本作物的產量,加劇了糧食生產的挑戰。隨著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即使乾旱不會殺死植物,高溫也會降低產量。為了克服這一問題,農民會灌溉農作物——但灌溉水通常含鹽量很高,這會增加土壤的鹽度,從而降低其中生長的大多數作物的產量。而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洪水使植物浸泡在水中,造成缺氧條件,阻止植物透過根部吸收氧氣。這也會降低大多數植物的產量。
來自西澳大利亞大學的謝爾蓋·沙巴拉(Sergey Shabala)和來自哥本哈根大學的邁克爾·帕爾姆格倫(Michael Palmgren)兩位科學家也提出瞭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案,而這些策略的成功都離不開基因編輯和其他精準育種技術。沙巴拉認為,可持續糧食生產的問題涉及科學、社會和政治方面,除了技術上的革新之外,也需要提升公眾的認知度,使人們能夠更廣泛地接受新技術,並願意接受一些“文化上的轉變”。他舉的一個例子是大米:它雖然是很大一部分人口的主要主食,但世界上有許多地方可能已經不再適合生產大米,因此,這些習慣以大米為主食的人們可能將面臨主食上的轉變,尤其是轉向其他“更具彈性”(resilient)的作物。未來我們或許需要讓糧食作物也作出改變,以使他們更容易適應我們所處的這個急速變化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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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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