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整理｜劉嘉薈、陳看
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正在呈現展覽“安妮卡·易：另一種進化”，營造了一個跨越生物學、技術、哲學與藝術等不同領域的多感官世界，藝術家安妮卡·易的創作實踐為我們重新思考人類進化、創造力和共存形式的本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平行系列對話“共棲與綿延”由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聯合發起，旨在發現不同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哲學領域的思考者與當代藝術創作者之間的合作與共振，就“利他機制”、“自我意識”等話題從不同角度切入交流，並探索如何在真實且連續的時間體驗中形成歷時性的互文機制。該系列的三場對話將邀請生物學、醫學人類學以及科幻寫作等領域的學者，與具有跨媒介創作經驗的藝術家們展開對談。
在“共棲與綿延”系列的首場對話中，演化生物學家張國捷教授與藝術家劉帥以科學研究與藝術實踐的雙重視角，從螞蟻社會所揭示的生命網路開始，探討多物種共生的深層關係。張國捷基於其在生物多樣性基因組學與生態演化領域的研究，介紹螞蟻如何透過複雜的社會結構、協作模式和基因適應，實現物種的演化與環境的共塑，並由此探查生命系統的動態平衡所帶來的啟示。劉帥則透過其藝術實踐，展現螞蟻作為個體與群體、自然與人造世界之間的媒介角色，以其藝術語言關照這一微小卻至關重要的生物，以及它們所承載的生態與倫理意義。對話中，對生命、共生與感知邊界的探討將延伸至隱於生命網路之中的哲學議題。本次對話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陸俏穎老師擔任嘉賓主持。下文分為講座紀要和圓桌討論兩個部分。
講座紀要
從“門衛”到“糧倉”
張國捷以生動的圖片展示開啟報告，帶領觀眾走進螞蟻的微觀世界。不同種類的螞蟻因其形態和功能的特化令人驚歎：平頭蟻頭部圓潤如盾牌，專職堵住巢穴洞口抵禦外敵；蜜罐蟻腹部膨大如儲糧罐，懸掛在巢穴中為群體儲存食物；工蟻與蟻后的分工更是鮮明——工蟻負責覓食、築巢與防衛，蟻后則專司繁殖，壽命可達30年，遠超普通昆蟲。
張國捷指出，螞蟻的發育軌跡由基因與營養共同決定。實驗證明，透過調控營養物質或基因表達，工蟻可逆轉為類似蟻后的個體，反之亦然。這種“命運的可塑性”揭示了螞蟻社會分工的生物學基礎：同一巢穴的受精卵因發育路徑不同，形成功能迥異的個體，共同維繫群體存續。
巢穴中的“超個體”
螞蟻群體的高效運作常被比作“超個體”。張國捷以切葉蟻巢穴為例，描述其地下“宮殿”的複雜結構：巢道縱橫數公里，功能分割槽明確，甚至設有專門處理垃圾和屍體的區域，以減少病原體傳播。這種精密的“社會免疫系統”確保群體在密集環境中維持健康。
去中心化的協作機制是螞蟻群體的核心優勢。面對洪水等危機，工蟻自發分工——有的搬運卵與幼蟲，有的組成“救生筏”保護蟻后，無需中央指令即可高效應對。張國捷將螞蟻群體類比人類細胞分工：工蟻如同體細胞，雖不傳遞基因卻支撐群體功能；蟻后與雄蟻則如生殖細胞，專責基因延續。這種分工使整個巢穴成為“生命單元”，個體代謝更替不影響整體存續。
親緣選擇與互惠博弈
工蟻的“無私”行為挑戰了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為何個體會犧牲繁殖機會服務群體？張國捷引入漢密爾頓（William Donald Hamilton，1936-2000）的親屬選擇理論：若利他行為能提升親屬的生存機率（親緣係數r ×受益b >成本c），基因仍可透過間接傳遞被保留。例如，工蟻照顧兄弟姐妹（r=0.75）的基因收益遠超獨自繁殖。
此外，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1943-）提出的互惠利他主義解釋了非親緣個體間的協作。透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重複互動中合作策略逐漸佔優，螞蟻與真菌的共生關係正是典型案例：切葉蟻培育真菌為食，真菌依賴螞蟻擴散孢子，雙方形成穩定互惠鏈。這種邏輯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如慈善行為與經濟合作。
共生關係：一種自然界的合作典範
張國捷以切葉蟻-真菌共生系統為例，闡釋跨物種協作的演化智慧。螞蟻為真菌提供培養環境，真菌反哺營養，二者形成專一性依賴——離開螞蟻的真菌無法存活，正如人類腸道菌群與宿主的共生關係。這種“一榮俱榮”的模式揭示自然界中合作與競爭的動態平衡。他進一步指出，共生關係不僅是生存策略，更是演化的“創新引擎”。例如，螞蟻與真菌協同進化數百萬年，發展出複雜農業行為；人類與腸道菌群的互惠則塑造了免疫與代謝系統功能。這些案例表明，生命網路中的協作遠比孤立競爭更具適應性。
螞蟻社會的啟示
張國捷的報告不僅展現螞蟻社會的生物學奇觀，更提煉出具有普適性的規律：分工提升效率、利他維繫群體、共生驅動創新。這些規律跨越物種界限，為理解人類社會提供鏡鑑——從組織管理到生態治理，螞蟻的生存智慧或許正是人類應對複雜挑戰的靈感源泉。或許，生命網路中的每個節點，都在協作與競爭中書寫演化的史詩。
地球的兩端是蟻穴
藝術家劉帥以“地球的兩端是蟻穴”為題，向觀眾分享了他的創作《紅火蟻鄉愁》中具有主人翁視角的螞蟻。假借紅火蟻的鄉愁，劉帥在其作品中實現由第三人稱向第一人稱的視角轉換。紅火蟻作為世界百大外來入侵物種之一，自2000年左右入侵中國珠三角地區後，就成為我國生態治理的難題之一。劉帥在廣東從化樂明村為期三個月的駐地創作中，親眼看見紅火蟻入侵的現狀。無論是村民耕作的番薯地田壟，還是廢棄礦泉水瓶，都被紅火蟻改造成適合它們生存的巢穴。由此劉帥產生“紅火蟻地心返鄉記”的稚拙想象，為樂明村的紅火蟻尋找一條回家之路：也許是一路向下穿透地心，最終抵達阿根廷。劉帥透過網路與阿根廷當地社群建立聯絡，當地的一首西班牙語民歌彷彿是對紅火蟻真實的寫照：“我既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這句歌詞與樂明村當地的山歌遙相呼應：譚路娘阿姨手抄山歌本中有一句“問你乜人不知年，幾多河海變成路”。這兩句歌詞將身處異鄉的紅火蟻與人類離散命運聯絡在一起。劉帥透過一段45分鐘的雙屏錄影來記敘這一場鄉愁的消散。利用紅火蟻嗜甜的天性，以樂明村的竹子為筆，以阿根廷的白糖為墨，劉帥在樂明村的土地上書寫下這兩句歌詞。伴隨著填充歌詞筆畫的白糖被紅火蟻一點點搬走，這份鄉愁在影片中逐漸顯隱。
從天上來，從地下來
伴隨著《紅火蟻鄉愁》系列繼續發展，劉帥將“紅火蟻鄉愁”擴散向更廣闊的時空縱深——“從天上來，從地下來”。由於紅火蟻巢穴過於脆弱易碎難以完整採集，劉帥將蟻巢殘骸結合陶土燒製，並以天然生漆浸泡，製成堅固的蟻巢陶器。當來自樂明村的蟻巢陶器與來自阿根廷北部“天國的原野”（Campo del Cielo）的隕石在同一展覽空間呈現時，它們跨越地球的直徑相匯一處。
劉帥希望藉此喚起人們對“入侵”這一概念的重新審視，給紅火蟻杜撰鄉愁的故事，並不是為他們正名或洗白，而是為了讓我們有一個區別於以往的視角去看待這些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錯綜複雜與相斥悖論。
螞蟻戰爭進行時
劉帥強調，成長在和平環境中的我們在童年時對戰爭最早的想象，有部分來自路邊蟻群之間的戰鬥場景。近年來，劉帥透過一定的生物技術，邀請能夠分泌絲線的雙齒多刺蟻參與創作，共同演繹對於戰爭的思考。當雙齒多刺蟻叼著幼蟲分泌絲線，修補一塊來自烏克蘭哈爾科夫防彈盾牌上的彈孔時，也許能跨越時空為遠方帶去一份替代性的關懷。
圓桌討論
生物的個體、群體與超個體
對話之初，陸俏穎提出生物個體的邊界問題，以螞蟻為例探討個體與群體的關係。
張國捷從生物學視角指出，個體需具備獨立繁殖能力，而工蟻因失去繁殖功能，其大腦結構（如視覺系統萎縮、蘑菇體發達）特化為勞動分工。蟻后保留繁殖能力但行動受限，工蟻透過維護群體間接傳遞基因，形成超個體概念。劉帥則以自己與紅火蟻打交道的經歷為例，描述其群體力量遠超個體之和，體現出集體“智慧”。
利他與共生
張國捷闡述了紅火蟻應對洪水的利他行為：個體組成“蟻筏”保護群體，部分犧牲確保整體存活。劉帥提及螞蟻與蚜蟲的共生關係：螞蟻保護蚜蟲獲取蜜露，但此關係有時對農業有害。張國捷補充螞蟻透過分泌碳氫化合物識別親緣關係（綠鬍子理論），並舉例蝴蝶幼蟲寄生現象：幼蟲模擬螞蟻化學訊號騙取照料。
陸俏穎針對視角切換提出了新的問題——螞蟻視角與人類視角如何差異化理解生命網路？劉帥以藝術化想象描述螞蟻的群體激昂感，蟻類巢穴帶給生命的安全感，以及人類視野的侷限性。張國捷從演化角度分析螞蟻與人類應對生存挑戰的異同，如切葉蟻利用共生菌控制真菌，其策略歷經億年最佳化，而人類抗生素使用不足百年已引發耐藥性問題。
意識、他者與自我
陸俏穎提出螞蟻是否具備意識這一問題。張國捷從生物學角度拆解意識為可觀測行為，如螞蟻互助（截肢救助）和共情（救援陷入危險的同伴），認為社會性行為可能反映意識萌芽。劉帥在藝術創作中賦予螞蟻擬人化情感，但強調科學上需嚴謹判斷意識存在與否；人類對生物“意識”的認知與討論，會影響人類對待其他生命的態度和自身行為（如食素與食肉倫理）。陸俏穎追問藝術如何激發情感共鳴，劉帥主張迴歸樸素材質與生活聯想。張國捷以實驗室觀察為例，強調科學需結合宏觀生態與微觀分子研究，避免單一視角侷限。
陸俏穎最後比較科學觀察與藝術共情的差異，提及珍妮·古道爾的靈長類研究兼具客觀與共情。張國捷肯定古道爾超越性別角色的自然哲學視角，強調生命系統的整體性研究價值。討論最終指向科學與藝術互補：科學提煉普遍規律，藝術喚醒個體經驗，共同拓展對生命網路的理解。
對於入侵物種的觀察與想象
對於入侵物種的辯證思考中，劉帥表示他對入侵物種帶有一種批判性的喜愛。劉帥對於入侵物種的興趣來源於他童年對於異鄉的想象以及觀察螞蟻的經歷，螞蟻與人類活動的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性。劉帥強調，《紅火蟻鄉愁》並非為入侵物種正名，而是照見人類自身的身份困境。陸俏穎教授指出，對於身份認同的議題，人類一方面思考社會身份，治理入侵物種帶來的生態破壞；另一方面，人類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入侵物種，而紅火蟻則是一種介於常年生活在固定生態位的生物和人類之間，在環境、空間、時間上移動能力更強的物種。張國捷教授則從入侵物種與當下區域性地區生態的關係切入，他指出生物生態研究的目的並非消滅入侵物種，而是思考如何解決入侵物種與人類活動造成的破壞。在生物演化歷史上，任何物種都會面臨生存需求，即環境變化時必然需要做出改變。
藝術與科學的合作可能性
圓桌討論的最後環節，對話迴歸到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合作。劉帥分享了他之前與科學家合作的經驗；張國捷教授介紹了歷史上的藝術與科學合作：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埃裡克·坎德爾（Eric Richard Kandel，1929-）《追尋記憶之旅》一書中探討1900年代維也納對於藝術和科學的結合。陸俏穎提出同時期科學哲學的誕生，為藝術與科學的合作引入了哲學視角。藝術與科學的合作建立於一種互相尊重、理解的態度與長期交流。
本次講座以螞蟻與人類雙重視角重新審視螞蟻的生命網路圖景，張國捷作為客觀理性的觀察者身份參與，以經驗證據聯結理論與現象；劉帥以感性的體驗者身份共情，透過創作、敘事和與螞蟻的輕聲互動；陸俏穎以哲學的視野，聯結科學與藝術之間情感與意識的流動。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責編：朱凡。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