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怡BeHappy

2024年，是演員林保怡廣獲認可的一年，他憑藉《白日之下》獲得金雞獎、金像獎、金馬獎三大電影獎提名，而這一年，也是他的代表作、劇集《金枝欲孽》播出20年。

他做演員的34年中，走過影視業的波峰波谷，站上過聲名的巔峰，也為打磨演技蟄伏過。生活的起伏被他悉數吸納進角色裡，自我革新般創造著一個個複雜新鮮的人物，始終回應著當下的時代情緒。為了他從未停下的腳步，為了他在創作上蓬勃的生命力，《人物》評選他為2024年年度男演員。

文｜呂蓓卡

編輯｜槐楊

攝影｜邵迪

妝發｜小涵

造型｜GCK

製片｜#1105

美術｜勺子

人應該是自由的

林保怡有自己的想法。出現在攝影棚之前，我收到一條微信，來自他的經紀人。經紀人說，今天的訪問「保哥」希望打破常規，聊點大家不知道的。

談話先從他小時候撿鞭炮，崩到手的故事開始。他說，那時候家裡沒什麼錢買玩具，出門看到路邊有個炮仗頭，興沖沖去撿了起來。在化妝間，林保怡5根手指撮在一起，湊到眼前，腿上作出跑的動作。炮仗突然炸了，「我還記得，哇，好痛」。

這只是個引子。「跳到音樂吧。」林保怡說。還是從家裡沒什麼錢開始。當時有個表哥住在他家，天天聽鄧麗君的歌，他開始知道有「歌」這種東西，表哥放什麼，他就聽什麼。就這樣，音樂在他的世界裡再也沒有離開過。開始存錢，每個月就存一點點，「賺得不多嘛」。存了好久買了一套Hi-Fi，包括一個黑膠的唱盤、揚聲器，接著買了人生第一張唱片，是heavy metal，重金屬，「想象不到吧」，他得意地說。那會兒他也喜歡穿皮衣和牛仔褲，一個搖滾青年的形象。

這和人們印象裡的林保怡大相徑庭。

做演員已經34年，林保怡經歷過TVB最繁榮的時候，20年前的電視劇《金枝欲孽》，奠定了後來幾乎所有宮鬥劇的正規化，也見證了中國香港影視工業的起伏與回春。他的職業生涯穿越了時代的週期，去年，他憑藉電影《白日之下》，獲得金像獎、金馬獎、金雞獎三大電影獎提名。在電影節現場的影像裡，他沉穩篤定，頗有一番老戲骨的氣質。

但面前的林保怡說起話來手舞足蹈。前一天收到訪問提綱，他掃了一眼皺起眉頭：「哪有那麼多好聊的，你不如問問我，在內地拍戲，哪個大明星經常遲到？」

當然，他到最後也沒說是誰。

他承認自己愛動，從小就這樣，「坐不住」。雜誌封面拍攝開始，他也沒閒著，一邊拍一邊在現場走來走去，跟工作人員聊天。他得意揚揚地講到當年《號外》雜誌那張經典的封面，被貼在了香港M+博物館裡，是被選中的唯一男性。那張照片裡，他穿著背心，水流從上面澆下來，他的眼睛笑成一條彎彎的縫。說到這兒，現場所有人都圍了過來，聽他講，當時拍了8個小時，拿盆水「一直潑一直潑」，最後才有了這張照片。他還說，最怕碰上各種典禮，一坐幾個小時，要靠「腦袋裡的天使戰勝魔鬼」，才能把自己按在那裡。

林保怡的人生也像這樣，跳來跳去。在做演員之前，他組過樂隊，12歲就開始彈低音吉他，15歲為了賺錢做過鼓手。成年後，林保怡有豐富的職業經歷，在唱片公司做過office boy，在五金工廠做過工人，在唱片店做過銷售員，也做過消防員、警察、歌手。

每一段職業的跨越，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消防員和警察，是他覺得自己是個正義感很重的人，「想當所以就去了」。考上了警校，做了4年警察，發現還是喜歡音樂，又辭職回到了唱片公司。

相比於主義和意義，林保怡是靠具體的生活經驗活著的人。談到當年的各個職業選擇，林保怡說，「人應該是自由的，人生應該是用自己的能力在每一個你喜歡的（領域）投入進去，不喜歡就走，立馬要走，不要浪費時間」。

在唱片公司也是這樣。因為給一位歌手做唱片統籌，林保怡的唱功被賞識，1989年成為歌手，出了第一張專輯Natural。其中《一剎的浪漫》上來就是一段密集的鼓聲，充滿搖滾元素，與當時的流行歌曲非常不同。這張專輯讓林保怡在當年的「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上，獲得最受歡迎新人獎提名。

1989年的歌壇，正是群星閃耀的年代，最受歡迎男歌手的競爭名單裡，有張國榮、張學友、陳百強、Beyond，最受歡迎女歌手最終頒給了梅豔芳。而新人獎的提名裡，還有未改名為王菲的王靖雯。剛剛出道的林保怡，在激烈的競爭中嶄露了一些頭角。但發行第二張專輯時，公司為了增加銷量，希望他能唱一些更具流行性的歌曲，「商業元素很好的歌」。林保怡拒絕了，「老闆說你不要出了，（我說）ok了，算了」。

他的歌手生涯只持續了一年，就立刻轉身，投入了下一個領域，演員。

Be Happy

林保怡講話直白，接地氣。我問，為什麼演員就能做30年？這麼長情？他說，「錢多嘛，拍好一部戲就有錢收，都是要生活」。他喜歡講那些質樸的人生法則。買了黑膠唱片後，第二個目標是買車，拍戲賺了一點錢，終於買了一輛二手的，「這種開心、喜悅，真是很難忘」。

林保怡喜歡開玩笑，用笑話消解嚴肅的話題。前一天晚上吃飯時，聊到衰老和運動，他說最有效的方式是深蹲，說著挪開椅子，現場演示起來。「可以洗澡的時候做。」他雙腿微屈，一隻手再伸過頭頂模仿花灑水澆下來的樣子，在我們面前深蹲了幾下。他建議我晚上回去做60個，明天一定走不動路。「哇，明天在棚裡，每個人都這樣」，他扶著椅子，自己哈哈大笑起來。

2024年是《金枝欲孽》上映的第20年，我試圖和林保怡聊聊這部劇20年裡反覆被提起的原因，但林保怡說，「可能把那個東西放在平臺播的人就是我的粉絲」。前幾年他去湖南衛視，有工作人員跟他說起，是看他戲長大的，「冬天蓋著被子在裡面拿手機看」。他記得的就是這個。

他更願意記住和回憶的，是這些輕快的細節。相比於《金枝欲孽》裡的人物命運，林保怡更願意聊的是「剃頭」。那是他第一次拍古裝劇，要剃光頭，「啊，我說不行，能不能先剃一半」。但戴了一星期頭套，他還是受不了，「我說OK了，不要頭髮了，全剃光，來」。他描述拍這部戲的困難，是記臺詞，「都是藥的名字，挺難記的，一大段一大段，所以我覺得我厲害的」。至於這20年間《金枝欲孽》一直被觀看，被提起，他感慨的是，「為什麼之後的宮鬥劇不找我？好啊，我們是經典，我們是頭一部，為什麼之後都沒有人找我？」說完，自己又哈哈大笑起來。

林保怡總是這樣，說著說著就自己先樂了。不談太沉重的，他希望大家都開心。他的座右銘就是Be Happy。這是他在TVB的20年領悟到最多的，一定要笑。

林保怡剛成為演員的20世紀90年代，正是TVB最繁榮的時期，像光影世界流水線一般創造著無數的夢境和童話。其時香港社會正值轉型期，人們內在有著期待也有著焦慮，而影視業的功能之一就是娛樂，讓人們暫時擺脫現實的憂慮。TVB當年熱衷拍喜劇，拍小人物的樂觀與適當的調侃，也經常看到這樣的臺詞：「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開心啦。」這幾乎影響了那一代香港演員的氣質，出現在鏡頭面前時，他們總要展示出最好的精神狀態，對著鏡頭嘻嘻哈哈，給觀眾帶來快樂。

因此，Be Happy不只是一種生活態度，在林保怡身上，更是一種職業精神。他曾經想過用Don't Worry，不要擔憂，後來覺得不對，有的事人們就是會worry，但還是得做。不能想太多，所以沒有Don't Worry，只有Be Happy。

當時的TVB被稱為香港演藝界的「少林寺」，每年生產20部電視劇，錄影廠24小時都在開工。最忙的時候4至6個廠同時拍攝著不同的電視劇。龐大的製作量要求TVB每一部電視劇都在高效和低成本的拍攝下完成，40集電視劇在3個月內就能拍完。演員們為了拍戲不眠不休，住在劇組是常態。

20世紀90年代和林保怡合作《壹號皇庭3》的導演鍾澍佳對當時的氛圍印象深刻。他告訴《人物》，在拍《壹號皇庭3》時，每天到了現場，編劇還沒有寫出當天的劇本。大家先做其他事，等劇本一來，以最快的時間在現場背臺詞，開拍。「很多時候連整集劇本都沒有的，前面是什麼，後面是什麼，只能大概地去推論、猜想。」大家沒有時間去想太多「意義」的問題。

他還記得，當時陳慧珊看不太懂中文，現場的演員同事、導演同事們都去幫她翻譯，「那個時候不流行什麼助理」，旁邊不會「有7個人圍著他，兩個化妝又經紀人又助理又宣傳的」。劇本翻譯完，她自己去背拼音，記住每句話的意思就開始拍了，「很難很難的」。

這要求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化妝師沒那麼多，演員們要學會自己化妝，自己弄頭髮。「TVB的演員基本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行駛的汽車上化妝的，」鍾澍佳說，「自己做頭髮，Tony老師的水平。」衣服也要演員自己去服裝廠拿。出外景「不可能讓小副導演一個人拿十幾件、二十幾件衣服」。

穩定的情緒也成了職業精神的一部分。林保怡說，他以前的長相給人的感覺總是「酷酷的」，有時候有人會覺得他「兇」，所以他更要笑。每天都要見很多人，從餐廳到片場，「你板著臉試一下明天會有什麼效果」。

這也解釋了拍攝現場林保怡的活躍和多動。他總是希望每一個人都開心地做每一件事，「我們剛才拍攝不開心嗎？」林保怡說。

視帝和普通人

林保怡經常被偶遇，在市場買菜，穿著人字拖遛彎、遛狗。他喜歡自己做飯，最拿手的是冬菇燉海參，有時候會放鮑魚，或者加一隻雞。每到一個城市，他也會叫當年的老朋友出來吃飯，時隔這麼多年，他還是會和當年做警察時的朋友們見面。

生活中的林保怡不像個明星，更像個普通人。他的通訊地址一直是公開的：香港新界馬鞍山郵政信箱393號。他喜歡粉絲給他寫信，他也會手寫回信，再放入一張自己的簽名照寄回去。當然，他不建議粉絲寫太長，「你把你的時間留給自己，放在我身上的時間一點點就好了」。

這是入行之初他就明白的，演員就是一份工作、一個職業。在TVB，他每個月領工資，「生活之餘，發現這個角色也是可以發揮的，這個劇本是你自己選的，所以你要做好一點」。

TVB曾經有專門的藝員訓練班，這裡誕生過周潤發、周星馳、古天樂等家喻戶曉的影星，但林保怡從來沒參加過，拍第一部劇《男盜女猜》，用他的話說，一張白紙就上去演了，面對鏡頭，他想著講完對白就算完，一個導演罵他：「你要趕去哪裡啊？趕收工啊？講完對白就算啊？」

他只能自己琢磨演技。林保怡曾創下一個紀錄，拍劇連續28天沒回家，只在車上睡覺。早上6點半拍外景，下午3到4點返回錄影廠，拍到凌晨兩三點甚至4點。在錄影廠，燈光可以塑造一天中的任何時間。這樣下來，林保怡只剩兩個半小時整理自己，吃東西，再開車到第二天的拍攝地。

後來他養成習慣，每次收工，不管多晚，都要看一看第二天要拍的東西才睡得著。他一直保持著這個習慣，他強調，「這不是認真，只是習慣」。

直到1994年和鍾澍佳合作《壹號皇庭3》，林保怡曾在一檔電臺節目裡說，這時他才開始懂得學一下別的演員，給角色加一些漂亮的細節。拍《金枝欲孽》時，臺詞很長很難記，一場戲NG40次是常有的，林保怡用錄音機把臺詞錄進去，一遍一遍聽，加深印象。

他刻苦、勤奮，這也幾乎是一代TVB打工人的職業素養。在拍《金枝欲孽》時，大家都很搏命，佘詩曼也被監製授予了「不眠不休獎」。在崇尚個人奮鬥的香港社會，這種搏命和努力一度是重要的香港精神之一。鍾澍佳記得，當時的工作環境裡，大家都很愛上班，收工了也不願意回家。TVB的風氣多少直接影響了職場劇的盛行，因為編劇本身就在過這樣的生活，所以很容易寫出那種臺詞。戲裡戲外形成了一種微妙的互文。

在TVB，簽約演員有一條明確的晉升路徑，特約到閒角、綠葉、配角、主角，這中間需要努力，也需要運氣。林保怡是幸運的，他出演的配角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做演員的第7年，就在《鑑證實錄》和《妙手仁心》裡開始擔任第一男主。這兩部劇在TVB當年上映的20多部劇裡，收視率雙雙排進前五，成為一代刑偵劇和醫療劇的經典。

但走向視帝的位置，林保怡又差了點運氣。在《背後的故事》訪談中，他曾袒露過中間的心酸：「這麼多年，看到跟你同一屆出來的很多人，像王菲、蘇永康，很多人都比你強，比你高，但你自己還是站在後面。很長時間的心情是，內心很不好受，很酸。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努力去演每一部戲。」

直到2004年的《金枝欲孽》。開拍前，這部電視劇並不被看好，在盛產喜劇和大團圓故事的TVB，《金枝欲孽》赤裸裸指出了人生的無望。林保怡曾在一個電臺節目中說，當時的環境大家都繃得很緊，這時候拍一個鬥爭的宮廷劇，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看。

圖源劇集《金枝欲孽》

但恰恰是這部挑戰觀眾觀影習慣、表現人生複雜況味的《金枝欲孽》，讓林保怡在做演員的第14年，終於拿到了TVB的視帝。他曾講起獲獎瞬間的感受，還沒念到名字的時候，他覺得不會是自己，告訴自己，下一年吧。和他一起競爭的，是出演了《棟篤神探》的黃子華，這一年，《棟篤神探》的收視率全年第一。

因為要給鏡頭笑容，林保怡一直在心裡默唸，「我不緊張，我不緊張」。當讀出來的名字是林保怡時，TVB2004年臺慶影片裡，他的笑容立刻收住，強忍眼淚。接過獎盃後，他說：「拿這個獎絕對是要付出很多，不像現在站在這裡這麼容易。」

鍾澍佳非常能理解這種心情，那些年，每一個同事、朋友拿到獎，他都會覺得很感慨，「從『少林寺』出來，終於有一個肯定，對每一個藝人和幕後的同事來講，都是值得感慨而且驕傲的一件事」。

拿獎之後，林保怡很快明白，獎也只是一個獎。兩個月之後大家就忘了，「不要兩個月，一個月就忘了」。很多東西是浮雲，是假的，「你不要當真」。

坊間對他總是被提名但很少拿獎有一些不平，但林保怡覺得，看淡一點。相比於得什麼獎，這麼多年他不停地拍戲，要求的其實是一種主動權，可以自由地選劇本，不被勉強哪個戲一定要拍，不用為了收視率或者評分去演一個角色。

圖源劇集《鑑證實錄》

海綿

鍾澍佳認識林保怡30多年，在他眼裡，林保怡這麼多年一直沒變過。在香港，他們曾住在同一個區，總會在菜市場遇到。

2021年，鍾澍佳構思了一個刑偵故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林保怡。故事裡有兩個警察做主角，一位經驗豐富的，已經做到警司，這種級別的警察很少會再到現場查案，但他還在一線跑，因此結識了另一位信念一致的警察。

這個警司的形象和鍾澍佳印象裡的林保怡一樣，認真、執著，對業務有自己的原則，總是盡全力。鍾澍佳說，哪怕已經有一定的「榮譽和江湖地位」，林保怡對錶演依然有很強烈的渴望，不停尋找更多的空間。在拍攝現場，林保怡有自己進入角色的方式，每一段劇情，他會用不同的音樂提醒自己，去找到那場戲的狀態，「他會讓自己真的變得很不開心」，鍾澍佳說，這種方式在電影裡更容易實現，電視劇要拍的鏡頭多，要維持這樣的情感密度是很高難度的，可林保怡還是會這樣做。

在一次香港導演的聚會上，鍾澍佳見到林保怡，跟他講了這個故事，林保怡當時就答應了。這個故事，就是林保怡剛拍完的《刑偵12》。定下演員後，劇本又寫了3年。再打磨本子，鍾澍佳的腦子裡有了具體的形象，很多細節，他是按照林保怡本人設計的。

2024年，《刑偵12》開機，時隔20多年重新合作，鍾澍佳在林保怡身上看到了很多變化。林保怡比當年《壹號皇庭3》時期更沉穩，更能壓住場子。「他會想盡辦法讓自己變成那個人物。」在現場表演時，「你都覺得這不是林保怡，就是那個人物」。

這種變化來自過去10多年的時間裡，林保怡像海綿一樣把自己投進了一個有更多挑戰的環境。

2012年，林保怡決定離開TVB，到內地發展。在TVB的後期，他已經開始嘗試新的演法，更加細膩地表演出不同角色。他曾形容，TVB像一個不受風吹雨打的玻璃罩，不用擔心沒戲演，每個月有固定工資，回到公司有停車位，演得好或壞，都不會把責任賴在演員身上。公司可以解決很多事情，讓大家安心在裡面工作。但太過安逸，也限制了很多可能性。「當時這個玻璃罩已經到頂了」，林保怡說。

在他之前，已經有很多香港演員和導演北上。鍾澍佳2002年第一次到北京拍戲，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大，香港是35毫米鏡頭下的生活，很難拍到全景，但到了北京之後，生活是12毫米廣角鏡頭下的，「東門走到南門都不知道要走多遠」。2005年，他選擇搬到北京發展。在TVB的時候，他拍職場劇和喜劇；在內地，他拍了自己第一個古裝劇《蘭陵王》，接觸到更多劇種、更多的技術，也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演員們合作。

林保怡則用「試練功夫」描述他離開TVB的心情，「我要跳出去看看自己能爬得到多高，能去得多遠」。很多演員離開TVB時會先找到新的公司簽約，但香港媒體形容林保怡的離開「兩袖清風」。他說，「我並未轉投任何新公司，真的是揹著揹包，帶上吉他，拎個麵包便走出去」。

自由有它的代價和誘惑。每一個到內地發展的香港影視從業者，都要經歷適應的過程，尤其是天氣、語言和文化差異。鍾澍佳告訴《人物》，那個時候他的普通話爛到坐計程車去什麼地方都講不出來，要先打電話給朋友，讓他跟司機說地址。做導演，聽不懂臺詞有沒有說錯，需要執行導演在旁邊提醒。

林保怡印象最深的是冷。北方的冬天很冷很乾，他的皮膚很難適應，手指會破皮。他分辨著好幾個地方不一樣的冷，青島的冬天「九級風」，穿再厚也沒有用，黃沙都會吹進盒飯裡；哈爾濱的江邊，「真的冷死我」；但最冷還是新疆，「冷到腳底都痛」。

但那時的北京讓他覺得「熱血」。到處是茶餐廳，「一進去你就聽到很多廣東話，那些導演啊，演員們都在」，他回憶那些熱鬧的場面。

至於文化差異，林保怡開玩笑地說，離開TVB之後，也想看看內地的演員、大腕兒是怎麼樣的，「我能不能協調自己配合他們去演一些電視劇，能不能受一些大腕的氣」。來了之後發現，真的會有演員只給你6小時讓你拍，拍完他就走了。也有很多人遲到，「（我想他）是不是很紅啊，應該是很紅吧」。

在自由面前，更考驗一個人的意志和選擇。剛到內地那些年，很多劇本送到林保怡的面前，但他選擇的不多。他比過去更加謹慎地接戲，更獨立地挑選劇本和導演，每年的產出只有一到兩部作品。

當時熱錢湧入內地的影視市場，當紅藝人北上，也總被看作是為了「錢途」。想在其中分一杯羹並不是難事，但林保怡沒這麼做。其間他跟來自韓國、日本的演員合作拍戲，體驗不同地方的影視工業。也停下來了一段時間，完成一些作為演員也作為人的探索和思考。

想明白的，是要「真」。對人、對朋友要「真」，演戲也要「真」，要「真正投入進去這個角色」。那幾年讓林保怡意識到，過去演戲真是「演」，對觀眾來講可能沒有分別，「但對我來講，過不了我自己」。後來媒體訪問，他會問記者：「你要訪問那個角色還是訪問我？」

「真實，不騙自己，也不欺騙觀眾」，林保怡最早實踐這種表演方式是在《瑪嘉烈與大衛·綠豆》和《嘆息橋》中。當時香港網路電視臺ViuTV進行「電視工業革命」，喊出口號「堅信真實生活比戲劇打動人」。林保怡覺得，這是個機會。

圖源劇集《嘆息橋》

合作的兩位新導演沒拍過影視，只拍過廣告，但林保怡願意去嘗試新的東西。他把過去的表演技巧都拋掉，相比於對著鏡頭說話，他更重視身體語言，將自己變成角色人物，全身心地投入。這才是真實。

《瑪嘉烈與大衛·綠豆》獲得了很高的評價，豆瓣評分只比《金枝欲孽》低0.1分；而林保怡首部擔任監製的作品《嘆息橋》也受到好評，豆瓣評分高達8.6。這讓林保怡覺得，「我好像真的是朝著自己的方向，好像是找到我想要的東西了」。

《白日之下》也再次證明了真實的力量。在這個由真實案件改編的電影中，林保怡飾演患有弱視的殘疾院院長章劍華，他所在的殘疾院舍「彩橋之家」虐待院友被媒體揭露，而他性侵殘疾院裡的弱智少女卻逃過了法律的懲罰。這樣一個「扭曲到近乎變態的角色」，林保怡還是會讓自己完全進入。

他讓電影公司幫忙找了一個弱視的朋友，和他一起吃午飯，回辦公室，觀察他的動靜，再模仿他，去完成角色。他的戲份有十幾天，那十幾天裡他沒見任何朋友，在現場和其他演員也是淡淡的，刻意維持一個狀態。他塑造的章劍華相信，自己是沒有錯的。他演出了章劍華的變態，也演出了更多的複雜性，將這種人性的扭曲鋒利地指向了社會問題。

戲份殺青的那個下午，他問導演還有沒有要補拍的，得知沒有，他立刻去理了頭髮，他說：「我把林保怡找出來。」

圖源電影《白日之下》

我是未來的人

這次封面拍攝，我和林保怡一起吃了兩次飯。前一天試衣服結束，林保怡透過經紀人告訴我們，這天是冬至，他邀請現場的所有工作人員一起共進晚餐。第二天拍攝結束，林保怡把自己的飯從化妝間拿到攝影棚裡，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吃。離開TVB10多年，他依然保留著這個結束工作後和工作人員一起吃飯的習慣。

鍾澍佳也非常懷念這種感覺，當年在TVB，大家沒有等級感，幕前幕後都是同事，晚上收工，攝影、燈光一直到場務，都會一起去吃夜宵。去海外拍戲，不像現在動輒幾十上百人，當時演員加導演是個13人左右的小團隊，逼得每個人都要學會更多技能，做導演的，美術、道具也得會，這也讓大家的關係變得緊密，拍戲的時候更有默契。

除此之外，林保怡對工作人員的態度也深受周潤發的影響。那時他還在做歌手，吳宇森找他拍《辣手神探》，合作的演員是周潤發，問他有沒有時間，他答，「我當然有時間」。每拍完一個鏡頭，周潤發都問林保怡，「保怡怎麼樣，要不要多來一條，多來一個吧，用眼睛去演好不好？」

「當時的發哥已經是很厲害的演員，當時的林保怡是一個新出來的小子」，他因此確信，真心對人好，是很重要的。

冬至這天的晚飯，7點左右，在酒店二層的餐廳，林保怡換上了一件藍色格子襯衫，棒球帽帽沿朝後戴著。餐廳裡沒什麼人，只有我們幾個坐在一張長桌旁。剛坐下沒多久，一個男人帶著孩子，提著一箱大閘蟹趕來。

他叫林保怡「保哥」，是林保怡2004年在青島拍戲時候的助理。當時林保怡正在拍《青城之戀》，到青島取景，一位朋友說，如果需要助理，可以幫忙介紹，林保怡因此認識了這位後來成為他助理的小良。當時小良只有17歲，父母早早離開，他孤身一人在外打拼。

小良後來跟著林保怡跑了很多劇組，而林保怡跟著小良學普通話。小良在飯桌上說，自己內心感激保哥，來到陽澄湖後，一直想給林保怡寄一箱新鮮的大閘蟹，但內地到香港的物流寄不了活物，直到今天，才讓林保怡吃上。為了這頓飯，他開了3個小時的車趕來。他們談論很家常的話題，比如孩子，出生時林保怡還抱過的小小良，現在已經12歲，過了鋼琴九級，林保怡說，要跟小小良學鋼琴。

在內地拍戲那幾年，林保怡總會收留生活艱難的年輕人做自己的助理。遇到新的機會，再把他們「交接」出去。有一位助理，是他在上海拍戲時認識的，遇到某五星級酒店總廚是個香港人，林保怡問他，可不可以讓助理留在酒店後廚工作。後來，這位助理小宏通過了酒店的正式面試，現在已經成為大廚，做得一手好菜，也有了幸福的家庭。

但林保怡不認為這都是他的功勞，要看運氣，「如果沒有那位五星級總廚出現的話，OK，你回老家吧，我就回香港了，看他們的命，不是看我」。

林保怡不願承認自己是個懷舊的人，他說自己是個「未來的人」。「我已經想到下一分鐘有什麼發生，下個月我要做什麼，從前過去的我都不想。」但他的行為還是「出賣」了他。聊到這麼多年影視裡的情感變化，他說，「現在不同，要見面太簡單了，不重情義」。

林保怡有兩個手機，屏保都是阿水的照片。阿水是林保怡過去養的一隻哈士奇，4個月大時被林保怡接回了家，到家的當晚，凌晨3點鐘，就在沙發上拉了一坨大便。阿水陪了林保怡15年，2021年因為生病去世。送它走的那天，林保怡把它的骨灰放到常去的花園裡藏著，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就已經（好了），算了，走就走吧，OK。」林保怡說。

他不願講太多深情的話。阿水之後，他也不願意再養寵物，我問他，是害怕告別嗎？林保怡說：「不是害怕，費錢，太花錢，沒錢了。看個醫生都很貴，碰一下都2000塊，不行，錢是很重要的。摸人家的狗OK，自己養一條，要負責任。我又跑來跑去，是吧，所以不要養，我不養了。」

還是那個一點都不要「上價值」的林保怡，但他的「看向未來」也是真的。

2022年，在內地拍了多年戲的鐘澍佳重回TVB，第二年，由他作為監製拍攝的《新聞女王》播出，給人一種港劇回春的氣象。鍾澍佳說，這種「回春」不只是臺前，在拍攝的過程中，也經常給他一種當年的TVB又回來的感覺。

他印象很深的一個細節是，1999年拍《非常保鏢》，林保怡出演男一號，開拍之前，他們就這個角色聊了很多，其中一場戲是在監獄的會面室，林保怡飾演富豪獨子的保鏢，去跟犯人會面。那場戲一條過，所有人都開始鼓掌，對錶演的精進讓每個人「都有種爽感，很大的爽感」。

今年拍《刑偵12》，那種每個人都扎進劇組的氛圍又回來了。每天拍完戲，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都會抽點時間交流，對白天的狀況和表演進行復盤。大家有種心氣，很希望同心同力去把這個劇做得更完美。收工後大家再一起吃夜宵。林保怡常常請大家吃飯，生煎包或者炸雞、漢堡。

兜了一個圈，鍾澍佳覺得，大家有一種出去學了一身本領，像海綿吸水一樣沉甸甸回來，再反哺香港影視業的心情。「20年前，大家從香港跑到內地，把更多的經驗帶過去，現在內地影視體系和技術的進步，我們又把它們拿到香港。」有一種傳承的使命感在其中。

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創作生命力，熬過影視行業的波峰波谷，鍾澍佳說，他能解釋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愛這份工作。包括林保怡，包括佘詩曼，這一代中許多從香港出發的演員，「他們不是為了收入，不是為了知名度，或者為了一個別人看到他們有多威風的虛榮感，他們自己真的是愛這個工作，愛這個行業，所以才能做到這樣」。

採訪的最後，我問了林保怡一個問題。香港一位知名導演曾經講過一句話：「我們是拍電影的人，有時候是比較自私一點的。我們也要為自己想想，我們不能永遠沒有一個機會，是給自己的。」我問他，做演員30多年，也做過監製，有沒有一個時刻，哪怕一瞬間，是你留給自己的？

林保怡說：「沒有。」「我沒有他那麼高，我想得比較簡單，有一個劇本，有人投，能收到錢，我把那個表演表演出去，最好是讓人看完之後會有思考，不是看完之後哈哈哈，第二天就忘了劇情，就OK了。」

他始終是個願意站在後面的人，就像他當年在樂隊裡選擇打鼓和低音吉他，哪怕這才是一個樂隊的靈魂，「節奏全靠他們」，但他們永遠都會站在後面。做演員是要站在前面，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其他時間，他更想藏在後面，去接地氣地生活。

得知《白日之下》入圍金像獎那天，林保怡正在菜市場買菜，馬上要過年，他準備買點瓜子。回憶起來，他記得更多的是那天的菜市場很擁擠。看到公司告訴他入圍的訊息，「是開心的」，但不是小時候的那種開心，「是沉澱了的冷靜的開心」。「（我在想）是接著買菜呢，還是開心一會兒呢？」因為要幫公司錄個影片發給媒體，他才「放下在想著的瓜子」，匆匆跑回停車場，在車裡錄完，他又回到菜市場。

他沒有獲得最佳男主角獎項，但他獲得了瓜子、蔬菜和紮實飽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