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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週報以翻譯、掃描輿論場上的觀點文章的方式，為讀者呈現全球思想動態。本期思想週報，我們關注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發出的留學生禁令引發的迴響，以及三種反思殘酷的“好母親”迷思的新書。
文｜賈敏
特朗普對哈佛大學的最新攻擊與“哈佛精神錯亂綜合徵”
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戰爭不斷升級。據央視新聞報道，美國國土安全部5月22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暫停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在致哈佛大學的一封信中表示，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專案（SEVP）認證即日起被撤銷。5月23日，向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稱特朗普政府禁止其招收國際學生的決定是對哈佛大學違抗白宮政治要求的“違憲報復”，將對哈佛大學和7000多名簽證持有者造成“直接且毀滅性的影響”。同日，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一名法官對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發出臨時限制令，要求在舉行聽證會之前“維持現狀”。
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2001-2006年間任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1999-2001年於克林頓總統任期內任美國財政部長）日前接受了《政客》（Politico）的專訪。薩默斯過去經常對哈佛大學提出批評，但在特朗普近期對哈佛大學的一系列攻擊中，他堅定地站在哈佛大學一邊，他表示：“勇氣和投降都具有傳染性。我很高興哈佛選擇了勇氣。因為如果幸運如哈佛都無法抵擋專制的步伐，還有誰可以呢？”
薩默斯在訪談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下達的國際學生禁令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一次攻擊。如果它被允許生效，對哈佛大學乃至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都將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創業精神的流失也會帶來經濟損失——像谷歌執行長Sundar Pichai、微軟執行長Satya Nadella這樣的人都是曾在美國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美國的國家安全也會被削弱，畢竟二戰的勝利是憑藉美國大學中移民科學家的科學創新而取得的。這也會損害美國大學的教學質量、學生的學習體驗以及在實驗室、資料中心以及圖書館裡取得的進展。將美國與世界上97%的生活在美國之外的人口隔離開來註定會帶來失敗。
他還指出，這一禁令明顯違反了《第一修正案》——其所採取的方式是對政治對手的懲罰性報復，以及《行政程式法》——該法案要求政府在剝奪一所機構的重要生計之前，必須履行舉辦各種聽證會等正當程式。薩默斯認為，在這一事件中，哈佛大學擁有壓倒性的理據，並且應該儘可能強有力地在法庭上和公共輿論中加以闡明。
關於特朗普為何將攻擊美國知名學府作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務，薩默斯指出，從1930年代的德國，到戰後大部分時間的阿根廷，再到里根首次競選加州州長的時期，都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主義者對大學的攻擊。在他看來，特朗普對大學的攻擊和他尋求與德國選擇黨等反民主政治勢力的結盟是一脈相承的。
薩默斯曾就反猶主義、過度的身份政治、缺乏政治多元性以及需要更有力地為美國國家安全提供支援等問題對哈佛大學提出過批評，認為大學應該進行改革，然而令他擔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這些問題上採取的強硬策略可能反而會造成改革的倒退，因為這些改革的反對者可以將自己的意圖掩蓋在對特朗普的抵制當中，而不去處理深層次的實質問題。
對於過去十年間隨著捐贈基金的膨脹，哈佛大學和其他美國名校之間展開的吸引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的“軍備競賽”是否有悖於教育的使命這一問題，薩默斯指出他在任期間改變了哈佛的政策，讓家庭年收入在8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可以免交學費或無需向家庭借貸，這一政策後來被廣泛效仿，如今70%的哈佛學生都能獲得經濟援助。在哈佛大學和其他許多名校，父母沒有大學文憑的學生比例在過去幾十年裡大幅上升。從經濟管理到衡量機會平等再到提升人類健康，哈佛大學的確在尖端科學上投入巨大，但在薩默斯看來，美國大學相互競爭，力爭上游，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和教師，這正是美國的一大優勢。在特朗普政府開始對留學生採取懲罰性行動之前，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中有極高比例選擇美國作為留學地就是這一優勢的證明。
薩默斯進一步談到，按照特朗普政府重出口輕進口的重商主義邏輯，高等教育理應是其想要支援和扶持的行業。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特朗普政府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攻擊，正在加強其他英語國家大學的競爭地位。儘管損害已經造成，但薩默斯仍然對美國大學的深厚韌性抱有信心，他相信只要美國人民能夠重新認識到大學是無價的國家資產，而大學也認識到其必須與社會大眾的利益建立更廣泛的聯絡，美國大學就能夠以積極的方式走出這段艱難的時期。
薩默斯的訪談刊出的同一天，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知名科普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紐約時報》發表了“哈佛精神錯亂綜合徵”（Harvard Derangement Syndrome）一文。平克同樣強調了自己過去對哈佛大學的公開批評，並且在文中對該校在傷害學術自由、缺乏觀點多元性、反猶主義言論等方面確實存在的過失進行了細緻全面的檢點，同時詞情懇切地再三說明區域性存在問題絕不意味著整個系統都已病入膏肓，哈佛大學乃至整個高等教育的價值在今天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平克指出，作為美國曆史最悠久、最富有、最著名的大學，哈佛一直以來都備受矚目。在公眾的印象中，這所大學既是高等教育的縮影，也是滋生對精英不滿的天然磁石。他將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的全面攻擊與心理學中的“分裂（splitting）”症狀相提並論，出現這種症狀的病人會採用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將生活中的他人要麼視為天使要麼視為惡魔。治療這些病人需要採用辯證行為療法，幫助他們瞭解到大多數人都同時擁有優缺點，當他人令其失望時，他們需要為自己感受到的不適留出空間，而不讓這種不適左右對其人的整體看法。在平克看來，國家在處理其教育和文化機構時，迫切需要這種相稱感。儘管哈佛大學存在嚴重的弊病，但哈佛是一個歷經數個世紀發展而來的複雜體系，必須不斷應對各種相互競爭的和意料之外的挑戰。恰當的治療方法是診斷哪些部分需要哪些治療，而不是切斷它的頸動脈，看著它流血而亡。
平克認為，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的打擊背後的真正動機在於破壞行政部門之外作為影響力中心的公民社會機構，即萬斯在2021年放在演講標題裡的“大學就是敵人”。但他也承認，人們有理由擔心大學存在接受反饋和改進自身的機制薄弱的問題，但這並非只能透過政府的強制手段予以解決。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些建議，包括大學可以授予外部“訪問”委員會更大的權力；大學領導層應該審慎地利用來自校友、捐贈者和記者的謾罵來檢驗自己是否的神志是否清明；管理委員會應該更多地關注大學事務並承擔更多責任。
文章進一步指出，哈佛在過去近兩年間經歷的磨難已經促成了諸多改革，包括採取機構中立的政策，不再對不影響自身運作的問題發表高談闊論；對擾亂秩序的抗議活動劃定了界限，並將建立集中執法機制，使違規者無法選擇陪審團或指望院系取消其裁決；文理學院取消了招聘時要求申請者提交“多元化宣告”的規定，院長也要求各專案主管報告其部門的觀點多元化程度；違規的中心正在接受調查，這些中心的負責人已被撤換；校長鄭重接受了特別工作組的報告，表明反猶主義問題得到了嚴肅對待；一份新的課堂協議要求學生對挑戰其信仰的思想持開放態度。平克透露出了希望哈佛大學能夠與特朗普政府達成和解的願望，他特別提到，上述改革中的很多舉措都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之後進行的，並且與他的要求有所重疊，“但如果你站在傾盆大雨中，特朗普先生讓你撐傘，你不應該僅僅為了激怒他而拒絕”。
“好母親”迷思
今年母親節前夕，《衛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德國的母親節提醒我做母親是一場戰鬥，而我並不適合”的評論文章。作者卡羅琳·沃爾費爾（Carolin Würfel）是一名作家、編劇和記者，她在文中寫到，在沒有家庭主婦傳統的民主德國長大的經歷讓她尤其難以接受母親角色。童年時，作為孩子的她見證了“母愛如同戰場——不僅僅是與孩子需求的鬥爭，更是母親內心更激烈的衝突：一方面渴望愛與養育，另一方面渴望自主”。因為曾經親眼目睹，她不相信自己可以化解這場鬥爭，也不相信那種可以兩者兼顧的迷思。
即使沒有和沃爾費爾一樣的成長經歷，當下很多女性也對生育望而卻步。近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書評文章，題目是“很多女性‘就是不想’生孩子。這些書沒有責怪她們”。作者貝卡·羅斯菲爾德（Becca Rothfeld）指出，美國的出生率在2023年降至歷史最低點，儘管一些自由派人士認為可以透過為女性提供更多物質支援來扭轉這一趨勢，但大量證據表明，生育阻力並非出自經濟動機。皮尤研究中心去年七月的一項研究顯示，50歲以下、不想生孩子的美國成年人中，57%的人表示“就是不想”（64%的女性和50%的男性將此作為放棄生育的主要原因），44%的人表示“想專注於其他事情”，而經濟問題僅排在第四位，有36%的人提及。
羅斯菲爾德認為，儘管出生率的下降有著多方面的因素，但女性“就是不想”生育與一種長期以來被奉為圭臬的社會觀念有著莫大的干係，即女性要成為成功的母親，就必須犧牲自身的利益和人格，全心全意為子女付出。而今年出版的三種新書都對這種偽科學展開了抨擊：歷史學者漢娜·澤文（Hannah Zeavin）的《母親媒介：二十世紀的冷熱育兒》（Mother Media: Hot and Cool Paren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IT Press，2025.4）一書，在整個20世紀的時間跨度內檢視了母性與科技的關係；詩人南希·雷迪（Nancy Reddy）的《好母親迷思：破除關於如何做一個好母親的陋見》（The Good Mother Myth: Unlearning Our Bad Ideas About How to Be a Good Mom，St. Martin’s，2025.1）和產後護理醫生亞歷克斯·博倫（Alex Bollen）的《母職：掙脫壞科學和好母親迷思》（Motherdom：Breaking Free From Bad Science and Good Mother Myths，Verso，2025.3）則結合了自傳和歷史，展現了懲罰性的期望如何持續殘害著新媽媽們。
文章指出，這三本書存在一些重疊，例如都提到了依戀理論和20世紀中期頗受歡迎的兒科醫生斯波克博士（Dr. Spock），但關注點各不相同，採用的語調也很不一樣。澤文關注的是科技如何在增強母性的同時也對其造成了威脅，該書有著很高的學術性和哲理性，充滿了迷人的歷史線索，其中包括對被監禁人口的實驗和對漫畫書的社會恐慌；雷迪的書是一份溫情而動人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突破醫學邊界的壞理論所造成的影響；博倫則討論了更多的當代錯誤觀念，涉及神經科學、母乳餵養等等，對母親面臨的巨大壓力進行了深入探究。三位作者不約而同地對那些強化母親角色的性別歧視觀念背後的可疑且不負責任的科學展開了探索。
文中寫到，澤文采用的整體框架能夠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有益的支撐，澤文認為對母性的規範取決於邊界的協商，當核心家庭在20世紀初成為社會組織的主導模式時，“舊式的多代家庭生活被重新理解為對年輕家庭的侵犯”。當核心家庭被視為一個不可滲透的單位，外來者就變得可疑起來。誰是入侵者，誰是自己人，就成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20世紀初無處不在的保姆到了20世紀30年代不再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母親替身。而機械搖籃和後來的電視機等技術，有時被認為是可行的替代品，有時卻被認為是有害甚至危險的。
澤文和博倫都指出，在20世紀初，“科學育兒”模式佔據主導地位，其追隨者們恪守“嚴格的餵養和睡眠規律”；1946年，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開創了一種略微寬鬆的傳統，他勸告焦慮的父母們“相信自己。你比你認為的懂的更多。”然而，關於女性可能毀掉自己的孩子的災難性警告依然存在。
滿足母性的社會標準茲事體大，澤文提到，過時的理論常被用於支援撤銷監護權的決定，有色人種女性尤其時刻面臨與孩子分離的風險。與此同時，好母親的角色幾乎不可能實現，大多數母親必須工作，因而難以提供被博倫描述為永恆標準的“持續的、不間斷的關愛”。雷迪還指出，好母親的形象通常“被想象成白人、異性戀者、已婚者和中產階級”，這種模式預設將大多數母親排除在外。此外還存在觀念上的自相矛盾，女性被敦促“相信自己”，同時又被指示依靠專家。澤文指出，1950年代，女性同時因為太過冷淡（這讓她們成為“冰箱母親”）和過度關愛（這讓她們成為“窒息母親”）受到指責。
澤文、雷迪和博倫共同指出了關於母性的三大核心迷思：第一，如果母親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就會毀掉孩子的一生；第二，只有做母親才是女性真正的天職；最後，壞科學將母親和嬰兒視為孤立的二人組合。雷迪寫道，依戀理論的鼻祖、精神病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最初是研究兒童犯罪問題的，但他的研究中沒有任何“關於父親或大家庭的資訊，也沒有考慮兒童的住房條件、就學情況或家庭收入”。因此，正如博倫所觀察到的，“對母親和孩子之間個體關係的關注轉移了我們對貧困和種族主義等社會弊病的注意力。”三本書都提出了另一種在各個文化和時代都最為常見的育兒方式，即“共同育兒（alloparenting）”，這一實踐要求徵用大家庭網路和其他社群成員共同完成艱難的育兒工作。
文章最後寫到，人們很容易將上述殘酷的母性迷思視為過去式。然而只要看一眼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它們的持久力量。1980年代末，鮑爾比在臨終前曾主張關閉日託中心，他希望此舉能迫使女性重新扮演主要和近乎唯一的照顧者角色。僅僅四年前，現任美國副總統萬斯在一篇與人合寫的評論文章中提出了幾乎相同的觀點以反對時任總統拜登的托育政策，理由是“孩子們在家裡與一位家長共度一天顯然會更快樂、更健康”。萬斯的共同作者最近告訴《紐約時報》：“我們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即孩子與媽媽的連結是與生俱來的。”
羅斯菲爾德指出，保守派嘗試扭轉出生率下降的策略顯然是加倍宣揚讓母親身份不受歡迎的母性迷思，但她很懷疑這種策略能否成功，畢竟如果“想要”生孩子就意味著會被生吞活剝，那誰又能責怪那些“就是不想”生育的女性呢？她寫道，“任何認真對待提高出生率的人，總有一天不得不認識到，只有讓女性可以不僅僅是母親，她們才能被說服成為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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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