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呂煦宬
編輯 | 陶若谷
“你看，這棵樹多有造型”
老叔上午八九點醒了後，會簡單吃點包子、油條和豆漿當早餐。大概11點就有人到他那兒下象棋。棋友裡什麼人都有，退休政府領導，做生意的，還有工人，有時拎著酒菜就過來了。
戴眼鏡被人叫四木匠的，是老叔的老同學。他倆喜歡逗貧。四木匠一進門，要是看到老叔家比平時更亂，就調侃：“這又是遭賊了，還是讓誰搶了？”老叔回他：“你沒來，那誰搶了？”他的屋子像個小垃圾場，被褥、衣服堆在床上。他也打掃，擦擦地，但永遠搞不乾淨。地上有棋友們抽菸、喝酒留下的痕跡。
這是奶奶的房子。因為沒有結婚成家，老叔一直住在這裡，六七十平，鋪的是地磚。老叔40多歲時，奶奶去世。修補房子成了日常。木質的門框變形了，老叔不知道從哪兒拿一塊木板，用釘子和電鑽補一下。他的手不巧，做工不精。
我開始拍攝的2020年，老叔已經沒有固定的營生了，靠出租祖上留下的平房賺幾千塊生活費。每天除了下棋，他沒有一定要做的事。電話找他的，永遠都是下棋、吃飯或者去哪裡玩。
老叔的身形比我印象裡大了一號，腳上的皮鞋換成了籃球鞋，但還是很愛穿西裝，雖然都舊得褪色了。他做飯是“亂燉”，把豆腐和番茄雞蛋一起炒，很難吃。
意外的是，老叔的伙食不差。他經常參加下棋比賽，在圈子裡出名，常被請客吃飯。在正月，我們那兒很多人什麼事兒也不幹，每天就是吃飯喝酒，老叔跟著蹭，每天都是大魚大肉，喝點三四百塊錢的酒。
老叔做事慢悠悠的，即便去催租也是，租客推脫說沒錢，他默默坐在一邊抽菸等，耗了兩三個小時。如果是我，我會讓對方要麼給錢，要麼搬走，10分鐘解決這個問題。後來，老叔謊稱自己沒地方住，要用這間屋子，才讓那人搬走，說話最後愛加上“咯咯咯”的笑聲，調節氣氛。
在老家的那五個月，我感覺時間都變慢了。洗衣服時，老叔愛站在咣噹咣噹的小天鵝洗衣機旁，盯著轉動的滾筒發呆。他有很多時間可以真的閒下來，在家門口的破沙發一坐，看著街上的人走來走去。
有天下午，老叔午睡起來，說要出去溜達。在路邊，他買了一份爆米花，接著往公園走。那時是五月份，是老家最舒服的季節，不冷不熱，小風吹著。廣場上的人有說有笑，有年輕人在自拍，孩子在玩滑板車。老叔停在了一棵松樹下，看了一會兒對我說：“你看，這棵樹多有造型。”
造型這兩個字，讓我心裡咯噔一下。我學了這麼久視聽語言，才明白創作中造型的重要。老叔沒有人教，但他自己會觀察。那棵樹的樹幹橫七豎八，像人的肌肉，很有力量感。我走過這個廣場無數次，卻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棵樹。
●王超的老叔。
回老家前，我在北京的廣告公司工作，幾乎快忘了那種對具體生活的感受了。做乙方，24小時回應客戶是必須的。熬夜、通宵、睡公司都是常事。有次客戶突然說要改片子，就馬上聯絡剪輯師去做，即便人家在高速上，得讓他下高速，去服務站去做。有次我在加拿大出差，白天拍攝十多個小時後，晚上繼續對接別的工作，連軸轉。
平時來回4小時的通勤，為了在地鐵上接收大檔案，我專挑了一張訊號穩定的電話卡。電腦隨時隨地帶著，置頂的都是工作群。在這種節奏下，精神是高度緊張的。就算休年假，也是換地方工作。朋友都知道我很忙，就算喝醉酒了，想打電話來，都會先問一句：在忙嗎？
我有時候會算，自己一年有多少天在地鐵上度過了，這份工作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老叔的生活給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其實可以不用忙得那樣昏天黑地。我羨慕他身上的那種鬆弛，用比較低的成本維持生活，換來的自由能做喜歡的事情，沒事兒寫兩筆書法，盤盤小核桃。有人可能覺得，老叔有點太鬆弛了。但這是他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傷害任何人。
老叔的棋友會說，“上王佔義家，他那裡沒人管”，他們羨慕老叔的自由。有時候，家裡太吵了，兩三個棋盤，四五個人下，還有人排著隊。老叔會從家裡溜出來，想打籃球，但那幫年輕人不帶他玩，他就站在球場邊看別人打，看著挺心酸的。
那段時間，我把縣城的每一條衚衕，每一條街道都走了兩三遍。房子又矮又破，院子裡堆著木柴，髒兮兮的冰雪凍在路上，還有燒火的煙煤味鑽進鼻子。但就在不遠處，立著一塊高檔KTV牌子，晚上霓虹閃爍。抬頭往上看，破院子的背景是新建的高層住宅樓，掛著燈籠。一條衚衕，卻有摺疊的感覺。
●老叔（右）站在球場邊看年輕人打球。
有用和無用
開始拍這部片前，我從公司辭了職。春節回家碰上疫情封控。一切都停滯了，父母也都叫我先別回北京。
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契機。放在平時，一個二十七八歲的人不工作，每天拍自己老叔，人們恐怕都覺得我魔怔了，我也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但因為封控，這就變得正當起來。老叔沒什麼猶豫就答應了。
有次拍攝，我的鏡頭帶到了一個60多歲的鄰居。那人不知道我是在拍老叔，他說：“你別拍我，你拍那個老光棍（老叔），他肯定有故事。”
老叔排行老六，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有的哥哥比他大十多歲。二哥尤其有傳統大家長的氣質，會在逢年過節時表示出對老叔的不滿，“你看你這樣子，怎麼能行”。在他看來，人就應該在二三十歲的時候結婚生子，踏實過日子，因為他們都是這麼做的。
我記得零幾年，老叔訂過一門婚事，是別人介紹的。女方中等身材，大眼睛，別的就沒有印象了。最後老叔悔婚，說不合適。後來再有人給介紹，他都拒絕，“介紹什麼，沒有用”，或者推脫有事，騎腳踏車走了。
2017年左右，他給我打過個電話，說在學按摩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人，比他小20歲，挺聊得來的，問我應不應該把握這個機會。我覺得他們年齡差得有點誇張，但還是說“你覺得行，你就把握”。後來，他們倆應該是在一起了，還一起去過香港旅行，但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成。
我拍到過他和一個賣保險的女人一起在公園放風箏，吃冰糖葫蘆，有點像約會，但中間又摻雜了聊保險的話題，老叔吐槽：“你下午來就是跟我洽談業務來了。”後來這個人沒再出現過。在整理老叔遺物的時候，我看到了一份幾百塊錢的保險單，我猜是他跟那個女人買的。
從某種方面上講，老叔是一個無用的人。他年輕時被人打瞎了一隻眼睛，經歷下崗後沒再有穩定的工作。早些年他還想過各種掙錢的法子，開餐館、賣包、開小雜貨鋪、承包商場裡的兒童遊樂區……都沒做成。
他初中學歷，能得到的機會不多，掙錢能力也確實不行。在我拍攝的時候，他的房子租不出去，改成了按摩店。也沒人來，只好拿我練手。
●老叔拿王超練手。
生活上也有點笨拙。老叔不會用ATM機，搞不懂手機卡流量的規則。他不知道怎麼應付電話裡的推銷，問我該怎麼遮蔽。2015年我在北京實習，他跟我來玩了一趟，自己出去晃，沒一會兒就給我打電話，說走丟了。他也有聰明的一面，那會兒我住潘家園，正準備搬家，他很快想到，把不要的家電和雜物拿到附近的二手市場賣掉。
我覺得我和老叔有點像，都喜歡文藝的東西。老叔愛看書，喜歡張愛玲、張賢亮，也看歷史和武俠。他家裡的小倉房裡放著很多紙箱，有一堆書，有的折了角，有的上面有筆記，感覺看了不止一遍。當地圖書館的館長是老叔同學的愛人，知道他愛看書，會給他多借兩本。他在那兒一坐就是一天。
縣城崇尚“讀書無用論”。人們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學，但心裡又明白“書讀得再好，不如有個好爹”。有人看到老叔在看書，會調侃，“又研究文學呢？”“有什麼新感悟了？”
我上學的時候總會想，怎麼所有東西都要按一個標準呢？學魯迅的雜文《“碰壁”之後》，要解釋什麼叫“碰壁”，只能按照標準答案來——得說“遭遇困難阻礙”，不能答“在人生道路上撞牆上了”。
我當時是我們班課外書的中轉站，但學校給的約束太多，從初二第一個學期開始每週就放半天假，課間有時連上洗手間的時間都沒有。不服管的會被體罰，老師用空的桶裝水瓶咚咚咚砸腦袋。我父母常去外地做生意，批發水果，不怎麼管我。家裡的相對自由可能也是我沒有人格分離的原因。
拍攝的時候，我在想，老叔真的是“無用的人”嗎？可能也只是在實用主義的標準下，看誰能在有事的時候拿出錢來。
我反倒覺得自己做過的很多工作是“無用”的。我拍過珠寶商城的宣傳片，也給老闆拍個人宣傳片。給奢侈品寫案子非常費勁，因為我平時完全不關注。後來我學會用套路，找當下的情緒點，套到有反差的人物上，用錯位製造笑點，容易傳播。
在廣告公司工作的時候，“腦暴”是我最討厭的一個詞，整天聊一些大詞，什麼社會結構性問題、人的異化，虛頭巴腦的。面試第一家公司，我穿T恤、牛仔褲，領導戴鴨舌帽，穿個馬丁靴。我管她叫姐，她讓我叫她的英文名。後來有人管我要英文名，我都說叫“Chao Wang”。
入行的時候，我以為工作和創作並不衝突，但實際上，很多片子拍出來都很難稱之為作品——要審美沒審美，要技術沒技術，也沒有觀眾的反饋，純粹就是一個產品，一切都是為了客戶的一句話。那些片子我都不會留在硬碟，覺得自己是在生產垃圾。
●內蒙開魯縣。
重要的一課
經過那5個月拍攝，我和老叔關係更近了。後來我回去工作，他會給我發些自己去參加下棋比賽的照片，附上幾個周星馳的表情包，或者告訴我家裡下大雪了。
差不多每隔一個月，他會託我買紅雙喜，10塊錢一盒的那種。我猜這可能是他的一個藉口，這樣我們就有理由保持聯絡。他給我發紅包，我也會收，不然我怕他不好意思。老叔去世前，我還給他買了煙，想過年給他帶回去，現在送不出去了。
我給老叔發的最後一條訊息，是B站上一條關於劉小樣的影片。我覺得他們有點像——文化程度不高，但愛看書，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向往外面的世界。影片發出去，老叔過了一天也沒有回我，通常他不會超過三個小時回覆的。我當時有種預感，覺得出事了，託我媽還有一個同學去看。
他們砸開了老叔家的玻璃，發現他趴在地上，身體浮腫。屍檢報告上說，他當時至少已經走了3天，死因是急性心梗。餐桌上還擺著一些剩飯剩菜。我買了第二天最早的機票回家，直奔殯儀館。我沒有看他最後一眼，想到他身體已經變形，我受不了。
我和老叔見的最後一面，是陪他去打掃新房。在他過世前，他把老屋賣了，搬進了一套新房。他那天話很多，特別有勁兒地搞衛生，盤算著怎麼佈置這個家。我也想好了，打算送給他一個微波爐。老叔去世後，我連著幾天沒睡，出現了心率不齊的情況，也住院了。出院後，我在老叔家裡收拾遺物，翻出了一些菜譜、歌詞本還有摘抄本。
我原本想拍10年、20年。有很多想問他的，都還沒來得及開口，比方說他對婚姻、人生的看法，這是很大的遺憾。我有次夢到老叔，是他的一個背影，一下子滑過去。
醒來後，我感覺我那間屋子很黑，很安靜，特別空曠，好像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了。我想，老叔可能也有無數個夜晚是這麼過來的——半夜醒來，發現白天熱鬧的房間，晚上變得空蕩蕩的，世界上就剩他自個兒。
●老叔走在廣場上。
老叔走的這3年，我沒再回過老家。待在那裡，會讓我想到他。其實在那裡密集拍攝的5個月，我也慢慢下定不會回來生活的決心。
縣城的生活太有慣性，一個人如果沒有特別大的願望和動力去做出改變，基本就被牢牢釘在那兒了。在老叔的棋牌室裡，不同階層的人齊刷刷地擺在你面前。不論是所謂過得好，還是不好的，他們都抱怨生活和工作，覺得老婆孩子很煩、領導很蠢。但他們也不做出改變。互相的安慰也都是嗆人的，“你爹是縣長啊，你抱怨”，意思是你就受著。
我代入去想，如果我回到這裡，估計也會變成這樣。我看到一些童年的夥伴，他們完全長成了上一輩人的樣子——在相似的環境裡打牌，連表情都是一樣的。牌這麼一翻，20年，一代人就這麼過來了。一根菸抽著抽著，頭髮就變白了。我不會喜歡這樣的自己。
說對家鄉沒有留戀是不可能的，但一年回去待幾天也就夠了，那裡只是我長大的地方，不是我能一直生活的地方。有一次我和同學去澡堂搓澡，我跟師傅說：“您好，能給我一塊澡巾嗎？”大哥愣住了，像沒聽懂，同學拍了拍我說：“別說什麼您好，得說‘大哥給我整塊澡巾’。”
2022年，我再一次離開廣告公司，那之後，沒有再去公司上班，受夠職場的鬥爭了，也不想陷入惡性迴圈——在不同的工作中來來回回換，總有新的問題出現。
老叔和縣城裡其他人不一樣的是，他沒有抱怨過自己的生活，也沒說過後悔從前的選擇。他的離開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課。很多事無非就是生死，活著的時候應該對自己坦誠一些，不要反覆橫跳。
上班的時候，有創作機會找到過我，但我沒勇氣離職去幹。回想起來，那是一種“既要又要”的心態——既想要一份穩定的薪水，又想實現創作理想。也有對未知的恐懼，不知道真的成為自由職業者，會面對什麼。
剛畢業那些年，收入不穩定，會向我媽要錢，心裡挺有負擔的，畢竟一直以“獨立”自居。她勸我：回家比外面省心，沒那麼辛苦。我跟她講，以我的性格去體制內工作不會有什麼好下場，最多整個合同工，不會人情世故，也不喝酒抽菸，很難在縣城生存。
但後來頻繁換工作，也覺得受挫，拿不出什麼作品，心裡還有一個困惑是——自己這樣做是不是錯的，就我事多？為什麼別人可以忍受，我不行？也懷疑自己在大城市的生存能力。
現在我從市區搬到宋莊，租了間一年3萬3的兩室一廳，養了一隻美短。平時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書、看電影，最近在看央美教授邱志傑的《實驗主義者》。偶爾自己做飯，和朋友打打桌球，還會幫一個朋友撿柴，拿去燒壁爐。第二部長片在拍攝中，主人公是一個患癌的小姑娘。這是她抗癌的第四年，很樂觀。
不上班的這兩年，我也經歷過困難的局面。給人拍片，墊了10萬塊給工作人員，但最後別人沒給我錢，賠了不少。但渡過以後，也覺得沒有什麼了，還能壞到哪裡去呢？現在的心態是，我知道做自由職業有風險，但我願意接受，不再像以前那樣擰巴。
選了紀錄片的行當，意味著放棄別的一些機會。如果一直在廣告那條路走下去，現在是不是也能多掙點？會有這種想法，但不那麼糾結了。維持現在的生活，月收入2萬會比較充裕。但接活兒的話，收入沒有那麼平均。我不做理財規劃，有的花就花，不花也就不花了。
今年春節，我去了趟馬來西亞旅行，在檳城的海邊散步。如果老叔來的話，應該會很喜歡。以前帶他去南京玩，他脫了鞋在一個小水坑裡撿鵝卵石，不停給我展示，像個小孩一樣。我最想回到和他一起打籃球的時刻。有時候我們比賽，看誰投籃投得多，有時候是讓他練習，我給他撿球。渴了就喝口水，累了就一起回家吃飯，特別放鬆、踏實。
（文中圖片、影片均由講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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