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勞拉申
在剛剛劇終的HBO美劇《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破產後的金融大亨，坐上離開泰國的船，告別在度假村的短暫逃避，回到美國面對現實。他將如何應付破產後的人生？或許美劇《掩耳盜鄰》給出了答案。與其說《掩耳盜鄰》是《白蓮花度假村》的某種延續，不如說它本身就是《白蓮花度假村》：一樣是富人的紙醉金迷、暗流湧動和階級矛盾，開頭埋下匿名屍體的懸念，讓觀眾不禁要問，這次又是哪個倒黴蛋死掉了？
與《白蓮花度假村》不同，《掩耳盜鄰》並不止於批判富人。它一邊毫不留情地抨擊富人，一邊塑造“富人中的逆行者”。男主安德魯·庫普是個矛盾複雜、亦邪亦正的人物：他是個不想努力只想賺快錢的盜竊犯，也是個有思考覺悟的劫富者；他有技巧和方法論，也有綱領和理論；他的目的是利己，不是濟貧，卻客觀上促進了財富向下流動和再分配；他的行為不光彩，但他的受害者也是德不配位的敗類。這種複雜性和道德上的模糊性，為角色增加了厚度。
哲學家式的小偷，來自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
富人犯罪主題，已有不少作品：根據“女版喬布斯”真實事件改編的《輟學生》，主角是富家女；富人是受害者的作品，有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虛構安娜》，富人被騙得團團轉；“壞人除害”主題有電影《周處除三害》，為民除害的壞人也“偉大”起來；以正義為目標、正念為導向、犯罪為手段的劇集，有2024年德國電視劇《正念謀殺》；關於順遂人生在危機後徹底醒悟、反思重生的作品，有黑澤明的電影《生之慾》。而《掩耳盜鄰》集結上述作品靈感，營造出更強烈的反差和諷刺。
在諸多文藝作品的呈現中，犯罪似乎也存在著某種鄙視鏈——富人犯罪，通常是更“高階”的高智商犯罪，如欺詐、洗錢、龐氏騙局、股票操縱、財務造假、貪汙等，而明晃晃地搶劫殺人似乎只屬於社會下層。但《掩耳盜鄰》卻諷刺了這種“鄙視鏈”：富豪精英的犯罪，也可以是小偷小摸的低階把戲：隨手拎走一卷現金、牽走一隻皮包、趁人不注意拿走一塊手錶。反差既刺眼，又很現實，戰國時期《莊子·胠篋》提出“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下至社會渣滓，上至統治階級，獲取資源的手段，無非盜竊。安德魯·庫普的盜竊是個廣泛隱喻：富人的財富，本就是這麼來的。
《掩耳盜鄰》討論了一個不常見的主題：盜竊不因貧富差距，也非階級矛盾，而是階級內部矛盾。安德魯·庫普的行竊，不是階級鬥爭，是階級內部鬥爭。電視劇開頭，一個精明算計的金融精英形象，透過男主與女郎的調情被塑造出來。他不說甜言蜜語，像分析投資產品和期貨那樣，“頗有遠見”地分析和女郎的當下和未來：當下吸引只因女郎恰好青春活力，而他恰有財富地位，以及20年的年齡差形成的閱歷優勢。“可10年後呢？我是個58歲老人，你才38歲，我的身體和社會優勢不再，而你需要年輕情人，我會嫉妒吃醋，我們不會好過。”當女郎說她只想一夜情時，男主打消長期投資顧慮，轉為即時消費，欣然答應。人際關係的物質化，自我與他人的工具化，都恰恰是男主角精英人格的寫照。
安德魯·庫普的前半生是高階打工皇帝的經典路徑：畢業後在大公司當螺絲釘，按部就班結婚，住狹窄公寓，在經濟收支平衡後迎來第一個孩子；貸款30年買第一套房後一夜返貧，繼續努力賺錢，迎來二胎和第二套房貸款，然後再次身無分文。後事業迎來高峰，成為有房有車、生活優渥、下屬前呼後擁的成功人士，從不想“何時才夠”、“人生有何意義”。住在富人區帶泳池大別墅時，達到巔峰，成為人生贏家。
在以生產為核心的社會，工作和頭銜是一個人全部的身份定義。當男主失去工作，不僅他開始迷茫，連螢幕前的你也想問：一個失業的金融大亨，究竟算什麼？與失去收入相比，失業帶來的更大打擊是身份認同危機：我是誰，我在幹什麼，我將往何處去？基於過去身份的社會關係地動山搖，需要重新建構和識別自我身份，是失業帶來的真正危機。
劇中揭示的另一個真相是：並不存在統一的“富人”，富人是高度異質化群體，自然也存在鄙視鏈。男主既成功，又不夠成功，與業內大佬比，他是高階打工仔。在有產階級中，男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的財富讓他與絕大多數觀眾拉開遙遠距離；但他也不是無所不能的豪強，在上層社會鄙視鏈中依舊是弱小個體，彷彿離普通觀眾並不遙遠。
一場大型財富解構
《掩耳盜鄰》是個財富解構與階級解構的故事。用5分鐘交代金融精英的建構過程，再用9集9小時長度分析財富的解構過程，以抽絲剝繭式的手術，解剖有產階級，庫普也在此過程中完成自我解剖。
失業後，庫普開始反思“拜物”。面對偷竊物時，他腦海中會自動回放產品目錄，本質是廢銅爛鐵的東西，總能蠱惑買家。典型代表是他的瑪莎拉蒂轎車，後車蓋在車輛啟動時，總是自動開啟，看起來很炫，可當他再也無暇炫富、只想駕駛一輛實用交通工具時，自動開門的後車蓋就是個累贅。曾經隱喻財富和地位的豪車，既是榮耀，也是監獄。此外，在盜竊的過程中，庫普看到人們，甚至動物對物的貪婪是何其荒誕。當庫普試圖偷走愛馬仕包時，意外撞到看家犬，無論跳牆還是拳打腳踢，都無法擺脫惡犬的撕咬，可一旦把愛馬仕包扔過去，惡犬就立馬安靜下來，叼走愛馬仕，放過小偷。戀物癖何止人類，連狗都能為了一個皮包，疏忽看家本職。
本劇更是以諷刺的口吻揭露有產階級的弱點：富人區嚴密的安保系統，讓他們疏忽房屋安全、不記得關門；習慣與同圈層富人拉幫結夥、拼關係，失去對人的警惕。過剩的財富，自帶易盜體質：豪宅太大，以至於無法顧及一些空間角落；財富太多，以至於忘記其中部分的存在；毫無用處的奢侈品囤積，日常根本用不上，即使丟失也不會被發現。第三集的派對聚會，揭示了奢侈品的反噬性：有人炫耀價值3萬美元的智慧馬桶，卻被醉酒賓客吐滿汙穢物。當馬桶不被用來發揮清潔功能，而被當成供人觀賞的花瓶時，擁有者將為此付出代價：嘔吐物襲來，卻沒有下水道可供沖洗，只能自己承擔清理汙穢的代價。
存在主義式盜竊
男主金融再就業失敗，固然與其“咖位不夠”有關，但更是其自主選擇的結果，這也是本劇最精彩的部分。庫普看透金融界的爾虞我詐，不想再被盤剝；偷竊操作容易，來錢快，不妨一試。但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盜竊最吸引庫普的，是他在其中找到了存在感和意義感。儘管庫普是個精緻利己主義者，但若把盜竊僅僅視為一條更好的斂財之道，就低估了庫普的覺悟。庫普盜竊的動機，既天真簡單，又深邃迷人，與其說是見錢眼開，不如說是對金錢體制的深惡痛絕和主動反擊。偷竊是他挖苦破壞上流社會的手段，他想羞辱富人，也想粉碎那個曾經執迷不悟的自己。庫普展示了人性的複雜：他不能忍受生活質量下降，急需用錢；可他又不那麼在乎錢，否則不會拒絕金融界拋來的再就業Offer。
男主陷入家庭、經濟與身份的全面危機後，開始覺醒。在世俗層面，男主失敗了，但在宗教層面，男主從此“開悟”。佛教中的覺悟或覺知，指人開始察覺，過往人生不過是執迷不悟，是執著和掛礙的迷妄，是自以為是的愚痴。男主世俗的失敗，成就了佛教中所說的啟示開悟。庫普的“開悟”，是由低到高的漸進過程。起初，他出於自私，為個人及家庭享樂而偷竊，比如從富人家竊走一小卷現金；然後，他從偷竊中滿足了偷窺欲，興奮於發現鄰居偷情、出軌、違法和洗錢的秘密；之後，他又享受起“偷感”帶來的幸災樂禍和愚弄別人的樂趣，比如當他偷完富豪阿畢的手錶，回到網球賽時，心中暗爽道：“不僅阿畢的女兒被我女兒在網球場上打敗，阿畢還不聲不吭地給了我6萬美金而不自知，這種感覺真好。”後來，他覺察到富人的虛妄罪惡，比如當他參觀老錢的豪宅時，他默唸其為“賤人”，德不配位，隨手拿走一塊手錶以示報復。再後來，他覺悟到過去的自己也是“賤人”，二手奢侈品店老闆說：“金融男，從不買賣實物，定價全靠一張嘴。你並不理解市場，卻以為自己能討價還價，這不精明，這是愚蠢。”
盜竊讓庫普找到了存在主義式的意義感。他前半生雖順風順水，其實只是按標準走流程打卡，被社會齒輪磨平了思考能力，看似活得精彩，又從未活過。失業讓他從物質過載的人生中解脫，睜眼看自己：我究竟是誰，想做什麼，為何活著。參觀富豪的豪宅，也是重新審視自己的階層，扒開看自己；尋找財物的過程，也是剖析自我的過程。盜竊讓他重生，在因失業而失重的人生中，重新找到支點和存在價值。
《掩耳盜鄰》與日本導演黑澤明的電影《生之慾》相通，都是圍繞男主的獨角戲。《生之慾》的主角渡邊是個公務員，一輩子戰戰兢兢、畏首畏尾，如同木乃伊，“雖全勤工作三十年，渡邊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死了。他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保住工作，而保住工作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都不做”，這也是庫普金融精英生涯的寫照。癌症讓渡邊重新活了一次，正如同被解僱也讓庫普獲得重生。
庫普是個哲學家式小偷，盜竊於他而言，不僅是來錢方法，也是人生儀式。他的快樂，並非源自偷來的財物，你甚至在劇中看不到他從財富中獲得什麼快樂，他反倒對奢侈品嗤之以鼻。他的愉悅在於自我說服，他對偷竊的動機、物件和未來都有覺察和思考，形成一種自洽式的盜竊，把盜竊變成建構自我存在的錨點。
犯罪自洽與另類贖罪
這種建構體現在庫普在盜竊過程中升級的認知和覺悟力，他從最初滿足私慾的階段，逐漸上升到自我反思醒悟階段，再到“利他主義”、“惠及他人”的更高境界。盜竊為庫普的社會認知，闢開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他得以與過去不可能接觸的群體，產生密切互動。透過盜竊，庫普跨越了階級藩籬，打開了階層向下的大門。
偷渡客女傭及其代表的美國底層群體，顛覆了庫普的正義觀和財富觀。他與NBA籃球明星家的女傭，進行了一場關於“正義”的辯論。庫普得知女傭在僱主家偷竊，就問：“想致富，可以走正道，何必當小偷，走捷徑？”女傭反問：“如果不存在正道呢？我見過女傭做到70歲的，她得到什麼了？見得多了以後我終於明白，不走捷徑，比犯罪更罪惡。”屋主NBA球星打球固然不易，但女傭通勤幾個小時、趴在地上打掃球星的屎尿垃圾，她的努力哪點比球星少？為何球星在球場上蹦躂，就能身價過億，而女傭匍匐在地，卻只拿最低時薪？女傭的財富觀，是在觀察過富人財富積累過程後形成的，她也慫恿親戚加入盜竊團伙：“生活中沒有應得，全靠談判爭取。”
女傭認為“努力就有回報”、“賺錢走正道”是有產階級給窮人設計的騙局，為的是讓他們保持貧窮。她看透了騙局，也對抗了騙局。她的邏輯是：富人制造貧富差距和剝削才是原罪，偷點對富人無關痛癢的財物不是罪。她對偷竊感到自洽，沒有絲毫負罪感，從富人家偷來財物救濟窮苦家人和難民，是劫富濟貧，是她的“正義”。
與女傭類似的另一個勞工群體——豪宅修理工，也以他們的方式，踐行“公平正義觀”，包括看人下菜的“宰富”和對富人提價的行為，儘管並不違法。比如女主人的別墅中生了飛蛾，請人清理，修理工報價高得離譜，“你可以不清理，但飛蛾只會更多”，修理工說。言外之意：既然住得起豪宅，就要承擔代價，包括來自下位階級的趁虛而入和宰割。
無產者女傭，把“劫富濟貧”作為犯罪擋箭牌，踐行她認為的正義和自洽。那麼，作為有產階級的庫普，犯罪自洽來自哪裡？富人劫富，是正義嗎？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決定資本主義會因自身矛盾爆發而發展滅亡。庫普在金融界透過個人才智獲得資源，卻被高層佔為己有，對他說“這一切都不是你的”，即使再就業，他也躲不開被吃幹抹淨後、被一腳踢開的命運。資本是個巨大的機器，如果無產者是螺絲釘，庫普這樣的精英就是機器操作者，一旦資本機器運轉，絞殺的不僅是螺絲釘，更會吞噬操作它的人。經歷資本碾壓後，庫普滋生出對自身階級的仇恨，也解釋了他之後的行為選擇：自私利己，不想離開他的階級，但不屈服於資本欺壓，具備自我批判意識和行動力；有“覺悟”但不徹底，不是“聖人”，不放棄偷盜和殺生，卻以他的方式實踐階級懲罰，透過跨階級合作，達到階級向下相容和劫富濟貧效果，也為自己過去犯下的富人之罪贖罪。
盜亦有道
窮人劫富，是本能；富人劫富，是覺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式的自下而上革命，是屁股決定腦袋；資產階級自我背叛、內部革命的故事，關乎智性良知，更引人深思。庫普若想斂財，方法遠多於普通人，作為經驗豐富、人脈廣闊的前金融大佬，做點“擦邊球”的金融操縱投機，輕而易舉還不犯法。當他選擇成為小偷小摸的盜竊犯時，已經發出了他的宣言——用最低階的辦法，攪動最腐朽的階級。
“仇富”廣泛存在於大多數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性本能。為迎合觀眾，《掩耳盜鄰》學習《白蓮花度假村》，把富人塑造成醜陋可恨的模樣，但《掩耳盜鄰》的可貴在於，它也兼具客觀公正視角，與人本主義共情。《掩耳盜鄰》中的富人們脆弱，岌岌可危，甚至可憐。越是富人，越不易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人生的槓桿更高，一旦槓桿失衡，失重感比普通人更甚。他們也更容易成為犯罪者狩獵圍剿的物件，弱點更容易被利用，防不勝防，比普通人更易成為受害者。
階級間的疏離與共情，在謎一般的安德魯·庫普身上集中體現。庫普行竊無疑是犯罪，但觀眾就是對他討厭不起來，他是富豪中唯一誠實、不端不裝、敢說真話的人，人們需要這個像佐羅般的騎士，去捉弄惡搞富豪，替天行道，在“為民除害”中完成自我謝罪。很多觀眾並不希望男主過早被繩之以法，希望他可以偷得久一點，受害富人多一點，最好一直失業下去，別再回金融圈忽悠百姓錢財了，還是繼續薅富人的羊毛更好。法律面前，沒有觀眾能說盜竊不是犯罪，但第一季尚未劇終的《掩耳盜鄰》，已提前獲得第二季續訂，看來，多數觀眾還是希望犯罪能夠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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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龔思量。
本期微信編輯：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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