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近我媽手機就像裝了竊聽器，剛罵完我賴床沒出息，手機軟體就給她推送二胎生育指南和胎教寶典。其中有些資訊太離譜，我給你們看一眼——
“想讓孩子長得帥，懷孕時得多看自己喜歡的男明星照片”
“怕孩子出來就丟了，那就趁他還在肚子裡的時候，教他來背手機號”
有時我真覺得現在的孩子揹負的期待太高了，得到的和揹負的一樣多，不知道會不會快樂。
我的作者紀良安，在2018年遇到一位截然相反的媽媽。
在所有父母都試圖給到孩子能力範圍內最好的生活條件時，她給孩子制定了一個特別的人生規劃——生下來立刻送進孤兒院，她堅信，那裡就是孩子最好的歸宿。
走進福利院第二年，我開始涉足臨終關懷，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這項工作就是幫助晚期病人透過正確的醫療選擇，儘可能減少臨終痛苦，同時讓家屬平穩度過哀傷期。
直到今天，我已經送走170人，其中最讓我掛懷的，叫張蕾。
自相遇到送走她，我們來往的時間加在一起，也不過短短十幾天，但是在遺書裡，她把後事、僅剩的六萬多存款，連她尚在襁褓的孩子，都託付給我，希望在將來，我也能送走這個生命短暫的孩子。
往前倒四個多月，這事根本不可能。
最初張蕾別說相信我，看我的眼神，就像在說：你是什麼人？哪來的？
那時候，我在湖北一家三甲醫院做臨終培訓，平日工作就是給醫生上課，教他們怎樣面對絕望的臨終患者和家屬。
紀良安在醫院上課
有一天，急診科的護士長給我打電話，說有個棘手的病患，醫生們都沒轍，需要我去聊聊，這個人就是張蕾。
我一打聽才知道，張蕾患艾滋病，懷孕五個月，自殺未遂。搶救以後，醫生髮現她有缺鐵性貧血和妊娠高血壓，轉進產科。她不吃飯也不說話，同病房的患者家屬看不過去，每天給她打飯，她隨便吃兩口，敷衍得很。
住院一週，沒有家屬探望她，醫生讓她給家屬打電話，她輕飄飄地說：“都死了。”
藉著換藥，我跟著護士來到病房，護士介紹：“這是我們的專家，來看看你。”
張蕾躺在床上，抬頭看了我們一眼，沒說話。
等護士換好藥，我藉由調節輸液器速度，看了看她割腕纏著紗布的位置，輕鬆地說：“你也太沒醫學常識了，得割到動脈才能死，這靜脈小血管一時半會兒死不了，幹疼。你應該攢安眠藥，攢個十幾二十片就差不多了。”
張蕾盯著我，結結巴巴地說：“你一個專家怎麼……”
我說：“自殺不是你希望的嗎？我給你支支招，不是正好。”
多數自殺未遂的，到醫院被救醒，要麼就是哀嚎痛哭，要麼就是嚷嚷“你們幹嘛救我”，總之都有情緒波動，有點想幹的事。
但是張蕾沒有。她醒來好像活也行，死也行，彷彿喪失主體意識，跟這個世界無關了。同病房患者家屬形容她“有一種清冷的悲哀。”這時教育她珍愛生命，都是對牛彈琴，她需要被理解，而不是教導。
旁邊床的家屬想要緩和氛圍，說：“能活著還是活著好吧。”
我說：“那不一定，那得看怎麼活著。得自己想通，那就活著好。”
張蕾把手機塞到枕頭底下，摸出枕邊的眼鏡，上下打量我，“你是哪個科室的？”
“我是過來講課的，在福利院上班，那兒的孩子多數有先天疾病，被遺棄過。”
張蕾看著我，好像在思索什麼。
我沒再多說，趁著傳染科會診，離開病房。
會診結果很糟糕。張蕾體質很差，伴隨她本身的各種結節、慢性疾病，免疫系統低下，生存期有限，而孩子沒有及時阻斷，很可能感染艾滋。大家說著話，注意力都在降低孩子感染率上。
我始終在思索著張蕾，她算是臨終關懷裡的“疑難雜症”，身患絕症，肚子裡有孩子，尋短見，還沒有任何家人過來看一眼，很難想象她經歷過什麼樣的事兒。
做了這麼多年臨終關懷，說實話，她算有挑戰性的案例。自醫生說出“生存期有限”，我腦子裡在想著，怎樣讓張蕾不留遺憾地離開，要做到這點，就得知道她遭遇過什麼。
前提是，她別再自殺了。
往後三四天，我去看張蕾，絕口不提病情，只是閒聊娛樂八卦，倒是她主動問起福利院的孩子，“你看著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一出生就走向死亡，不絕望嗎？”
我說：“誰不是一出生就走向死亡？有些動物壽命就兩三年，不值得活？”
張蕾沒有多說什麼，只是不再沉默。有一天，我發現她在樓下花園透氣。這是第一次見她離開病房，我悄悄走到她身旁，閒聊兩句，發出邀請：
“明天我在腫瘤科的會議室有課，你感興趣的話也可以去。”
那堂課主要討論一個兒童血液腫瘤科的案例。孩子已經臨終，但是媽媽拒絕接受“孩子好不了”的話題。醫生希望我說服這位媽媽，放棄治療。
可是我也無能為力。孩子生病八年，娘倆只有治病，現在孩子生命剩下三個月，突然要放棄，誰也難以接受。
我覺得自從確診那一刻，就該公正地將病情的利弊客觀告知家屬，讓他們明白好的結果和不好的結果是同時存在的。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治病，也要盡最大的心力接受，治療和接受，二者同樣重要。遺憾的是多數人第一件事上格外努力，不到萬不得已，很少願意努力接受死亡。
張蕾做著筆記，下課後醫生都走了，她還在最後一排坐著，我問：“感覺怎麼樣？”
她笑著說：“沉重，但挺有力量。”
那堂課後，我發現張蕾總是陪在鄰床身邊。那是位高齡產婦，年紀四十七八。據醫生說，她有個十幾歲的孩子，白血病，生第二個，就是想取臍帶血，救白血病孩子，試管嬰兒五、六年才懷上，可是年紀太大，肚子裡的胎兒保不住，要引產。她哭著問，孩子的病怎麼辦？
我不清楚兩個媽媽聊了什麼，張蕾出院第二天發來簡訊，“我不會再自殺，想努力讓身體好些，陪孩子久一點。”
看到簡訊我鬆了一口氣，她終於脫離自殺情緒。或許是我的話起了作用，或許看到頑強的媽媽，為救孩子堅持多年，她也覺得不能輕易放棄吧。
沒過多久，我在醫院的工作告一段落，臨走前特意去看張蕾。她住合租房裡，只有一間二十平的臥室，屋裡雙人床、書桌、三個儲物櫃，陽臺擱著鍋和電磁爐，這是她生活的全部。
我想知道她身上究竟發生什麼，走到這一步？盤著腿，和她面對面聊起來。
張蕾第一句話是：“我真不知道怎麼染上的艾滋病。”
兩個月前，張蕾透過試紙發現懷孕。那時她的男友有一個曖昧物件，頻繁夜不歸宿，但是張蕾還在掙扎，“我仍然很愛他。”
肚子裡的胚胎，成為挽回男友的籌碼。張蕾想著，挽回不成，孩子也不值得留下，產檢不如直接流掉。男友得知她懷孕，邊和她道歉、聊兩人的婚事，邊和新女友繼續交往，結果被張蕾偷窺到手機裡的資訊：“給我點時間，我想辦法解決她。”
絕望之際，張蕾第一次感受到胎動，肚子裡裝的不再是籌碼了，她說：“感覺很神奇，我瞬間決定不要這個男人，他已經不配。”
張蕾管男人要了一筆錢，騙他說已經墮胎，兩人分手。她將男人的物品打包封裝，畫上猩紅色的叉子，接著報了幾門課程，一半是講孕期知識，另一半是講銷售知識。
她這年二十八歲，做汽車銷售，漂泊多年既沒賺到錢，身體也搞得很差。就在她決定重整旗鼓，朝著新生活邁進時，檢查出HIV陽性。張蕾打電話給前男友，讓他去查，可是男人是陰性。除他外，張蕾沒和別人發生過性行為，“我怎麼也想不通，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回憶一下，有沒有和別人有過血液接觸，或是注射過藥物？”
“我真的想不起來，沒有啊。”她邊哭邊說。
農村的媽媽是張蕾的最後指望，可是電話裡談到未婚先孕，還沒來得及說艾滋，她媽就氣瘋了，“覺得我丟人，讓我去死。”
講到這裡，張蕾沒再繼續說，恐怕這就是最後的稻草。
離開張蕾家，我直奔安寧療護科，可是把她的事在科裡一聊，誰也拿不出具體的主意，只是說盡全力讓她安詳、沒有遺憾地離開。
但是“安詳、沒有遺憾”不是一句心靈雞湯，具體怎麼做？一個心靈脆弱、沒有家庭支援、自身難保的晚期病人要帶著一個嬰兒，如果孩子也感染艾滋，一個病人帶著另一個病人，怎麼做能安詳、沒有遺憾？
安詳、有尊嚴、沒有遺憾是臨終關懷常常掛在嘴邊的口號，實現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事情組成的，在張蕾身上，格外難做到。
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沒有想好該怎麼做，但是我腦子裡已經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戶口不能落在媽媽名下，她現在的狀態，且往後身體會越來越差，根本沒有能力撫養孩子，孩子落在她的名下，很難做到“安詳”，但是法律有明確規定，福利院只能接收沒有父母或找不到父母的孩子，父母建在，福利院不能接收。
我隱隱有一個想法，必須讓張蕾親眼看到，孩子被送進福利院。
張蕾的孩子出生第三天，我回到湖北這家醫院。
儘管醫生已經儘早阻斷，也為分娩進行剖宮產，孩子最終還是感染上艾滋病。
在NICU（新生兒重症監護室），他安靜躺在保溫箱裡。理論上，艾滋病兒童有十來年的生存期，但是從臨床資料上來看，只有三到五年，真的是從出生就走向死亡。
張蕾被安排到一個單間。我到病房門口時，聽見她在裡面打電話，她哭著一直說：“我求你了，你行行好，孩子是無辜的……”最後，她“喂喂喂”了幾聲，手機摔到床上，捂著眼睛泣不成聲。我猜電話對面是她的母親。
隔了十分鐘，張蕾平靜了，我走進病房。
張蕾拿毛巾擦擦臉，“你最近有這裡的工作了？”
“這次能待得很久。”我想給她一些定心丸，至少多個能說話的人壯壯膽。
她突然抱住我，頭埋在我的腰部，沒再哭，也沒有說什麼。
“你想不想聽聽我為你想的辦法。”我說。
張蕾放開我，瞪大眼睛，點點頭。我拉過凳子坐在她身邊，講出整個計劃。
她有點不敢相信：“這樣真的可以？”
“事在人為，我也不敢保證。但是我得先徵得你的同意。你覺得怎麼樣？”
張蕾得病號服都溼了，眼淚依然往下掉，“我給我媽打電話，想等我死以後，她幫我照顧孩子，我想辦法多掙錢，都給她。可是她油鹽不進，只想離我遠遠的。我能想到的，只能是我帶孩子回去，我死了，他也就慢慢餓死被發現……”
我抱著她的頭說：“傻瓜，哪有那麼慘。很多人都在關心你。急診科的護士長一直打聽你的情況，還給你的賬戶存了兩千塊錢，總會想到辦法的。“
我安撫好張蕾，囑咐她不要給孩子辦戶口，出院先帶孩子回家，等我的訊息。
林先生是一位企業家，我在一次演講中認識的。公司上軌道後，他就把精力投身於艾滋病防護、救助、捐款等公益專案。他介紹給我兩個基金會，為我提出很多建議，還讓我不用擔心錢，孩子活著的時候，費用由他幫我籌款。
除了他，我還聯絡到很多以前的學生。他們多次提出，沒有時間做志願者，但是都想為福利院的孩子做些什麼，想要每個月捐款。
這兩筆錢，讓我心裡就有了底，能解決孩子的生存和護理問題。
接下來就是讓相關部門的領導點頭，讓孩子在張蕾活著的時候，就住進福利院。
藉著一場福利院的會議，我趁機請領導吃飯。在福利院十幾年，我早就見證太多的人性，你說孩子有多慘，沒戲，福利院所有孩子都很“慘”，所以不能說孩子有多可憐，領導見可憐的見多了，必須轉變套路。
那天會議的主題是，福利院是否應該告訴棄嬰，他們被遺棄的身世，又該怎樣告訴？飯桌上，我順著這個話題和領導分享我們福利院的一個故事。
有個小孩堅決要找媽媽，但是我從警方那裡瞭解到，是媽媽主動要賣掉她。我問領導，你說該不該告訴他真相？領導也沉默了，“你們一線真不容易，面對這樣的真相，真是難以啟齒，要我就不要告訴他了。”
我說：“不告訴他，那他長大以後自己知道真相，也知道我們欺騙他，可能雙重受傷。”
領導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接著，我又講了福利院裡精神病的小孩，她每天哭天喊地，生理期也不懂，把衛生棉扯出來搞到一屋子血淋淋。
領導很意外，沒想到我們還要照顧這樣的孩子。說到這裡，我覺得已經觸及到他內心的柔軟，開始講述張蕾的故事。
孩子剛出生，我說不出任何“故事”去穿透領導的心，但是我和孩子的母親有故事。能夠瓦解一個人內心的，只有具體的事情，一個孩子很可憐，並不能打動人，但是那些柔情的細節，是人性的弱點。
我不要臉地把張蕾自殺、求她媽媽養育孩子、拖著病怏怏的身體掙錢的細節添油加醋地哭訴給領導，接著低頭吃飯，給領導夾菜，胡扯了一些別的，什麼養老問題，現代社會教育問題，雲南的生活等等，就好像這頓飯是隨便聊聊，我沒有目的。
後來領導主動繞回話頭，“艾滋病孩子能活多久？我們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
聽到回答，領導沒有再說話，悠長地嘆了一口氣。
三天後，我來到他的辦公室，正式提出不情之請：
“那位艾滋病媽媽病情惡化，恐怕時日不多。我實在沒別的辦法，您能不能破例，讓她安心地閉眼離開。反正母親去世，孩子也得被福利院收養，能不能現在就讓孩子住進福利院？
“只需福利院提供一個單間，我可以安排有經驗照顧艾滋病患的護工，由兩三名護工輪班照顧孩子，沒有任何傳染風險。我也聯絡到基金會，費用由基金會籌款，我們解決，直到母親去世，福利院依法養育孩子。
“母親自身難保，根本照顧不了孩子，這樣下去只能自生自滅了。”
其實錢和人的問題解決，只需福利院提供戶口和房間。
沉吟片刻，領導說：“唉，那個母親也確實太難了。我現在也答覆不了你，得商量商量，考慮考慮，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大概一週後，領導打來電話：“就按平常的樣子做吧。我已經安頓好，福利院會接收的。也算不上違規，早點讓母親安心離開，也是我們希望的。”
遺棄孩子那天清晨，張蕾給他換上一件新衣，手腕纏上紅繩和護身符。
那時孩子還沒出生幾天，連名字都沒有。張蕾抱了抱這個小傢伙，跪在地上，給孩子磕一個頭，說聲對不起。孩子在酣睡，我抱起他，對張蕾說：“等過段日子安頓好，我想辦法。”
張蕾邊哭邊點頭，望著我們離開。
朋友在樓下等我，我們開車到福利院附近。確認周圍沒有人，我讓朋友戴著帽子、口罩，墨鏡、把孩子放在福利院門口，而我把車停在沒有監控覆蓋的位置，注視著孩子的方向。一小時後我假裝路過，“意外”發現嬰孩，將他送進福利院。
做完這些，我給張蕾發去資訊：“已完成。”
張蕾半天沒有回覆。我明白，把一個剛出生的孩子從母親身邊奪走，對她來說多難過，但是她不得不這樣做，這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
其實即使領導不同意，我也會換一家福利院照做。
張蕾的案例，在臨終關懷領域屬於“嚴重超綱”，沒有教科書和模板供社工參考，也沒有現行政策幫助，我只能自己想辦法，做一個應急特殊方案，就像醫生沒有論文參考，就只能自己琢磨。儘管方案有風險，但總不能什麼都不做，眼睜睜看著病人死吧。
挑戰張蕾這個“疑難雜症”，既有職業方面的考量，也有我內心的想法。
剛遇見張蕾時，她的狀態很像當年的我。多年以前，我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整個人封閉起來，不願意跟任何人交流。我渴望有個人牽著我的手，陪伴著我。但是在患病早期，我沒有遇到這樣的人。那時我就想，以後再遇見當年的我，一定要牽著她的手。
孩子住進福利院兩個月，張蕾突然發給我一張截圖，那是我多年前社交媒體的照片，裡面是北京那家福利院的房間。張蕾問：“福利院的條件都這樣好嗎？”
我回復：“那家福利院經濟條件比較好。但是其他福利院不會差很多。”
接著，她問了一連串問題，譬如福利院裡一共有多少孩子，一個阿姨要照顧多少孩子，平時都有什麼活動。她一句都沒有提自己的事，可是我知道，她太想孩子了。
讓孩子住進福利院，還不是計劃的全部，我打算讓張蕾假扮義工，到福利院照顧孩子，只是現在不是時候，讓她進福利院，只能引起懷疑。
直到孩子出生三個多月，我再到湖北出差，去看望張蕾的孩子。福利院給他取名叫星星，因為他的生命短暫，就像天上的星星短暫存在。他從來不哭不鬧，讓大家都很省心，彷彿知道住進這裡非常不容易，得乖一點。
消毒後，工作人員帶我進入房間，阿姨正在給他餵奶，他很乖巧地喝著奶。看見我，星星仍然咬著奶嘴，卻沒有繼續喝奶，而是緊緊地盯著我。突然他衝我笑了，小手伸向我的方向，似乎是要讓我抱抱。
紀良安第一次去看星星
在辦公室裡，我和院長聊起艾滋病兒童的注意事項，隨後向院長推薦一位志願者，“她也是艾滋，有照顧艾滋病兒童的經驗。”
院長露出擔憂的表情，我趕緊承諾，她不與其他孩子接觸，只是幫助照顧星星，並且做好全套防護，防止交叉感染，星星病情加劇，“算是讓她無法長久的生命有一點意義吧。”
得知院長同意，張蕾抱住我哭了好一會兒：“沒想到真能走到這一步。”
張蕾很快走進福利院。我沒有再去看她，只是很久以後，從阿姨和院長那裡聽到一些對她的評價。大家都說她是一個很棒的志願者，幾乎每天都來，幫阿姨洗衣服，掃院子，對所有孩子都很溫柔。即使頂著夏季四十度高溫，她依然每天都戴著手套、口罩。
大家都知道那樣不會傳染，但她還是拒絕暴露皮膚。
“她好久沒來了，是不是……”福利院一位阿姨問。
我沒多說什麼，只是嗯一聲，趕緊低下了頭。
最後一次見到張蕾，她已經轉進重症監護室。
她患上淋巴癌，肺部併發症也使病情極具惡化，醫生將她安排在重症監護，這裡的護理強度能讓她更舒服一些。
探視時間一到，我趕緊進去見她。張蕾還清醒著，但是說不了話。她拉著我的手，在我手上寫著什麼，似乎想要告訴我什麼，只是我猜不到。護士遞給我一個密封袋，“她給你的。”
翻開，裡面是一封信和一張銀行卡。
護士湊到張蕾耳邊說：“她懂得，明白你的心願，放心吧。”
我把銀行卡和信安妥地放在包裡，向她表示“一切我都明白”。
她當時的血氧還在90前後，這樣的指標通常還能熬兩三天，我想著明天探視時間再來，沒想到離開三小時左右，護士發來一張體徵檢測儀的照片，基本停搏了。
張蕾的體徵檢測
密封袋裡的信，是張蕾的遺書。遺書裡，她說對我的感謝就只能是冷冰冰的餘額，她只能做到這裡。我去護士站要了做白事的服務電話，接著去銀行取錢。她的銀行卡里一共有6.8萬元，我拿出來辦喪事，沒有追悼會，只有我和急診科的護士長送她最後一程。
白事做完，我給她發出最後一條微信：“用你的錢給護士長買了一個羊毛披肩，我想你一定感謝她對你的幫助，我取了100塊錢給我自己，算作你對我的感謝。其餘的，我都以你的名義捐給福利院。此生，先就此別過了。”
張蕾去世後，我到她家整理遺物。屋裡擺著五六個紙箱，都是她已經整理好的東西。人生最後一件事，她也不願意麻煩別人。
這些箱子裡有她的衣物、工作資料，還有些證書，其中有個箱子上面畫著叉子，裡面都是男人的衣服，還有一些金項鍊和首飾，想來是前男友送給她的，但是她都封存了。猩紅色的叉子，就是對以往生活的訣別。
張蕾的生命止步三十歲，在其他人眼裡，或許是個悲劇。
但是我不這麼認為。臨終關懷期間，她做了許多事。我確信，在她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她對自己的人生是滿意的，最後短短兩年裡，她找到了自己活著的意義和價值，不再自我糾纏沒被愛過，而是“還有呼吸的每一刻，好好愛遇到的每一個人。”
唯一讓張蕾感到遺憾、歉疚的，就是星星。
到福利院照顧星星過一陣子後，她和我發過一段資訊，感覺自己愧對孩子，給他帶來這樣的人生。
別的媽媽到了生命最後，還能對孩子說些什麼，諸如你要做個勇敢的人、你要乖、長大要怎樣，但是張蕾說不出。說出來，就是刺痛自己，畢竟星星的未來也很有限。
而我將繼承她的遺願，在星星很短很短的人生裡，陪他體驗人生，直到他也需要臨終關懷的那一天，或許這是我為這對母子最後能做的事。
每回到湖北工作，我幾乎都去福利院看望星星。
星星基本上沒有出過福利院那個單間。只有偶爾天氣好、氣溫適宜的時候，阿姨抱著他，躲在離其他小朋友很遠的地方曬太陽。除了醫院，他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
但是這個孩子很有靈性，不知怎地，他彷彿知道自己生命有限。有一回他在屋裡玩推車，車上載著娃娃。阿姨路過，隨口說：“你要帶著她去上學？”
星星問：“什麼是上學？”
阿姨說：“就是學知識。”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學知識？”
“等你長大了。”
“什麼是長大，是像你一樣高嗎？”
阿姨不想告訴他殘酷的真相，只能點點頭，沒想到星星說：“那我可等不到。”
星星在屋裡玩
前年國慶時，我在長沙出差。接到星星身體惡化的訊息，於是趕往湖北。
那時他已經三歲多，在住院，已經出現持續咳嗽、呼吸困難、血小板低、尿檢蛋白尿，他需要定期輸血小板、打抗病毒藥物、蛋白酶抑制劑、免疫調節藥物維持，醫生已經用上所有能用的藥物，去撐起他的身體指標，但是收效甚微，繼續下去，他會慢慢走向腎衰竭。
我向院長提出一個請求，帶星星去露營。三年時光，對於人的一生來說短暫，但是對星星來說太漫長，“我想帶他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讓他呼吸停止的時候，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就是醫院和那棟房間。”
院長先是一臉詫異，接著滿面愁容，沒有回應。
我說：“就去一天。最近養一養，選一天情況比較好的時候，我打聽到一個露營基地，設施很齊全，我帶阿姨一起去，不會這一天出問題的。”
眼見院長還是沒有點頭，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將我和張蕾的事全盤托出。自認識張蕾第一天，到我幫助她“扔掉”孩子，再到把她送進福利院做義工，最後講出她的遺書。
院長瞪大眼睛看著我，嘴裡想說什麼，但是“你、你、你……”半天卻說不出來。
我為隱瞞和欺騙道歉。院長瞪著我，什麼也不說，拿起電話打給福利院兼職的醫生，“星星要去露營，回頭你跟他們一起去吧。”掛掉電話，看著我，像是在說這下你滿意了吧？
離開辦公室前，院長張嘴想衝我說什麼，我回過頭，他卻什麼也沒說，只是擺了擺手。
我們做好充足準備，選天氣最好的一天，出發前給星星輸了血小板。
那天下午四點，福利院的司機送我們到露營基地。途中星星一直站在我腿上，趴在玻璃上望向窗外，我緊緊抱著他的身子，他不時發出“哇”“咦”的感嘆，看見有車輛高速超過，就說：“車子飛起來了！車子飛起來了！超過它！超過它！”
露營基地是可以給我們搭好帳篷的，但我執意要了一個帳篷自己搭，星星坐在推車裡看著我們搭帳篷，一臉困惑，我過去問他：“你猜這是什麼？”
他撓撓頭，“這是……這是……”想了半天但什麼也沒說出來。
“這是我們晚上要睡覺的房子。”
他一臉驚奇，撓撓頭，“房子？”
這是他第一次來到真實的人間，想象不出帳篷和房子有什麼關係。
當晚露營
晚上我們燒烤，阿姨抱著他，看著我燒烤，小傢伙一眼不眨地盯著燒烤架，當肉變顏色的時候，他又一臉困惑地指著肉，瞪著碩大的眼睛望著我，等著我解釋給他聽。
我說：“剛才是肉一歲的時候，現在兩歲了。”
“它幾歲的時候我們可以吃？”星星拍著手鼓掌。
夜幕稠密，繁星如鑽石般灑進黑絨布，我抱著他看繁星。我問：“你是哪顆？”
他傲嬌地說：“我就叫星星呀，這全是我的。”
紀良安與星星的合照
最早聽到這個故事，我忍不住問自己一個問題：
要是我的生命還剩下兩年，我會幹點啥呢？
第一反應是，我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享受這個世界所有的快樂。
這樣想是真的爽，但是轉念一想不對，我把錢花光了，家裡咋辦呢？我還有牽掛的人呢。
為了牽掛的星星，張蕾改變原來的生活，每天到福利院照顧孩子。在這個過程中，她漸漸找到人生的價值，直到去世前，對人生是滿意的。
網上經常有人問，什麼能讓自己變得更好呢。
我想答案不是什麼，而是誰。也許就是你牽掛的那個人，能讓你變得更好，人生更有意義。
想到這兒，我有點感慨，要是能早點看到這個故事就好了。
我管紀良安要到張蕾的遺書照片，放出來給大家，也節選了部分碼成字。張蕾的想法，應該能代表很多對自己不滿意的人。她的轉變啟發了我，或許也能啟發螢幕前的你。
張蕾的手寫遺書全文
“當您收到我的遺書的時候，應該是我即將昏迷或喪失意識之前，很抱歉由您來承接，因為我也實在找不到其他人了。想想也覺得這一生活的好失敗，當生命走到尾聲，才抓緊時間拼業績。在我不值一提的人生裡，您毫不疑問是我人生的一縷光，我試想一下沒有遇到您，我的人生會是怎樣的？
要麼我自殺成功了，或是在產科溜走了，我要麼再次自殺成功不堪地死去，要麼遭受著別人的指點，在出租屋裡死去，等著幾天後有人發現孩子死去。我的前男友談起我不過是‘那是我一段不成熟的感情’，我的母親談起我‘這個賠錢貨’，殯儀館多了具遺體，我死之前恨死這個世界，恨壓榨我的上司，不愛我的母親，劈腿的男友，不知何時感染的艾滋，總之就是都是你們的錯，站在旁觀者看我自己，也覺得挺討厭的……
我的人生好像真的是我得艾滋的那一天開始的，現在我死了，前面的人生沒有一件事值得回憶。這樣想想，艾滋病也不算太糟糕，至少讓我覺得我像個人了……
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能做的只是在還有呼吸的每一刻好好愛遇到的每一個人，只是虧欠您的，我這輩子是無法償還了，我隨信含有一個銀行卡，密碼是xxxxxx，也不多，幾萬塊錢，我知道是無法抵消，但我也能做到這裡了。另外，我的案例如果對您今後的職業研究有任何價值，我願意公開我的所有病例，照片。
最後的最後，我還想囑託您關於星星，我知道您的專業性一定會比我做得更好，就算是唯一一次以母親的身份留下印跡吧，星星到了那一天，不要插管，不要搶救，他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得到饋贈，就不要讓他遭受痛苦了，告訴他，他的媽媽是個壞人，讓他忘了她吧。”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大五花
你剛剛完成了 9600 字的閱讀
用時約 20分鐘
如果你想閱讀更多【有愛孤兒院】的故事，可以點選下方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