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花度假村》:執象而求的幻滅

HBO的劇集《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已經落幕,相比於前兩季的高潮迭起,第三季節奏可謂漸入佳境。末尾浪花翻湧的瞬間,想到蘇軾那句“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一方面深感美劇的文學性,另一方面也對編劇的功力心悅誠服。

在《白蓮花度假村》中,以夏威夷為背景地的第一季,主題圍繞金錢與階級;以西西里島為背景地的第二季,主題落在性與慾望;以泰國為背景地的第三季,主題則聚焦靈性與死亡。而對特權、偽善、心理投射現象的諷刺批判,則各有側重地貫穿了三季。
作為一位白人編劇,麥克·懷特並未重複前Metoo時代的沉痾,而是一直處於觀念革新的火線。尤其是在性別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今天,麥克·懷特的即時與敏銳,也體現在他對性別議題的動態把握上。
而這種動態把握的核心,即創作者十分清楚,性別只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界分,現實中人的差異並不完全取決於性別。

|《白蓮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的多米尼克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依據不同的靈魂選擇,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慾望主導的人,他們愛錢如命,適合從事生產與買賣。
第二種是意志高昂的人,他們追求的是金錢買不到的榮耀,因此適合守衛城邦。
第三種是理性的人,他們既視物質如糞土,也視虛榮如浮雲,唯有這樣的人才會致力於理想的探索,才知道城邦該如何治理、規則該如何確立。
讓貪財的人去保家衛國,國家遲早會被這種人出賣;讓追求完美或享受榮耀的人當了鞋匠,可能下輩子才能造出一雙精品的鞋子;而理性的人,則正好對應了《論語·為政》裡的“君子不器”。
柏拉圖認為,這些靈魂本身沒有對錯,錯的是出現在不適合的賽道。而一個合乎正義、運轉良好的社會,則是儘可能地讓人適才、適性、適所。
在《白蓮花度假村》裡,人物身上集中體現的矛盾性,即內在需要與表面訴求、自我認同與實際行為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割裂,顯得心口不一、執象而求。
所謂執象而求,即執著於事物的表象或外在特徵,並以此為依據進行探求或追求。這種經不起推敲和考驗的偽理想主義一經破產,往往會構成諷刺力度拉滿的戲劇效果。
比如《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來自美國南方的蒂莫西(Timothy)一家,大學選修佛教的女兒派珀(Piper)看似是最理想主義的一個,但隨著劇情推進,你就會發現這只是她的自我標榜,其人格底色和周圍人並無本質不同。

|《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派珀與維多利亞

這個異類剛一踏上泰國度假村,就被“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異域風情吸引,她告訴母親要在當地寺廟長駐一年,以親近佛學。派珀的母親維多利亞(Victoria)是個刻薄寡恩的精緻利己者,面對女兒的執念,她知道硬剛無用,於是就讓她和弟弟去寺院小住一晚。
維多利亞的老謀深算在於,人教人百般無用,事教人一發入魂,她堅信“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現實規律,很快便能教會從沒吃過苦的女兒“害怕貧窮”。
不出所料的是,養尊處優的富家女第二天就放棄了出家計劃,原因在於她無法接受寺廟裡的蔬菜不是有機,在於房間小到無法下腳,在於床墊上有日積月累的汙漬,在於那裡甚至沒有安裝熱帶季風氣候中不可或缺的空調。
在女兒從“在現代虛浮社會之外尋找精神淨土”的理想主義人設無縫皈依泥沙俱下的淺俗人群之際,維多利亞簡直就是長舒了一口氣;當前者略帶哭腔道出“我知道我不該在意這些身外之物,但我就是很在意,一想到我是個凡事都有標準的小公主,我就覺得很可悲”時,維多利亞幾乎是在笑著安慰她。
此時,無論是反省自己過不了苦日子的女兒,還是邏輯自洽到“富人不好好享受生活才是對不起窮人”的母親都不知道的是,一家之主實際上已經破產,未來等待她們的,正是一望無際的苦日子。

|《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克洛伊與薩克森

而在第三季的劇情中,同樣因執象而求而左右瓣蒜的設定比比皆是:
薩克森(Saxon)以為自己是萬花叢中的頂級獵手,實際上遇到特殊癖好的要求就嚇得退避三舍;塑膠姐妹花以為能融入泰式節日風情,結果被熊孩子的水槍呲到落荒而逃;貝琳達(Belinda)以為自己心懷創業理想,可是拿到天價封口費後,立刻拋棄了滾過床單的夥伴;瑞克(Rick)以為自己手刃了殺父仇人,實際卻殺掉了自己的生父。
當然,最值得玩味的還是景區保安與伴舞小妹的本土組合。
蓋濤(Gaitok)謹小慎微了一整場,最後卻“防衛過當”地替老闆娘報了仇,順利上位成為貼身保鏢;而約會時教導蓋濤“你有很強的道德感,這是好事,但你必須在這個世界上存活”的珍珠(Mook),則以潔白無瑕的名字,隱喻了凡人與魔鬼的浮士德交易,她激勵前者的“上進”,實質是拋棄雜念以追求價值單一的世俗成績。

|《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蓋濤與珍珠

前《花花公子》臥底兔女郎、著名的女權活動家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晚年曾在自傳《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中反思了一段過往的情感經歷。

當時她與某富豪維持關係,違背了自己獨立女性的原則,只因在各地奔波演講太辛苦,才看上了富豪的車接車送。
這件事的荒誕之處在於,當事人為了更好地傳播平權,於是選擇了一個性別意識上落後於平均標準的既得利益者。
而它留給我們的思考則是:錯誤的過程,是否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這份根植於人性深處的妥協軟弱,是不是對人物所持立場的深刻背棄?
在《白蓮花度假村》第一季中,瑞秋(Rachel)的故事裡也蘊含了同樣的違和感。
訂婚後長期賦閒的瑞秋,夢想是當一個自由記者,而她的富二代男友夏恩(Shane)卻只想她當好嬌妻,雖然後者的家底的確殷實,但言辭之下也難掩對瑞秋事業的鄙夷。
兩人因此陷入爭執,一方面,瑞秋的自我認同是一個現代女性,她強調自己不僅要工作,而且有遠大的職業理想;另一方面,夏恩與她簽訂了婚前協議,這意味著一旦關係有變故,就要承受被始亂終棄後難以適應職場的風險。
事情的轉機,是瑞秋在度假村碰到了寫過的女企業家,在提及令她自鳴得意的那篇《科技業十大影響力女性》時,兩人親切友好的交談很快被後者的直言不諱所打破,在當事人妮可(Nicole)看來,瑞秋的行文已經糟糕到了惡意中傷的程度。
在瑞秋的筆下,妮可被描繪成了一個精通算計的爽文大女主——“你讓讀者覺得公司是為了照顧輿論才讓我升遷”“搭上反性侵運動的便車”“把公司受害女性當墊腳石,偷偷實現自己的野心”——而這不僅不符合事實,更傷害了Metoo的理念。
用上帝視角來看瑞秋其人,便是志大才疏,如果說碰壁前的劇情都是“志向遠大”,那麼她“才華有限”的真正體現,並非始於一篇存在問題的報道,而是取決於她的事後態度。

|《白蓮花度假村第一季》中的妮可與瑞秋

晚餐時再碰到妮可一家,瑞秋便對男友竊竊私語,鄰桌那位從前令她高山仰止的女企業家,此刻已經淪為“討人厭的臭婆娘”。
換句話說,妮可尖刻卻不失真誠的批評,並未在瑞秋心裡泛起一絲一毫的積極影響,她沒有對自己的問題進行反思,也沒有把握這一當面受教的寶貴機會,而是一股腦地將所有的不甘憤懣,轉化為對直言者的記恨詆譭。
這一切的應對,都體現了瑞秋既不是一名合格的創作者,也不具備成為合格創作者的潛質。
而瑞秋經此挫敗,彷彿被提前抄了後路。
一方面,她意識到自己淪為夏恩的花瓶,因此想要掙脫出來,找回主體性;可另一方面,妮可劈頭蓋臉的看空,又證偽了她自食其力的潛能,不僅未能形成激勵,反倒令她重新倒向紈絝子弟的懷抱。
麥克·懷特筆下的瑞秋的確非常立體、非常複雜,也非常典型。但這種典型不是關乎女人,而是關乎於人。縱觀三季劇情,編劇對男性角色的諷刺尤重,如第二季對“女權表演藝術家”的編排,就早於邵藝輝的《好東西》整整兩年。
換句話說,麥克·懷特未曾偏袒任何一種性別,他只是平等地書寫人的複雜。

|《白蓮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的伯特與阿爾比

具體到瑞秋這裡,她執象而求的幻滅不在能力不濟,仍關於思想層面的知行相悖——一方面渴望迎來新天地,另一方面又積極擁抱舊價值。
瑞秋放棄掙扎的路徑,正對應了波伏瓦的名句:
“女性常常被各種看似誘人的選擇所包圍,這些選擇並不要求她們奮發向上,反而鼓勵她們順從和滑落,最終可能陷入極樂的幻象中。當女性意識到自己被這些海市蜃樓所愚弄時,往往已經為時已晚,她們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經被耗盡。”
在任何一場觀念變革中,都需要有人自覺承擔代價,為自己的信仰買單,並主動成為自己所在陣營的叛徒。
一箇舊體系之所以能夠存活,恰在於它為參與者提供了層次分明的進階通道,益處不僅昭然若揭,甚至唾手可得。可如果人人都慣於在舊體系、舊潮流、舊價值中安身立命,這個世界就永遠不會有希望。
許鞍華電影《明月幾時有》裡有個片段,葉德嫻飾演的母親勸周迅飾演的女兒不要再替短槍隊送情報,就語重心長地勸說她“打日本人,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也不少”,而女兒的回覆則是:“如果每個人都這麼想,我們就真的等不到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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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354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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