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護者說｜胡泳：相簿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胡泳

一

父親在客廳裡有一個固定的觀看電視的位置，在他不伏案寫作的時候，就坐在那裡無聲地看電視。無聲的意思是電視機被設定成了靜音，因為父親的失聰，使得他不論電視裡的人說什麼都聽不見，他只是看字幕而已。

我習慣了他看電視的時間以及姿態。父親無論做什麼都是井然有序的：他辛辛苦苦用筆在稿紙上寫下的數以幾十萬計的文字，總是碼得整整齊齊，分門別類地裝在信封中；家裡的儲物箱，不論大小，他都會用馬克筆在上邊清清楚楚地標記，箱中的什物都有什麼；如果我有東西在家裡找不到，比方說我需要捲尺，只需在他耳邊吆喝一聲：“老爸，捲尺在哪呢？”他很快就會像變戲法似地拿給我。

在他被檢查出癌症、十分痛苦的最後時日，我發現，他看電視的時間少了，而是悄悄地做起一件事：他把書架上的幾十本家庭相簿搬到自己身邊，一本一本地翻，然後把一些照片抽出來。這些相簿，整理得一目瞭然，每一本都有目錄，每一張照片都標註了拍攝的時間和地點。

有一天下班回家，我發現父親被一堆照片包圍著，苦著臉，孤獨而無助。“需要我幫忙嗎？”我問。“不，”他說，“這些相簿是我的，我自己來。”

起初我沒有在意，覺得他可能是藉此回憶過去的時光；後來，我看到他身邊多了個塑膠袋，他把抽出來的那些照片丟進袋子；再後來，我發現那個袋子進了門口的垃圾桶。

我趁他沒注意，把裝滿了照片的口袋撿回，再把照片悉數取出，放到一個大盒子裡。當時為了父親的病手忙腳亂，盒子我也沒顧上清理，就放在一旁，一時置諸腦後。

直到父親故去，我再去翻檢相簿，觸目的是大量的空白。我這才意識到，父親是有意想把其中的一些照片清理掉。

二

相簿是媒介快速變遷時代行將消失或者說已經消失的一樣東西，讓我本著媒介考古學的精神，為數碼人類簡單描述一下：相簿通常是一個帶有封皮的用來裝固定尺寸照片的軟夾子，四五個這樣的夾子合在一起放入一個盒子，這樣就可以立在書架上。每一個夾子可以像書一樣一頁頁地翻，而每一頁都有開口的塑膠膜用來裝入照片。進入相簿的照片是用膠捲相機拍攝、之後拿到街頭沖洗店裡沖洗出來的，曾幾何時，這種沖洗店遍佈城市的大街小巷。

有那麼幾代人熟悉相簿，家庭相簿曾是當年許多中國家庭的日常。我父母有他們單獨的相簿，我自己兩口人的小家庭也有我們單獨的相簿；當然，在有了孩子之後，小家庭不太在意前兩種了，後來添置的相簿，裡邊清一色全都是孩子的照片。然後，孩子漸漸大了，網際網路漸漸籠罩了我們，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已經停止使用相機、沖洗照片、歸置相簿，影像變成了數字流，儲存在電子裝置裡。偶爾有學生沖洗我講課或者出席活動的照片，將它們裝進一本相簿，作為禮物送給我，這樣的舉動幾乎讓人覺得是史前孑遺了。

但我對相簿有著格外特殊的感情。父親的老相簿，是我小時候的玩具之一。

我當作玩具的老相簿，和後來的那種有封皮、有盒子、有塑膠薄膜的相簿截然不同。它是一個像會計賬本一樣的簿子，一前一後是兩個硬紙板，左側有四個孔，穿上紅色的毛線繩並打結，以防簿子散掉。開啟用作封面的那個硬紙板，被穿孔的毛線繩所束縛的，是一頁頁印著淺綠色細花紋的厚紙，而大大小小的照片就用“相角”固定在厚紙上。照片無一例外皆為黑白，在頁與頁之間有一層薄薄的透明紙，那是我小時候用鉛筆練字的地方。

父親很珍惜這本老相簿，他看到我的塗鴉，呵斥我，要我用橡皮擦去，並說我胡鬧，作勢要打——但並不會真的打。我從小不怕他。

這相簿吸引我的，不僅僅是父親身著戎裝的照片——小時候，我無比自豪：我爸是軍官！真的穿著1955年解放軍授銜時的全套軍裝！有大蓋帽、領章、肩章，還有武裝帶！他還去朝鮮打過仗，得過勳章！可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年輕軍官的他和我小時候看到的他聯絡在一起：穿著老棉襖，戴著皮帽子，拿著個丈量尺，滿面塵土，在農田裡走來走去，身為北大荒兵團一個小小連隊的統計員。

他告訴我：相簿裡的好多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哇，上世紀50年代，他就玩攝影了？我忍不住問：那你的相機呢？他說：相機是公家的，他是部隊的俱樂部主任。

照片裡竟然有海口風光、廣州紅花崗、五指山下的苗族姑娘、“天涯”和“南天一柱”的石刻……父親說，為了讓照相的時候石刻清晰可見，他和戰友甚至架起梯子，爬上去把這幾個字塗白。這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就屬於傳奇故事了，令我在冰天雪地的黑龍江，開始憧憬椰林搖曳的三亞。

而且，我最愛不釋手的，是父親別出心裁的照片排列。照片擺放得錯落有致，大小得宜，在照片的上邊、下邊或中間，穿插了各種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美術字，充當整個相簿的導覽。“戰鬥年華”“生活在祖國的邊境”“生活的一頁”“碧海紅波”“因為我們熱愛生活……”等標題，為我上了人生第一課。我暗暗立志，自己長大以後要成為像爸爸那樣走南闖北的人。不僅如此，這種審美還深刻地影響了我們仨子女，我記得，哥哥的大學相簿，不折不扣地就是父親創意的翻版。

所以，這本老相簿，不只是我的玩具，它是我的啟蒙讀物。

三

老相簿的封底封面都是紅色，只有右側前後的四個角塗成綠色，大概象徵著相角。它不像後來我給父母買的相簿，有漂亮的封面設計，印著英文的Photo Album字樣，標明“4R200過塑紙芯相簿”，有的還會登載一句漂亮的格言：“每個人都會留下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比他發現時更優美。”

父親走後，這本老相簿一直靜靜地躺在書架上。它彷彿承載著父親對我的交待，雖然它到底實際交待了什麼，對我來說並不明確。它暗啞發黃的畫面，部分脫落的相角，有些地方不知為什麼遺留的空白，彷彿有種催眠的力量，令我入迷。有時我會久久地望著它，什麼也不想。有時我撫摸打結的紅繩，想到父親無數次摸過同一根繩。

不論父親想同我說什麼，他和我之間，已然出現巨大且不可逾越的鴻溝。雖然照片能夠儲存他的面容，但我們彼此對話的願望是空想。看似我們藉助媒介——不管是文字、照片還是音影片——部分戰勝了死亡的終極性，但所有這些東西，終究不過是凝固在琥珀中的化石。

作家杜布拉芙卡·烏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ć）有句話：“相簿比相簿的主人更長壽。”我父親，在風華正茂的軍人時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照片；之後就是三十年的大段空白，我都拿不出一張幼年時期的父子合影。只是到了離休之後，他才開始擁有一本一本的相簿，裡邊插滿彩照，洋溢著數世同堂的家庭快樂，勾勒著豐富多彩的晚年生活，記錄著老兩口壯遊山河的行跡，甚至還有天涯海角的舊夢重溫——而這時的三亞，已經遊人如織，父親當年攀爬的巨石，被團團圈起來，只有繳費才能拍照了。

在我心情較為寧靜的時刻，翻看父親的老照片，會激起一種奇妙的情感——既有連線感，又有錯位感。彷彿透過這些被定格的瞬間，我得以窺見另一種現實——一個個曾經鮮活流動的時刻，如今卻僅存為迴音。這些形象在腦海中留下揮之不去的疑問：父親在那個瞬間在想什麼？當他被鏡頭捕捉時，我又身在何處？早期他衛戍海疆，我還是一堆散亂的原子；我出生長大，他經受屈辱和恢復名譽；他成為愛好古詩詞和寫遊記的老人，而我忙著一路學習、養育和工作；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形象會在未來的日子裡，被我凝視、揣測、從來無法舍下？

任何對照片的觀看都近乎窺探——不是膚淺的探入，而是透過一扇小小的、未設防的視窗，悄然進入他人生命的體驗。每張照片的邊框（例如，父親的黑白照片大小不等，而彩色照片的相簿上，則標明瞭10x15cm的尺寸），既構成了觀察被攝物件的視窗，其實也是進入觀看者內心的窗戶。因為，觀看並非完全被動。注視得越久，這種體驗便越像是一場探尋——尋找某種隱藏的意義，找到將這些靜止的畫面串聯在一起的無形的線，將看與被看雙方彼此連線。照片變成了一道謎題，一張情感的地圖，一個無聲的對話——彷彿，只要凝視得足夠深，沉浸在形象的裂縫與光影交錯之中，就能穿過一條隱秘的通道，步入另一片時空——在那裡，過去從未真正逝去，而是靜靜等待被重溫。

照片被拍攝的時間與後來觀看的時間之間，形成了一種悖論般的間隙。過去和現在在這單向的注視中交錯，時間彷彿在無聲中滲透、重疊，使我們與照片中的人物既遙遠，又相連，為同一片光線的捕捉所束縛。

也許，這正是攝影的力量，也就是相簿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儲存記憶的工具，更是一種喚醒的媒介。它提醒我們，每一張照片，不論多麼尋常，都曾在某個時刻真實地存在——呼吸著，跳動著，充滿感知。而當我們注視它們，我們也成為了那一刻的參與者——一個試圖觸碰那些稍縱即逝、卻又深藏在光影之下的秘密的觀察者。

可是，我果真能觸碰到秘密嗎？如果照片是謎題，我能解謎嗎？比如，在父親的最後時光，他為什麼要整理照片，並且想把一部分照片丟掉？如果照片是回憶的副本，那麼他想放棄哪一段回憶？

在父親的骨灰盒前端，有一個小小的放照片的位置，哥哥囑咐我，記得安葬的時候，帶上父親的1寸標準照。我覺得我把照片裝進了口袋，結果到了墓園，竟然到處找也找不見。葬禮後數月，在書房裡，那張證件照大小的照片，不知從什麼地方掉出來，無聲無息地來到我腳邊。我無意中瞥見，看到爸爸熟悉的、溫暖的面孔，立即被牽動了神經，失聲痛哭起來。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哭，止也止不住，回憶和情緒就像氣球，而照片則猶如尖刺，嘭地引爆一切。

我至今沒有動放在盒子裡的那些父親不想要的照片。有好幾次我想精挑一下，把挑出來的插回相簿，但每次開啟盒子，疼痛就會從裡面湧出來。如果我觸控照片，指尖彷彿能感受疼痛。

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回憶父親，說到他在父親臥室的壁櫥裡，找到幾百張照片，“以一種近乎瘋狂的興致審視這些圖片。我覺得它們難以抗拒，非常珍貴，近乎聖蹟。它們似乎可以告訴我那些我以前並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隱藏的真實，而我仔細研究每張照片，全神貫注於最微小的細節，最無足輕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影像成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遺失任何東西”。總有一天，我也要如此審視父親的照片，不管是他保留的，還是他想扔掉的。然而現在我還做不到。

四

所以照片是什麼？就是一張張佈滿了“情感”的紙。照片確實帶有情感色彩，就好似被電磁蝕刻過一樣。我們精選出來的照片一定都是開心美好的，並且我們也不大可能把同自己不太親近的人的照片儲存在自己的相簿裡。惟其如此，事後開啟相簿來看，所有的照片都讓人想起空虛、失落和悲傷。

所謂老去，就是成為一個漸漸消失的世界的見證人。有一次，父親翻照片，我走到他身後問，“你看照片啊？”他指給我看農場首屆老幹部運動會的合影，“這些人中超過半數都已經死了”，他對我說。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寫過《一位年輕女士相簿上的詩行》（Lines on a Young Lady's Photograph Album），這是為他贏得聲譽的第一本成熟之作《少受欺騙的》（The Less Deceived, 1955）的開卷詩。他選取相簿作為自己的書寫物件，照片成為了時間流逝的象徵。“每張小小的快照都被/焊接在它的相框裡。”這裡的“焊接”傳達了一種冰冷的、不可更改的意味——照片中的世界是封閉的，時間被固定在其中，雖說能讓人憶起過去，但現實卻不可能停留在那個片刻。這讓人既感到溫暖，又充滿惆悵。

溫暖是因為照片給我們人依舊在那兒的感覺；惆悵是因為透過照片而留下的痕跡是幽影般的，只是象徵性地提供了離散的親人的存在。照片既可以對抗時間，比如存留年輕女士的青春與美；也凸顯時間的殘酷，因為美的時刻轉眼逝去，現實中的人和物都發生了改變。

拉金對年輕女士說，希望“如天堂般將你珍藏”，這表明作為一個詩人，拉金清楚地意識到詩歌要承擔保衛有限存在的責任。拉金認為，詩歌寫作是為了“儲存我所看到、想到和感到的事物……儲存的衝動是一切藝術的根本”。他寫到的攝影，其實和詩歌一樣，代表著人在日常生活的有限存在中，對必死侵蝕力量的抵抗。

恰如奧斯特所描述的照片的神奇效用：“我失去了父親。但同時，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繼續全神貫注地細看它們，他就好像仍然活著，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著，至少也沒有死。或者更確切地說，他以某種方式被懸置了，被鎖在一個與死無關的宇宙，在那兒，死亡永遠不得其門而入。”

塞滿書架最底下那一排的家庭相簿，是我的人生保護傘。它們是我的父母存在過、感受過、愛過的證明。它們也是我用來對抗時間洪流的護身符。拉金所說的“從眼睛到冊頁的距離”，這麼短又那麼長，我可以用父親的丈量尺，無限地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