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ine Low是中國時尚行業不可忽略的存在。近四十年的時間，她走遍了無數T臺，從模特到秀導演，跨越大洋，經歷了行業的起起伏伏。與她的對話像是一位故友，沒有高談闊論的開場白，而是娓娓道來，帶著一絲歷經世事的從容。她的故事像一幅緩緩展開的畫卷，模糊卻熾熱，穿過時間，直抵人心。

Christine Low不像這個行業的許多人那樣時常被提起，若不刻意追尋，便與我們擦肩而過。但在行內人眼裡，她的存在是一種穩固而精準的支撐——關鍵時刻，總有她在。那些關乎舞臺秩序、節奏、氛圍與美感的事，很多時候也是由她這樣的人默默構建出來的。對於中國時尚行業的從業者來說，她是啟迪與標杆，而她卻早已將那些輝煌拋在身後，迴歸到更真實的生活。

和大多數女孩一樣，小時候，Christine Low常趴在老舊的木桌上，翻著從親戚家借來的外國時尚雜誌，鉛筆在泛黃的紙頁上畫著她想象中的房子，眼睛裡滿是對美的渴望。那時的她，可能從沒想過，童年裡那些偷偷翻看的雜誌，會在若干年後成為她腳下的路，甚至一生都沒有離開。直到某天，她在櫃檯工作的身影被模特公司看中，站上了人生第一場T臺——一場髮型秀。那一刻，聚光燈灑在她身上，她的世界被點亮。“我記得很清楚，第一次站上T臺是興奮多於緊張。”她回憶道，聲音裡帶著一絲少女般的雀躍，“那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在米蘭當模特時期的Christine

這似乎是一種宿命。有些人天生就註定要與美為伍，Christine就是這樣的人。年少懵懂時，命運就為她推開了一扇門，把她帶進了時尚的世界。她笑著回憶：“我小時候就喜歡一切漂亮的東西，音樂、雜誌、建築，甚至交帥氣的男朋友，這些喜好好像早就註定了我會走上這條路。”從新加坡到香港，再到被歐洲經紀公司選中，短短兩個月，她就開啟了五年的海外模特生涯。

五年模特生涯，對她而言是被美包圍的青春旅程。從服裝到街頭的精品店、古老的建築，再到週末音樂廳的節奏，她對美的感受從平面變成了立體。米蘭的街頭，成了她最難忘的記憶：蹦迪後和男友在街邊吃早餐，街燈昏黃，空氣裡飄著咖啡的香氣，兩個人慢慢走回家，腳步輕快得像在跳舞。她回憶時，我隔著電話都能感受到她眼裡亮亮的光：

Christine對音樂的熱愛貫穿了她的整個青春。她喜歡音樂，喜歡蹦迪，米蘭的夜店裡，她總能跳到凌晨，笑聲比誰都響。這種對音樂的敏感，也讓她在模特生涯中多了一份獨特的視角。她回憶道：“我一直覺得音樂和時尚是分不開的，一首歌能讓整個秀場的情緒都活起來。”正是這份對音樂的熱愛和敏銳，讓她開始從臺前走向幕後，埋下了日後成為秀場導演的種子。 

這段青春歲月也讓她對美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米蘭的後臺，她常常聽設計師們討論服裝背後的靈感，那些關於情緒和故事的解讀讓她第一次意識到，時尚不只是外在的呈現，更是一種情感的表達。這五年的經歷，不僅是她職業的起點，更是對她審美世界的啟蒙。她為美跨越大洋，遠赴異鄉，這場遠行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是她對美最初的追索，為她從臺前走向幕後埋下了種子。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內地時尚才剛剛起步。Christine第一次被香港貿發局邀請參加時裝週，隨後又陸續參與了內地多個時裝週。回憶起那段日子，她仍帶著笑意：“當時的中國內地模特團隊非常有紀律，臺步和動作複雜得像一場完整的舞臺劇。每人要換四五套衣服，後臺沒有穿衣工，全靠自己，忙得團團轉。我們一群從國外回來的模特也不例外，怕走錯，就在後臺地板上滿地畫箭頭標記。”她感慨，如今的秀場流程早已精簡許多。一個模特通常只走一到兩套造型，有專人協助換裝，臺步也從當年的誇張轉身，變得更注重氣場與節奏。

“那時候的T臺，有點像即興劇場。模特要大幅度地擺動身體，360度轉身是常態。現在回看，可能有些滑稽，但那種原始的生命力特別打動人。”在那個混沌卻充滿可能性的年代，沒有標準流程，也沒有現成規則，每個人都在邊走邊試。T臺上的每一步，都是對“美”的一次試探。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Christine學會了用身體、節奏和情緒去感知、去表達，從而真正理解了“美感”這件事的深層含義。

Christine的光芒從未侷限於T臺，她對時尚的熱愛和敏銳直覺，早已讓她不滿足於只做臺前的模特。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她在香港時裝週青年設計師大賽中，第一次接觸了幕後工作。那是一場充滿挑戰的活動，8到10位新人設計師，每人要展示4-5套衣服，現場忙得像打仗。Christine回憶起那段經歷，笑著說：“那時候可沒有現在這麼方便，音樂得用CD放，我們用的是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現場播出來效果完全不一樣。”其中一位特別挑剔的新銳設計師對導演選的音樂一直不滿意，Christine憑著對時尚和氛圍的直覺，推薦了一首她覺得更貼合設計的曲子。現場播出後，設計師驚喜地說：“This is it！”導演也注意到了Christine的天分，活動結束後問她要不要試試下一場活動一起做幕後工作。

Christine就這樣開啟了她的幕後之路。起初，她與那位導演合作了幾場活動，從最基礎的小型店鋪秀做起，最早一場只有4到6個模特，但她依然做得井井有條、有聲有色。

生活炙熱耀眼，但也總有灼傷人的部分。原本，她可以繼續在T臺上發光，但命運的波折與行業的流轉，悄悄把她引向了另一條路。20世紀90年代末，Christine的第一任丈夫去世，那段時間她幾乎失去了方向。T臺的燈光在她眼中也變得刺眼起來。是在老朋友的鼓勵下，她開始嘗試參與一些幕後小型活動——從商場店鋪秀，到香港時裝週，再到連卡佛的品牌專案，她一點點重新找回了屬於自己的節奏。

21世紀初，中國奢侈品行業迅速升溫。Louis Vuitton、PRADA、Gucci 等國際品牌陸續進入市場，上海和北京迅速崛起為時尚活動的核心城市，各類釋出會與大秀如潮水般湧現。Christine 帶領的團隊開始頻繁往返兩地，節奏愈加緊湊，也充滿挑戰。正是在這個階段，她的第二段婚姻悄然出現裂痕，感情的動盪讓她疲憊不堪。為了從情緒中抽身，她主動請纓搬到北京，開設了一家分公司，將全部心力投入到工作中。她帶著團隊接手了多個奢侈品牌的重要專案，憑藉對時尚的熱愛和敏銳的判斷力，贏得了客戶的信任，也逐漸在行業中站穩了腳跟。從臺前到幕後，從模特到導演，這條路她走得並不容易，卻始終堅定。

從T臺到幕後，Christine的視野逐漸拓展，腳下的路也從個人成長延展為一個時代的路徑。她參與的眾多大秀，像是一座座隱形的座標，標註著中國時尚從邊緣走向主場的漫長旅程。Lanvin、Louis Vuitton、PRADA……這些名字不僅構成了她職業履歷的重要節點，也是中國團隊在全球時尚體系中逐步站穩腳跟的註解。

在21世紀初，奢侈品牌將大秀帶到中國仍屬罕見。那時，國際上尚未真正重視這片市場。但就在2002年，剛加入Lanvin的Alber Elbaz，便把自己的首個系列帶到了上海。2005年，他又將一場盛大的Lanvin秋冬釋出落地北京中國美術館。杜鵑在現場翩然起舞，呂燕開場，張曼玉現身觀秀……那場秀，以當時標準而言，幾乎是“破格”的。

這也是Christine至今最深刻的職業記憶之一。那是一週與Alber朝夕相處的經歷。她學到的不是具體的技巧，而是風度、氣場與氛圍排程的高階直覺。Alber雖然名氣如雷貫耳，卻親切得像一隻總在搖晃的企鵝，排練間隙，他常悄悄遞給Christine一塊巧克力，輕聲說：“放鬆點，Christine，時尚是快樂的。”

真正讓Christine動容的，是大秀當晚的現場。黑暗之中，杜鵑如芭蕾舞者般掠過，劉野筆下的芭蕾女孩緩緩投射在呂燕的身影上，影像逐漸淡去，音樂響起，她轉身離場。下一秒，蔡琴在廣場中央開嗓，歌聲在月光中緩緩鋪開。Christine站在控臺後，淚水悄然滑落。那一刻不是因為某一個片段動人，而是所有元素——節奏、光線、情緒——恰如其分地匯聚。“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時尚是有治癒力的。”多年後回望，她仍將那場秀視作一次精神高地的抵達。不只是工作完成，而且是一種深度的共鳴，也象徵著國際品牌與中國時尚真正的彼此理解與成全。

在此之後，中國時尚舞臺上的標杆事件不斷上演。她帶隊完成了Louis Vuitton在上海的集裝箱男裝秀——一場在極短時間內落地、流程精密、節奏緊湊的高難度大秀。海外團隊無法到場，所有溝通只能遠端完成，從緊急彩排到多方協調，每個節點都精準銜接。“我算過時間，Lauryn Hill那首歌唱八分鐘，我們要完成九十多套造型，每一位模特走完，音樂剛好落下。”她說。第二天清晨，望著窗外晴朗的天空，她覺得自己彷彿剛從一場看不見的風暴中走出。那不是一次平常的落地，而是一次體系與信任的全面檢驗。

而PRADA在北京郡王府的大秀，則帶來了另一種深沉的感動。那是一場近200人的跨地域協作，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工作人員，在第一時間響應集合。有人凌晨兩點守在手機前，只為搶下第一班通往北京的車票。在紅牆綠瓦的古建間，PRADA的極簡美學與東方建築的秩序悄然融合，模特穿行其間，燈光如水，彷彿時間在安靜地交錯。Christine站在後臺，看著每一位同事的身影被光線照亮，眼眶溼潤：“那是我見過最美的團隊合作。客戶對我們百分百信任，我們也盡全力回應。”

從執行層面來看，中國團隊已然具備極高的成熟度。但Christine也始終保有一種清醒：“我們在執行上已經非常強大，但創意仍然是我們的短板。”她坦率地分析：“節奏太快、改動太多，很多創意還沒來得及發芽，就已經被修改殆盡。到第五六稿時，只能妥協。這與我們的思維習慣有關，我們太擅長效率，但創意，是需要時間沉澱的。”她並不將此歸結為誰的錯，而是看作一個正在生長中的生態過程。

儘管仍有距離，但她對中國時尚的未來始終充滿信心。她欣賞Uma Wang的沉穩與文化質感，也喜愛Shushu/Tong帶來的年輕銳氣與國際表達。這些風格不同的品牌，共同構成了中國時尚日漸多元的圖景。“我們還不完美，但已經不在原地轉圈了。”她說。

這條“為美而走的遠路”，於Christine而言，既是職業的跨度，也是信仰的延續。從模特到秀導，從臺步的節奏到舞臺的氣場，每一次排練、每一次撤場，都在悄然雕刻她與“美”的關係。而這條路，仍在延伸。

如果說走向全球舞臺是Christine為美而走的遠路之一，那麼審美的變遷，則讓她對“美”有了更立體的理解。“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大家都喜歡高瘦型的模特。”她說，“但現在不一樣了，各種體型、各種年齡的人都有機會站上T臺。”

她並不盲目樂觀，對於當下流行的“多元化”表達也有疑問。“現在很多品牌都會安排一兩個大碼模特或者跨性別模特，總是那幾個面孔。形式感太重，機會分配太少。”她更喜歡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變化。她曾為一場秀挑選了不同年齡和體型的模特，後臺氣氛特別輕鬆，大家都聊得很自在。“那天有一位年長的模特穿著長裙走出來，臺下掌聲很響。我站在後臺，看了一眼，覺得挺動人的。”

然而走得越遠，她越清楚一件事：真正適合自己的，不一定是最流行的。“相由心生。”她說，“你內心不舒服，穿再貴的衣服也不會自在。”從前她穿緊身上衣和高跟鞋，現在八成是男裝。她喜歡寬鬆、舒服、有質感的衣服，比如Auralee、Kolor或者Lemaire等。“這些衣服十年後也能穿，不花哨，不費勁。”

她不再執著“必須怎樣才叫美”。站在T臺邊的時候，她更在意的是，一個模特走出來有沒有自己的氣場，一場秀結束有沒有讓觀眾記住某個片段，而不是看了就忘。

說起舊物，Christine的語氣輕鬆了許多。她從不刻意回憶過去，但有些東西，一拿出來，記憶就自然浮現。

1993年的MIU MIU托特包

她最珍視的一隻包，是1993年的MIU MIU托特包。那是當時的義大利男朋友送的禮物。“採訪前我還和他透過電話。他說，那年剛簽下一筆大專案，就跑去買了這個包送我。”她笑著說，“質量特別好，現在還沒壞。包角磨損了，內襯上還有一小塊紅色指甲油的印子。”她頓了頓，又輕聲說：“這個包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物件，它承載了很多珍貴的記憶。那時候的我，穿著高跟鞋在T臺上轉圈，覺得自己可以征服全世界。”這份對生活的熱情和對美的敏感，是她一路走下去的重要動力。

她也保留著幾件Phoebe Philo時期的Céline大衣。雖然已經穿不下，但每次拿出來看，仍能感受到那種“能扛事”的氣場。她展開其中一件深駝色的大衣，呢料厚實、肩線挺括又不失柔軟：“我記得買它的時候，正趕上香港時裝週最忙的一年。穿著這件大衣站在後臺，我覺得自己能扛下所有事。”她不是一個習慣回頭看的人。但當衣服、包、舊照片重新出現在手邊時，她也會停一停，看看當時的自己。

“這條路我走了很久，還沒走完。但我知道自己為什麼一直在做。”不是為了哪一場秀有多好看，也不是為了一張照片有多震撼。而是那些過程：團隊的配合，節奏的把控，看到一件衣服在光下被理解的那一刻——這些時刻讓她始終覺著值得。

她從不把這份工作稱為“夢想”，而是一種持續的專注，一種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