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金融評論報》報道,若要實現達頓提出的將留學生比例限制在公立大學總招生人數25%的目標,當前超過該比例的14所大學將需削減8萬個名額,這將造成約29億澳元的收入損失。

根據聯邦資料,達頓領導的聯盟黨承諾將新錄取的留學生人數壓縮至24萬,這將是自2006年21萬留學生入學以來的最低水平,甚至低於疫情期間邊境關閉時的水平。

(圖片來源:《澳洲金融評論報》)
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Mitchell研究所的分析指出,這一政策若落實,衝擊最大的將是澳洲的公立大學,同時也將刺激私立職業院校的海外生源增長,而這些院校頻繁爆出違規行為和簽證欺詐等問題。
Mitchell研究所的研究員Melinda Hildebrandt表示,2023年共有14所大學的留學生比例超出了達頓所提議的25%上限。要滿足這一比例,這些高校總共將需要削減8萬名留學生,這將導致高達29億澳元的收入損失。
此外,聯盟黨還提議提高留學生簽證申請費,將目前的1600澳元(已經是全球最貴),上調至八大名校的申請人為5000澳元,其餘高校則為2500澳元。

達頓(圖片來源:網路)
在所有大學中,悉尼大學的留學生人數位居第一,也將因此成為受影響最嚴重的高校。2023年,悉尼大學共有38745名本地學生和32420名留學生。按照達頓提出的25%上限,學校最多隻能招收12915名留學生,相當於需大幅削減2萬人。
該校2023年留學生貢獻的學費收入高達15億澳元,若限制人數,預計將損失約8億澳元。

Hildebrandt指出,相比於一年要花費約4萬澳元、持續兩到三年的大學課程,許多留學生在私立職業院校每年只需支付1萬澳元左右。
“如果不是削減私立學院,而是將大學入學人數削減3萬人,將導致約10億澳元的國際教育收入流失。”
她強調,聯盟黨提出的3萬人的削減目標,打擊的是高階市場,對大型大學造成的衝擊最大,而這些大學也正是擁有最多本地學生的地方,國際教育的經濟價值將因此遭受重創。
最新資料顯示,Albanese政府在過去18個月內實施的一系列管控留學生規模的政策,已開始見效。
2024年,共有322,360份學生簽證獲批,包括209,060份高等教育簽證和47,371份職業培訓課程簽證。
這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前,共有365,467份簽證獲批,其中大學課程192,602份,職業培訓課程91,275份。

圖文無關(圖片來源:網路)
澳洲移民協會執行長Peter van Vliet表示,政界應當支援那些真心實意、符合學術標準的國際學生,而不是將他們汙名化。
“已有很多研究表明,留學生並不是導致澳洲租房危機的根源,因為他們通常居住在學生公寓或與親屬合住。”
van Vliet補充道,留學生也在緩解低技能勞動力短缺問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淨海外移民規模恢復常態,政府也加強了誠信審查機制,以確保來到澳洲的是真正的學生,所以各方政客應停止將留學生作為問題的替罪羊。”
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也指出,留學生在填補勞動力空缺方面至關重要。
該協會表示,兩大政黨無論哪一方提出限制留學生數量的政策,對整個會計行業都將產生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