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100多年來成才率最高、世界最著名的中國大學”，既不是20年代的北大，也不是80年代的武大，而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
1937年11月，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為躲避戰火，合併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
8年抗戰，師生顛沛流離，靠租借民房上課；食堂吃的是糙米飯，校長靠擺攤貼補家用；白天要躲避日軍的轟炸，早晚才能在茅草屋裡上課……
然而就是在這種匱乏、戰亂的環境中，這所臨時拼湊的大學，卻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造就了無人比肩的教育奇蹟：2位諾貝爾獎得主，5位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14位“兩彈一星”功臣，174位院士，還有各行各業的頂尖人才……
西南聯大的奇蹟為何無法複製？學者和校友總結，西南聯大的三個治學態度，當代大學能得其一，已經算是好大學，而能得其三者的，則根本沒有。
西南聯大最大的特點就是學術自由。教授上課講什麼、怎麼講，全由自己決定。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校方從不干預師生的政治思想。
不管是進步、保守，還是中庸；不管支援哪一個黨派、持哪一種政治觀點，雖各有堅持，但都能互相包容。教授們只是指導學生如何思考，卻從不指導他們該思考什麼。
在西南聯大，學生和老師爆發爭論是家常便飯。老師常開同一門課，憑學識搶奪學生。競爭非常激烈，卻仍然可以合作無間、相得益彰。
西南聯大始終堅持獨立辦學，拒絕做政治的附庸。甚至擋住了蔣介石強制推行的“三民主義”課程。即便在今天的很多校園，這樣的情形也是不可想象的。
諾獎得主、西南聯大校友楊振寧說：“一個好的體制，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西南聯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
正是這種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風格，吸引眾多名師教授和青年才俊雲集西南聯大，並甘願為之付出卓絕的努力。
中國的傳統知識重實用、輕思辨，對自然科學充滿了鄙夷的態度。科學精神、科學教育的落後，導致中國長期積貧積弱。
後幾十年，則是受蘇聯計劃思維的影響，只培養工具型的理科“專家”，將人文學科摧毀殆盡。這種對“科學”的狹隘理解，至今使國人深受其害。
然而西南聯大的培養方式，足以比肩全球最好的綜合性大學。聯大高度重視學生的通識教育，鼓勵學生們都能成為科學、人文兼具的通才，而不是一個知識狹隘的“專家”。
比如學校規定，文法學院的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學校對學生的轉系甚至轉校，都非常寬容。比如李政道是浙大轉來的；語言學家朱德熙，先是在物理系學了一年，卻為此感嘆“那一年讓我終身受益”。
這種重視真理與自然的培養方式，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每一個學子渴求真理、博古通今的學習願望。
由此觀之，西南聯大的成功，絕不是偶然。
為了讓學生縱覽古今人類知識，西南聯大還有一項硬性規定：不論什麼專業，有四門課都是必修的：《中國通史》、《大一國文》、《西洋通史》，還有《大一英文》。
身為中國學生，必修《中國通史》和《大一國文》不難理解，但所有學生都必修《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就非常值得說道了。
無論我們是否承認，人類學術早已是英語的天下。古今西方文明的所有知識，都已經翻成了英文。頂級期刊的文章，基本都以英文撰寫。
因此，即便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懂一點英語和西方歷史，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西南聯大對西方文化和英語教育的重視，既是一種遠見，也是一種胸懷。在國家存亡、民族危難之際，西南聯大並沒有陷入盲目排外的狹隘心態。
然而，處於和平年代的當下，卻時常有人叫囂““廢除英語教育”。相比之下，高下立見。
西南聯大校友許淵衝，是全亞洲獲得“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的第一人。他曾詳細描述當年上大一英文課的情景，並屢屢提及一本教材：“聯大八年來為國家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人才，沒有一個人不讀《大一英文》，沒有一個人完全不受英文讀本影響、不受潛移默化作用的。”
西南聯大英文課的魅力和作用，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