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被遺忘的“革命者”

一

他仍然覺得恐懼。被問起年輕時與同盟會的關係時，一口回絕，擔心滿洲人會報復他或其子孫。

這是一九六六年的馬來西亞的怡保市，距離辛亥革命已過去五十五年，不僅滿人早已失敗，推翻了滿人的同盟會亦已瓦解，它的繼承者國民黨被困於臺灣島上。

這位七十歲的李姓老人的憂慮，不無荒誕，卻給年輕學者顏清湟另一種歷史觸感。在東南亞的華人社群，政治、革命仍是某種禁忌，它通向不安。李老人的反應是普遍的。但當顏清煌轉化了視角，只問起他們是否接觸過孫中山時，他們立刻活躍起來，很願意提供自己或長輩們與這位革命者的資料。比起抽象的政治理念與組織，這活生生的個體更親切、不具威脅性。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顏清湟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實地調查，最終促成他完成了這本The oversea Chinese and the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我手上這本中文版翻譯成《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來自臺灣聯經出版社的1982年的版本，譯者遵循習慣，將新加坡稱作星洲。

很可能在蒐集關於晚清的資料時，我找到這本書。在這背後，是我對海外華人世界日益強烈的興趣。儘管人人皆知，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會構造了一個全球網路，孫中山說“華僑乃革命之母”，但這個網路如何構建，他們如何思考，什麼力量促使他們行動，他們又怎麼看待僑居地與母國的關係，怎樣處理自己的身份認同……在應對中國歷史時，我們常困於自身的故事，不願對外部因素加以注意，這反而使得我們的故事變得偏狹、殘缺。

當孫中山在1900年夏天初次抵達新加坡時，他不僅不受歡迎，且必須應對嚴重的外交事件。此刻，這裡最受歡迎的中國人是康有為。自1898年的維新失敗，他流亡海外，征服了很多海外華人的心。他正在說服新加坡的華人領袖丘菽園、林文慶支援他的“勤王”主張，起兵拯救受困的光緒皇帝，重啟改革，令中國重獲富強。

丘菽園（1873—1941），林文慶（1869—1957）

自1893年以來，孫中山一直試圖接近康有為，他們都有著革新中國的志向。康卻總在迴避孫，他先是覺得自己士人出身，要孫執弟子禮，接著覺得自己是皇帝之師，更不能與孫這樣的謀逆者為伍。儘管皆是政治流亡者、清王朝通緝的物件，他們卻選擇了兩個不同的道路，康只要幫助光緒復位，孫卻想推翻整個王朝。

孫中山仍試圖接近康。對於他的理想，這似乎是個恰當的時刻，義和團運動以及因此到來的外國干預，令清王朝處於崩潰的邊緣。倘若與影響力更廣泛的康有為聯手，很可能創造出新局面。這再次被證明為一廂情願，孫中山派出的兩位日本聯絡者，被康有為懷疑為刺客，被新加坡警方扣押。孫只得親自前往，動用他因倫敦蒙難而在西方世界獲得的聲名與網路，解救了他們。但殖民地總督並不同情他的努力，因為“作為一個愛國的中國人，正當中國面臨外國入侵的時刻，煽起新的騷亂是不明智的”，他驅逐了孫中山，並禁止他五年內入境。

這段小插曲也表明新加坡以及它歸屬的海峽殖民地，正處於一個轉折時刻。自1819年開埠以來，這個馬六甲海峽上的港口迅速興起，成為東南亞的貿易中心。中國人——主要來自福建與廣東——迅速湧來。中國的內部危機，不管是太平天國還是宗族械鬥，饑荒或是貧困，都推著人群向此的擴散。

不同地域的人佔據不同的職業，福建是米商、條幅、船伕、石匠等，潮州人則種植胡椒、甘密，米與布的小販、漁夫與小販，廣府人是木工、磚工、石匠、裁縫與鞋匠，客家人大夫人小商人、鐵匠、泥工、裁縫等，海南人幾乎都是店夥計與傭工。少數人抓住機會成為鉅富，大多數則為生存苦苦掙扎。無一例外，他們對於這個殖民地並無歸屬感，只等有朝一日回家鄉、光宗耀祖。

反叛的基因是本地的基因。早在17世紀末，失敗的反清鬥士就曾避難於此，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又將一批反叛者推到此地。洪門（它的另一個稱謂天地會），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英國人在表面上統治著殖民地，地下組織才更直接的支配著普通人，他們熟知大哥、白扇、草鞋這樣的頭銜，也瞭解焚香、歃血、結拜這些儀式。

康有為、孫中山的先後到來，意味著這個華人社會的政治意識的突然覺醒。他們的日常挫敗——在英國人統治下的屈辱感、異鄉的孤獨、日常生活的困頓與不安全——突然找到了一個明確的出口，它們皆是緣由中國過分孱弱，倘若能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他們就將重獲自尊。同樣來自廣東的康有為與孫中山，給出了不同的選擇。

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

二

我在福建街上閒逛，尋找20號門牌，南洋第一份革命報紙《圖南日報》的創辦地。那是1903年，尤列結識了陳楚楠、張永福。前者曾與孫文同稱“四大寇”的香港醫學院畢業生，廣州起義失敗後，就潛伏在新加坡，他以為苦力們醫治花柳病為業，並發展出自己的組織“中和堂”；後兩位則是本地出生的華人青年領袖，他們都曾深受維新領袖丘菽園、林文慶的影響，但他們也對康有為一派的方式感到不滿，認定必須採取更激烈的方式。

1901年至1903年，從上海到舊金山，支援革命的報紙與小冊子迅速增加，其中最著名的是18歲四川青年的鄒容的《革命軍》，他直截了當的詛咒滿人統治，宣揚仇恨、殺戮。這些報刊也隨著貨品進入到新加坡，擊中陳楚楠、張永福等青年的心。他們共同創辦的《圖南日報》，是這股新時代情緒的象徵，它開始在新加坡公然的標榜反滿、革命。

新加坡的初冬的傍晚，依舊潮溼、炎熱。這個港口城市，身處東方與西方的交匯之處，貨船、資訊、金錢的流動一刻不停，卻有一種奇妙的停滯感。樹木總是鬱鬱蔥蔥，空調使室溫恆定不變，半個多世紀以來，它的統治者始終是李光耀一家。

對我來說，新加坡曾是一個閃亮又可疑的故事。它的成功不必說，新加坡模式是很多官員、經濟學家眼中的榜樣，只領導五百萬人口的李光耀卻是世界舞臺上的巨人。但這個制度過分強烈的控制慾，從重罰吐口香糖的人到總理教導年輕夫婦如何增加夫妻生活、多孕育子女，你多少會覺得這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所大型中學，高瞻遠矚又嚴厲非凡的李校長為你事無鉅細的制定了一切規則，你只需遵循。那些玻璃幕牆大廈、整潔的街道、禮貌、溫和、高效又有些缺乏些色彩的新加坡人，似乎都在證明這套系統的正常運轉。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3日）

但你又覺得，有一種力量在湧動。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總被一種不停息的自我尋找之中，它是安全、富足，也是自由、尊嚴與自我表達。此刻的新加坡像是一塊歷史的飛地，動盪、貧窮、地緣衝突似乎都被隔絕在門外，人民似乎也將能量匯聚於一個更狹窄、以功利為考量的渠道中，這注定是暫時的。

炎熱與潮溼皆令我疲倦，我在福建街16號的一家小販中心坐下，要了虎牌啤酒，繼續翻閱手中的《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這印度的咖哩、馬來的酸甜、廣東的叉燒構成的小販中心，亦是新加坡的迷人一面。這種三元新幣也能吃飽的小販中心，既連線新加坡的過去——那是苦力、小販、鞋匠的世界，他們節衣縮食，吃最簡單的一餐；也與此刻的新加坡也密切相關，這個奉行開明專制的政府，既為普通人廉租房，也為他們提供廉價的食物。

小販中心

我猜，左側那座龐大的多層停車場，就是《圖南日報》的昔日地址，它會佔據一個小小的房間，瀰漫著革命思想與印刷機的油墨味。它也是激烈與孤獨的聲音，在彼時的新加坡，大部分華人處於一種非政治化的狀態，富有政治意識的主流又是清王朝的擁護者，急切的得到北京的認可，以授予榮譽官銜，光宗耀祖。而一小群不滿者中的大部分，又是康有為、梁啟超的追隨者，他們反對慈禧，卻是光緒的擁護者，他們需要改革，卻不需要推翻整個制度。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成為了革命理唸的支持者，他們要更勇敢、沒有負擔，不擔心失去什麼。更富有、也具維新意識的人支援了康有為、梁啟超，而孫中山贏得底層的民眾。

在閱讀這個時代時，丘菽園、林文慶這些殖民地精英人物引起我的尊敬，他們理解世界的趨勢，有著深切的關懷，有能力調動資源捲入其中；更感動的我確是那些底層民眾，他們被日常壓力所迫，卻在某一個時刻，突然捐獻出所有的財產，甚至不畏犧牲、加入起義。在吉隆坡，一位陳姓木匠，要供養一個七口之家，卻一口氣捐獻了12把椅子；另一位黃姓的工人，將自己的房子抵押，把款項捐給孫中山的起義軍。而他們中的很多人，熱血衝動之後，也要承受對應的犧牲與恐懼。文章開頭講述的李先生，仍被這種恐懼包圍著。

如今的新加坡，已很難想象，那種群情激憤的景象。我穿過夜市，翻譯成“登婆街”的Temple Street，中國城如今像是一個博物館，儲存了昔日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的生活與審美。你很難想象，它在20世紀最初的三十年，從維新、革命到五四運動，它曾經多麼的情緒激盪。1907年後，當孫中山被驅逐出日本，這裡成為整個海外華人世界的革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