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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修明
外賣大戰,愈演愈烈了。
年初,京東向美團宣戰,推出百億補貼、商家零佣金專案,劉強東本人更是親自下場,大談兄弟文化,挖美團牆角。
到7月,大戰更激烈了。
7月8日,京東外賣宣佈正式啟動“雙百計劃”,承諾投入超百億元補貼,承諾標杆品牌銷量破百萬。為了應對挑戰,7月5日,美團也發放大量大額外賣紅包券。
京東加入還不夠,淘寶也來湊熱鬧,淘寶閃購啟動總額高達500億元的補貼計劃,也想分一杯蛋糕。
毫無疑問,外賣行業,已經陷入無底線的價格戰中,各方都想靠低於成本的價格戰卷死對手,然後再獨吞整個市場。寧肯現在鉅虧,也要賭未來的長期回報。
極致內卷不僅出現在外賣行業,電車行業更是重災區。
01
2018年以來,中國電車遭遇了一輪又一輪洗牌。
新能源一直被政府視為“國之重器”和突破技術封鎖的利器。2018年以來,各地政府出政策、給補貼,都在扶持自己的車企。
華爾街日報報道,2018年,中國新能源整車製造商數量超過487家,造車企業數量出現井噴。
但2019年開始,產業政策的退潮、極致的價格戰,讓整個行業開始出清。
其中的佼佼者是比亞迪,比亞迪的車型價格一直在下降,從早期的10-20萬元左右,逐步下沉到6-10萬元市場。
價格下降固然有整合供應鏈、規模化製造的因素,但也有壓低上下游供應商價格的原因。
彭博社報道,2019年中國約有500家電動車企業,到2023年只剩100家左右,還有一些研究機構估算,2023年只有約40家整車製造企業還能維持正常運營,其中“造車新勢力”僅約10家。
McKinsey預測,到2030年中國電動車企業將減少到50家以下,預計能正常運營的將更少。
02
看到這,你或許會問和我有關係,這是行業內部的事情。
我要說,極致內卷的價格戰不僅威脅行業,還會影響每個消費者的利益,甚至會引起整體的產能過剩,導致經濟蕭條。
極致的價格戰會壓低整個行業的利潤,讓行業陷入囚徒困境,最終導致大家“都沒肉吃”,一起進地獄,最終牽連幾百萬名員工的生計。
就拿外賣行業來說,出過國的朋友都知道,中國的外賣太便宜了,費用已經低到不能再低,利潤十分微薄。
現在租金這麼貴,點外賣還能有各種補貼,實際上讓商家承擔了部分成本。
比如國家質監總局下屬的《中國質量萬里行》公眾號就曝光,某平臺的15-14活動,商家需要承擔5元。
哈爾濱電視臺稱,某外賣商鋪在平臺在日營收358元,但是需自行承擔27.2元的運費補貼、89.24元的貸款補貼,到手金額不過233.24元。
配送費一再免除、降低,最後代價遲早讓騎手承擔。
電車行業的情況更加嚴重。
5月,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就稱現在行業高度不健康,“汽車產業的恒大已經存在”。
一天後,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就發出了一份倡議書,鮮明指出:反對無底線的價格戰。協會痛批以無序降價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內卷式競爭,已造成行業效益的普遍下滑,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將整個產業拖入惡性迴圈的深淵。

連人民日報都發文稱:打價格戰,搞內卷式競爭,只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電車行業的狀況有多糟?路透社跟蹤33家中國上市車企的財務跟蹤,發現供應商付款週期已經從2019年的平均99天延長到2024年的108天。
其中比亞迪從2019年的81天延長到2024年的127天,吉利從139天升到193天,蔚來和小鵬分別是223天和237天。
《證券時報》指出,整車企業供應商採購價以每年10%到15%的比例持續下降。2024年汽車製造業整體利潤率僅為4.3%,2025年前4月下降到4.1%,低於全部工業企業的5.6%,更低於特斯拉等外國車企。
新京報稱,汽車行業零部件供應商淨利潤率已經從2015年的9%降到2025年一季度的3.8%。
以至於中國工信部、商務部從6月1日起強制大企業對中小供應商付款不超過60天。
價格內卷已經傷害了整個行業,再這樣內卷下去,遲早會到達一個臨界點,進而導致整個行業的崩潰。
除了行業受損,消費者也要買單。
無論什麼行業,很多成本都是剛性的,是不能再降低的,強行壓價只能降低質量。
前幾天就在三聯看到一篇文章,說女裝的質量越來越低,企業之間在營銷和價格上內卷,表面上服裝款式多、花裡胡哨,實際上料子越來越差、損壞越來越快。
比如外賣,大城市有實體店的餐廳,租金這麼高,他的外賣能壓到什麼價?如果他能做出8元的炒菜,那質量一定是不過關的,只能用不新鮮的肉和地溝油。
之前某平臺甚至推出了“1元奶茶”“零元購烤魚”,這樣的產品,你敢吃嗎?
汽車行業,以前賣20萬,突然變10萬,如果沒有大的技術創新,那隻能降低質量,比如將汽車高壓線束材料“銅改鋁”、縮減關鍵感測器數量、縮減玻璃厚度、排放和耗能不符合國家標準。
再這樣卷下去,這種暗中降低質量的行為只會越來越多,最後只會損害消費者的健康和權益。
除了這些微觀的影響,還有一個更大危機鮮有人注意。
03
就是社會整體性的產能過剩最終會導致大規模事業,甚至引發經濟危機。
1930年代,美國就因產能過剩而出現經濟危機。當時美國的汽車、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供給遠超市場需求。
農產品價格之低廉甚至無法負擔運輸和銷售費用,以至於企業寧肯倒掉牛奶也不願意出售。
1930年代美國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更是引起全球貿易戰,導致世界貿易額在3年內下降60%。
當時美國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普通工人沒有消費能力,因此國際需求的降低迅速加劇了危機。
企業沒有利潤就會大量倒閉,大量倒閉就會造成失業,失業人員沒有收入就會減少消費,企業的商品貨賣不出去,倒閉的企業就更多,美國當時就陷入了這種惡性迴圈。
雖然羅斯福靠著以工代賑、限制工作時間、提升工人福利、救助企業緩解了危機,但最終解決危機的是二戰帶來的外部需求井噴,是戰爭消化了美國過剩的產能。

如今的形勢和當年有相似之處,但如今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後果不堪設想,要想避免危機,恐怕必須要對企業競爭進行限制,這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如果企業再這樣壓低成本,“讓三個人幹五個人的活”,工作崗位就會越來越少。年輕人就會越來越沒有機會。
如果行業利潤率繼續下降,整個行業遲早遭遇大蕭條,無數企業倒閉,背後是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人的生計,生計受影響,消費和內迴圈怎麼辦?
尤其電車產業,雖然提供的崗位數量不如“老三樣”和房地產(服裝、傢俱、家電),但也提供了300萬個工作崗位,他們大都是大學生,我們該如何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
如果企業再這麼打價格戰,產品質量只會不增反降,最終損害的是消費者的權益和中國製造的口碑。
如果企業在這麼內卷下去,疊加愈加嚴酷的外部環境(貿易戰),很可能造成更多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
為了行業、為了無數個普通家庭、為了所有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政府、行業、社會必須合力監管無底線的競爭行為。
與其期望用低價卷死對手不如達成行業共識,找準自己的生態位,井水不犯河水,踏實做好自己業務內的創新,這對所有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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